我一直住在山东青岛这个大别墅里，三面环海，前后花园加起来得有个把亩地。月上中天的时候，海风吹着，浪花拍打着石岸，声音一阵一阵地传过来。
清晨五点，我就醒了。这么大年纪，睡不了懒觉。我喜欢这个点儿，海边亮堂堂的，太阳还没升起来，可天已经发白了。
这日子，换了谁都说好。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盼着女儿王梦妍回来，又怕她回来。她一回来就劝我：“妈，你这么大房子住着干啥？跟我去上海吧，我在陆家嘴给你买个小两居，楼下就是商场，啥都方便。”
我知道梦妍是好心。自打她爸走了，这大房子就剩我一个人。可我不想去上海，那地方虽好，却没有我和她爸的记忆。
今儿个整理东西，我翻出个旧木箱，箱子都快散架了。木箱里有个布袋，打开一看，竟然是块煤渣子。这煤渣子攥在手里，黑乎乎的，还带着些棱角。三十年了，它还留着当初的模样。
那是九四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在马套村教书，是个民办教师。村里就一所小学，四间平房，红砖大门上写着“马套村小学”几个大字，黑漆漆的，一看就有年头了。
我爹是村里的老教师，我妈总说：“咱家三代教书，虽说不富贵，可在村里有口碑。”我爹叫李大勇，我妈叫孙巧珍，我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李春生。
那年我二十岁，长得瘦瘦高高的，村里人都说我像我妈年轻时候。我妈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嫁给我爹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眼红。
我和王建军就是那年认识的。他是隔壁杨套村的，在县城开个小五金店。那天村里打井，他来送管子。我拎着水桶去打水，他正在井边摆弄工具。
头一回见他，他穿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手臂。他个子很高，晒得黑黑的，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李老师，打水呐？”他抬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愣了一下：“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李老师啊？马套村的才女，教书的名师。”他笑着说。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低下头，水桶在手里转来转去。他见我害羞，忙接过水桶：“我给你打。”
那水桶满满的，我要接过来，他不肯：“我送你回去吧，这么重。”
就这样，他送我回了学校。一路上，我才知道他叫王建军，今年二十三，是杨套村王德山的儿子。
从那以后，他常来看我。每个星期天，他都徒步十里路来马套村，风雨无阻。有时候带个油纸包，里面是县城新开的点心铺子的糕点；有时候带两本书，说是听人说我爱看书，特意去新华书店买的。
快入冬的时候，他来得更勤了。我爹总念叨：“这娃子实在，大冷天的，还想着给咱家劈柴。”
我妈也喜欢他，常说：“这孩子懂事，虽说开个小店，可人老实本分。”
可我大哥不这么想。他在县城开运输队，觉得王建军没出息：“开个破五金店，能有啥前途？妹妹要强，应该找个更好的。”
我妈却说：“你看看人家多老实，就算店小，也是自己当老板。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从来不空手。”
王建军来的时候，我总是躲在窗户后头看。他走路稳稳当当的，肩膀宽厚，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虽说是开五金店，可他的手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指甲里没有一点黑。
他爹王德山是个木匠，他妈赵敏在生产队干活。他们也反对我俩处对象，觉得我是教书先生的闺女，他家高攀了。可王建军不管这些，照样隔三差五往我家跑。
就在这年冬天，村里的煤迟迟没送来。我爹说这几年煤不好买，得等等。可这一等，就到了腊月。天越来越冷，地上的雪化了又结，结了又化，路上全是冰碴子。
我爹心疼我妈，让我妈多穿点。我妈却念叨：“你说咱家就剩这点煤了，得给春花留着。她天天在学校教书，回来得暖和暖和。”
那天早上特别冷，我穿着棉袄棉裤去学校。刚教完两节课，就看见王建军站在教室外头。他的肩膀上落满了雪花，脸冻得通红。
“建军，你咋来了？”我赶紧出去。
“听说你家没煤了。”他掸掸身上的雪，“我给你送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教室门口放着个麻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这是。。。”
“煤。”他说，“我从杨套村背过来的。那边刚到一车煤，我就去排队买了。”
我一下子就红了眼圈。杨套村到马套村，山路十里，这么重的煤，他是咋背过来的？
“傻丫头，哭啥。”他用袖子给我擦眼泪，“你看我这身子骨，背这点煤算啥。”
我这才发现他的手冻得通红，手套都磨破了好几个口子。那是他攒了好久钱买的皮手套，平时宝贝得不得了，今天就让煤块给磨成这样了。
“手套坏了。”我心疼地说。
“手套坏了好配，煤送到就成。”他笑着说，“你先上课，我把煤给你送家去。”
我看着他把煤袋重新扛在肩上，踩着积雪往我家走。他的背影很稳，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坚定。那天的雪很大，他的身影慢慢被雪花淹没，可我总觉得能看见他。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四点，他就起来排队买煤。买到煤后，他没等汽车，就这么一路背着煤，走了十里山路。路上他摔了好几跤，手都冻伤了，可他硬是一步一步走到了我们村。
那天晚上，我爹破例让他在我家吃饭。我妈蒸了白面馒头，炒了几个咸菜，又煮了一锅南瓜粥。我妈说：“你说这孩子，咋这么实在，这天寒地冻的，背着煤来。”
王建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给我夹菜：“你多吃点，瘦得跟个豆芽似的。”
我爹喝了两盅酒，脸红扑扑的：“建军啊，你是个好后生。”
我大哥没来，他媳妇打电话说他加班。其实我知道，大哥还是不同意我和建军的事。在他眼里，建军就是个小店主，没啥出息。
可我知道建军多能干。他的五金店虽小，可每天早出晚归，从来不偷懒。他说：“我这店，一年能赚个万把块钱。等再攒两年，咱就能开个大点的。”
