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立国以后，东西南北各地都存在隐患。不过，西、北隐患与东、南隐患性质不同。西方和北方都是渐趋荒凉之地，周人没有任何兴趣，只是采取守势，防范入侵；东方和南方则是资源丰富之地，周人不但要消除隐患，还要进入江汉平原，接管其资源。
因此，西周前期最重要的两大要务，一是平定东方叛乱，二是南征江汉。这一讲，我们就接着汉江中游邦国支持周人伐商，梳理一下西周王朝与江汉荆楚的关系。为了说清来龙去脉，我们得从长江中游族群讲起。
长江中游的文明序列，现在已经很清楚。从城背溪文化到大溪文化，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从石家河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一段接一段，线索很明显。考古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判定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人群，就是文献中提到的三苗。
不过，根据先楚研究专家程涛平的研究，不能将石家河文化人群与三苗直接划等号。他认为，石家河文化人群乃传说中的祝融部落，祝融部落随着石家河文化北上一分为二，北上的分支成为祝融八姓，其中一支即楚王室的芈姓，留在江汉平原的南支，则演化成了三苗族群。
这样说来，楚王室先祖应该是从江汉平原北上的，与三苗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两者拥有共同渊源。进而言之，楚王室在北方历经夏商两代，接受了中原文化千余年洗礼，但骨子里仍残留着南方基因。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楚王室不受中原诸侯待见，去理解他们供奉南方大神祝融，并与三苗后人合流，确实会让人豁然开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来说江汉三苗族群。留在江汉的三苗族群，四千年前遭遇了灭顶之灾。洪水泛滥，华夏南犯，三苗族群在双重打击之下趋于崩溃，部分被强制迁至西北三危，部分撤向湖南、巴蜀甚至大西南。留下的经过数百年分化重组，又形成一个新主体族群。
这个主体人群无法再保持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被迫接受了中原龙山文化，尤其是来自河南南部的煤山类型。根据尹弘兵研究，其聚居区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丹江地区，另一个是汉东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族群临近中原，较多接触中原技术和文化，所以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江汉平原新主体人群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不知道他们自称什么。从甲骨文来看，商朝称其为“楚”，周初也称其为“楚”，俗称楚蛮。大约从周昭王开始，周王室转而称其为“荆”或者“楚荆”，俗称荆蛮。
蛮即苗，苗即蛮，两者同音异译，荆蛮就是荆苗，后来蛮才具有了粗鄙、没文化的贬义色彩。在此，我们沿袭惯例，将这个江汉平原新主体人群叫作荆蛮。
参照考古研究可知，商朝建立不久即南下武汉北岸，建立盘龙城军事据点，控制了长江中游两岸。江汉平原东部完全落入商人手中。程涛平认为，荆蛮族群惨遭商人驱逐，先是被迫迁到了江西吴城，继而又逃往了湖南炭河里。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商代风格的青铜器。
按照这种看法，荆蛮似乎完全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且接受殷商铸造工艺，吴城和炭河里遗址的青铜器，都是他们制造的。我觉得这个看法想象成分太多，不太可靠。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属于商王朝严格掌控的战略技能，不可能轻易传给荆蛮。即使荆蛮掌握了青铜冶炼，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商人的工艺和审美。
比较符合事实的推断是，盘龙城殷商贵族征服汉东荆蛮，迫使他们成为了自己的附属。荆蛮主体仍然待在原地，没有向南奔逃。即使奔逃，也是少数贵族。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晚商为何再度征讨荆蛮。
公元前14世纪，商王室九世之乱后，南方盘龙城同步衰退，13世纪末基本人去城空，荒凉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汉东荆蛮可能趁机脱离了商王朝控制，开始自主发展，甚至骚扰殷商南疆。根据《竹书纪年》和《诗经·商颂》，武丁中兴以后，商王朝大军曾再度南下江汉，征伐荆蛮。
当然，武丁率军南征时，肯定不会只攻打荆蛮。从南阳盆地到汉江中游，再从汉西和汉东地区的沿途族群，都有可能成为了商王朝的征讨对象。因此，当周人克商时，汉江中游的庸、卢和彭，汉西地区的濮，甚至可能包括两支荆蛮，都不远千里赶去牧野支援，便是非常符合情理的事。
然而，江汉平原人群恐怕都没意识到，北方夏人和商人征伐他们，不是纯粹出于贪婪或者仇恨，而是更多源于地缘政治。长江中游盛产大米，又蕴藏着丰富的青铜资源，这决定了无论谁当中原霸主，都会迫不及待地控制长江中游，至少要占领江汉平原。夏人如此，商人如此，周人同样不会例外。
周王室掌控中原以后，立刻马不停蹄赶赴南阳盆地、汉江中游和随枣走廊。南阳南部的殷商旧属邓侯，赶紧倒戈归附周人，荣登武王第一批分封名单。邓国的领地，几乎囊括了南阳盆地的南部。这意味着，南阳北部应该也成为了周人附属。
邓国西北临的丹江下游，属于上文提到的西部荆蛮所在地。到了周公辅佐成王时，似乎已经成为周人囊中物。周成王想起了曾经辅佐祖父的鬻熊家族，抑或经鬻熊曾孙熊绎主动请求，遂将丹水与淅水交汇处的荆蛮之地交给了熊绎家族。所以，《史记》说周王室“封熊绎于楚蛮”。
也有资料说，楚人先祖很早就从中原迁到了丹江下游。如果此说为真，那就是周成王承认了楚王室合法性，给了他们一个名分。再进一步推论，楚王室早已成为丹江下游楚蛮的一份子。
当时，周人还沿袭殷商习惯，称荆蛮为楚蛮。很自然地，丹江下游被视为楚地，熊绎家族获国号为“楚”。大概是为了与楚蛮相区别，周王朝此后便改称汉东楚蛮为荆蛮。“楚”成了周封国的专称。
十堰之地的庸和彭，襄阳之地的卢，早就归附周人，不必多言。令人诧异的是，从考古挖掘来看，他们东边的随枣走廊，竟然也被周王室快速拿下了。随州东部的叶家山遗址，出土了三代曾侯墓葬，皆为西周早期南宫家族的高等级随葬品，证明此处乃西周初年曾国封地。
曾国的主人，是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家族。南宫家族姬姓，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又在翦商大业中立下大功，属于周王朝的重臣。周武王显然是让南宫家族南下，镇守通向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
随州西部，也就是曾国的西邻，是被迫南下的殷商旧部鄂侯领地。他们能够在周人嫡系旁边立国，说明其已经投靠周王朝，成为周王朝一份子。
这样看来，早在周人立国之初的武王、成王父子时代，北方中原政权已经南下，控制了南阳盆地、汉江中游、丹江下游和随枣走廊，对长江中游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上一讲说过，南阳、襄阳和随枣，既是中原政权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江汉平原防范北方南侵的门户。后来，南宋吕文焕死守襄阳城，就是为了避免蒙元长驱直入。事实上，襄阳失守以后，南宋确实无险可守，应声倒下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想象得到汉东荆蛮族群的愤慨：你们周人克商时，我们不远千里给予支持，没想到你们却恩将仇报，直接占领了我们的门户，将我们置于随时灭亡的境地，实在是目中无人，欺人太甚！
然而，对于周王朝来说，扼守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只是藩屏中原的最低战略目标，他们的最高南向战略，是完全吞并长江中下游，将其变为自己的粮食产地和青铜原料产地。换言之，他们还会向江汉平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果不其然，等到成王、康王奠定王朝根基以后，第四代的周昭王便迫不及待地兵指江汉荆蛮了。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界长期存在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错觉，以为周昭王攻打的“楚”，乃是他们分封在丹江下游的楚国。其实稍微一想，便知道这是搞混了“楚”的含义，不可能的事。
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分封楚国当在平定东方叛乱之后。咱们取个中间值，应该在公元前1030年左右。周昭王南征，则应为公元前985年至前977年之间。这意味着昭王南征时，熊氏家族立国才半个世纪。
他们会在半个世纪内，强大到令周天子提心吊胆，必欲御驾亲征吗？楚国作为外来人，能安抚好土著楚蛮，解决好水土不服，就非常不错了。再者，即使楚国确实变强，丹江下游又没有什么战略资源，值得周昭王兴师动众吗？
以程涛平、尹弘兵为等代表的湖北学者，已经指出了“昭王征伐楚国”的虚幻性。他们明确指出，周昭王讨伐的不是楚封国，而是汉东的楚蛮之楚，也就是江汉荆蛮。周王朝的战略目标，是征服汉东荆蛮、掌控两湖平原。
大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在宗周集结六师大军，宣布向南巡狩。宗周六师浩浩荡荡，没遇到实质性阻挡。不过，最强大的荆蛮以及长江以南族群似乎并未归顺，所以三年后和八年后，周昭王又两度率军南下。
从绝对实力来说，汉东荆蛮当然不是周人六师的对手。不过，就像后来曹操大军攻打孙吴一样，北方军队习惯陆战、不谙水性，到了河流交错的江汉平原，尤其是汉东地区，犹如雄狮入水，长处都变成了劣势。