那天之后，村里人提起王建军，都说他是个好小伙。连我大哥的媳妇都劝大哥：“你看人家多实在，这么大雪天给妹妹送煤，这比啥都强。”
转眼到了九五年，我和建军结了婚。没办酒席，就是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建军说：“等以后挣钱了，带你补办个像样的婚礼。”
结婚后，我辞了代课的工作，跟他一起打理五金店。建军教我认货，教我记账。我是教书的，学东西快。没多久，我就能一个人看店了。建军就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货。
九八年的时候，我生了梦妍。那时候，建军已经把店面扩大了一倍，又开始做建材生意。他跟我说：“咱闺女生在县城，得让她过上好日子。”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零五年的时候，建军看准机会，跟人合伙开发了个小区。那时候，房地产刚起步，很多人不看好，可建军相信这行能做。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拿到商品房钥匙时的样子。他捧着钥匙，眼睛亮晶晶的：“春花，你说咱是不是也该买套房？”
我说：“咱这不是有房子吗？”
他摇摇头：“那是租的。咱得有自己的房子，要大的，亮堂的，让你和闺女住得舒服。”
就这样，我们买了第一套商品房，一百二十平米，三室两厅。搬家那天，建军特意请了搬家公司，自己却还是忙前忙后。
他说：“你坐着歇会儿，让我收拾。”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新房子的大床上，他突然说：“记得那年给你送煤吗？”
我点点头。
“那时候想着，要是能让你住上大房子该多好。这不，梦想成真了。”
梦妍慢慢长大，建军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一五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建筑企业家了。我们搬进了大别墅，买了豪车，请了保姆。
可建军的习惯一点没变。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工地，晚上九点才回家。他总说：“咱家能有今天不容易，得继续努力。”
我劝他：“咱家现在不差钱，你也该歇歇了。”
他摇头：“不行，还得给梦妍攒嫁妆呢。”
二二年那年，建军走得特别突然。那天他还在工地上忙活，说是要赶在春节前把工程收尾。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还跟我说：“明天去买些年货，咱闺女要回来了。”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他人就没了。医生说是心梗，发病太急，没抢救过来。
梦妍从上海赶回来，哭得眼睛都肿了。她说：“爸爸这一辈子，太辛苦了。”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双旧手套。那是三十年前，他给我送煤时戴的那双。手套都破了，还沾着煤渍，可他一直留着。
柜子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我们结婚那天照的。照片上的建军，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笑得特别灿烂。那会儿我们穷，连结婚照都是在照相馆门口照的，可他的眼神里满是希望。
去年夏天，梦妍从上海回来，看我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就劝我搬去上海。说是在陆家嘴给我买了套房子，楼下就是大商场，特别热闹。
我没答应。这房子虽大，可处处都是建军的影子。客厅的沙发，是他特意从广东订的；院子里的果树，是他一棵一棵种下的；书房的书柜，还摆着他常看的那些建筑杂志。
每到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年他给我送煤的样子。那时候，我们住在砖瓦房里，炉子上总是热乎乎的。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可每天晚上，他都会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他的梦想。
现在我住在这偌大的海景别墅里，冬天再也不用为煤发愁。可我总觉得，那个飘着雪的早晨，他背着煤块，踩着雪，一步一步往我家走的样子，比什么都温暖。
梦妍说我不会享受生活，说我守着这么大的房子，成天想些没用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到下雪天，就想翻出那块煤渣子，那双破手套，那张泛黄的照片。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建军。梦里的他还是那个穿灰色确良衬衫的小伙子，背着煤，在雪地里走。我问他：“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
他笑着说：“咱赚钱，不就是为了不让你再受苦吗？”
我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我摸摸身边空荡荡的床铺，突然特别想回马套村看看。
村里的老房子还在，就是破旧了许多。我站在门口，仿佛又看见年轻的建军，站在雪地里，肩上扛着煤袋，对我笑。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觉得，那才是最富有的时候。
邻居老刘婶看见我回来，热情地拉着我说话：“春花啊，你这日子过得真好，大别墅住着，啥都不愁。”
我笑笑没说话。是啊，现在的我住在大别墅里，开着豪车，存款上千万，可我宁愿回到那个雪天，那间不大的屋子，那个简单的年代。
梦妍昨天又打电话来，说月底要回来看我。我知道她还是想劝我去上海，说是那边医疗条件好，我这个年纪得有人照顾。
可我就想在这住着。这房子虽大，却装着我和建军一辈子的记忆。那块煤渣子，那双手套，那些泛黄的照片，都在诉说着我们的故事。
晚上，我又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海风吹来，咸咸的。我望着远处的海面，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那个踩着雪，专门给我送煤的小伙子，知道我现在这样想他，会不会笑话我太傻？你们说，我这样是不是太不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