其结果是，周昭王第二次征伐渡水时遭遇恶劣天气，丧失了大部分军队；第三次征伐渡水时，昭王及一般贵族直接掉入水中，葬身鱼腹了。雄赳赳气昂昂昂的宗周六师，更是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这一下子，南北双方关系彻底成了死结。江汉族群要保家卫国、痛击侵略，中原王朝则要报仇雪恨、一雪前耻。昭王之子周穆王不惜一切代价，调集中央直属和诸侯部队，最终击溃了荆蛮。荆蛮被迫投降，成为周王朝的附属。
程涛平的研究显示，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曾调集荆蛮武士北上，在千亩附近打击不断骚扰边境的姜戎，结果一败涂地，荆蛮武士死伤殆尽。杨宽认为周王室不是在千亩之战，而是在另一场战役中丧失了南师。不管怎么样，荆蛮族群的年轻壮丁，都在周王朝对外作战中被消耗掉了。
如果事情到此，便像电影一样宣告结束，那就只能算是江汉荆蛮的一曲悲歌，除了令人惋惜，不会让人感觉荡气回肠。然而，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电影更出人意料，更曲折离奇。
当江汉荆蛮族群偃旗息鼓之时，丹江下游不起眼的楚国出场了。他们的出场，不仅扭转了江汉荆蛮命运，改变了江汉平原面貌，而且一度让长江中游重新走上了东亚文明与武力之巅
前文讲过，楚王室芈姓熊氏家族，本来是北上的祝融部落后裔。程涛平甚至考证出，他们曾长期居住在河南巩义花地嘴。浸淫中原文化千余年，其文明程度自然远远高于江汉地区的荆蛮。
不过，获得分封、偏居一隅的周王室，在周王朝诸侯的聚会应酬中，注定是一个受人鄙视的三流角色。其他诸侯不是周人家族子弟，便是功臣姻亲、圣王后裔，楚人先祖算是什么呢？他们是从南方北上的祝融后裔，既与周人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也没有为周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不管是他们的先祖鬻熊是文王的老师，还是文王的火师，总之都是周王朝的点缀。
这样不足道的资本，很难让他们在周王朝内部抬起头来。事实上，不必说周天子，即使东方诸侯，也根本没正眼看待楚王室。在他们眼中，楚王室就是楚蛮，不懂规矩，不配参加中原文明圈。
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成王在岐阳主持诸侯会盟时，拒绝让熊绎参加仪式，而是让其与狄夷鲜卑一起守燎，负责苞茅缩酒。这根本是仆役所做的事情，明摆着没把楚王室放在眼里。
受人鄙视、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应该让早期的楚国王室憋了一股气。他们既要忍受中原诸侯的白眼，低声下气地伺候周天子，又要出兵出物协助王室南征，可谓一肚子的怨气与怒气。
危机与生机从来都是相伴相生。从历史来看，受人歧视和排挤的族群，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反抗中爆发。商人、周人先祖都是屡遭坎坷的小部落。后来称霸希腊半岛、西亚和北非的马其顿，也曾长时间受尽古希腊人鄙视，无法参加古希腊城邦盛会。
楚王室的可贵在于，他们将怨气变成了隐忍，将怒气变成了倔强。根据史料记载，楚王室辟居荆山，筚路蓝缕，开辟山林，在丹江下游度过了百余年沉潜时光。百余年中，楚国由于协助王室南征，而得以窥探江汉平原之究竟。同时，他们的人才储备、文化底蕴和军事实力，都在悄悄地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公元前9世纪末，《史记》记载楚国第六代子爵熊渠，已经趁着周天子实力衰落，分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为句亶王，地在今天荆州附近；次子为鄂王，地在今田武汉附近；幼子为越章王，地在今天鄂皖之间。
有学者觉得这则史料有误，不符合情理逻辑。熊渠作为周天子分封的子爵，称诸侯王已经是大大僭越，他竟然封三个儿子为诸侯王，这不等于他以天子自居了吗？这确实不符合情理。也许太史公真如学者所言误读了史料，熊渠三子的“王”可能是一种尊称，而不是政治名号。
不管怎么说，这则史料能折射出楚国的崛起。他们的触角已经深入江汉，甚至成为了长江北岸的主导。更重要的是，受尽周王室摧残的江汉荆蛮，为了发泄内心愤怒，可能蜕变为了楚王室拥趸。无论是丹江下游的荆蛮，还是汉东的荆蛮，都变成了楚王室坚实的群众基础。
接下来上百年，周王室每况愈下，搬迁到成周以后，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没有了周王室约束，楚王室彻底成为江汉霸主。公元前704年，楚子熊彻邀请南方邦国到沈鹿会盟，那些原来从属于周王室的邦国，如巴、庸、濮、邓、绞、轸、申、贰、郧、江等，都乖乖地当了小弟。
沈鹿会盟以后，熊彻不再以周王室分封的子爵示人，而是径自称王，此即楚武王。程涛平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号改换，其背后实隐含着重要信息，即楚封国与荆蛮族群的联合。自称为王的楚国，不再是周天下分封的诸侯国，而是楚王室与荆蛮族群组建的联合国家。
换言之，新楚国的出现，标志着北祝融芈姓后裔与南祝融荆蛮族群的完全合体。芈姓熊氏长期接受中原文明熏陶，拥有文化、农耕、组织、人才、战略等优势；江汉荆蛮则具有土地、人口、作战、青铜资源等强项。
这南北两大族群的融合，决定了新楚国必将充满生机、快速崛起，在即将到来的春秋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