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的学者都对东方持有偏见。他们的批评声主要集中于三点：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哲学、中国人缺少反抗精神，奴性太重。在西方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古中国的大门后，在中国设立了以他们的文化为基础的大学，以科学文化带社会文化，强推他们的价值观。所以，现在一些主流学者，通常也都持有这一观点。但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这恐怕就要看看中西双方的文化分歧了。

首先是，中国人是真的没有信仰么？信仰，根据一些学者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对于某人、某物和某个事件和未来，一种毫无保留的相信。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确实差异巨大。

西方的文化中，始终以宗教信仰为核心。不管是希腊神话、埃及神话、北欧神话等多神崇拜，还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崇拜，反正就是要有一个神。而有了神，自然就有了宗教。而有了宗教，尤其是一神宗教之后，排他性就出来了。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因为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战争。在他们的眼睛里，不相信他们的神，就是“没有信仰”。

相比起西方，东方人的信仰更加广泛，也更加包容。从殷商时期的鬼神崇拜，到周朝以后的祖先崇拜，乃至后来的佛教、道教，就没有过纯粹的一神教崇拜。所以，中国人的宗教观，历来是包容的。而包容的结果，就是几种宗教相互磨砺，在大师的辩证研究之后，形成了中国人“什么都信，什么又都不信，什么有用信什么”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必然没有西方宗教一样的排他性。所以，一旦无神论开始普及，中国人就很容易抛弃宗教。

但是，抛弃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中国人除了神之外，还在乎自己的名声、荣誉，以及未来。为了名声和荣誉，中国人必须要行得正走得直；为了未来，中国人必须要奋斗。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神来帮我们，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中国人相信时代，相信自己，自强不息。而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无所不包，又无所盲从，最终还是靠自己去打拼。听上去虽然虚无，但是中国人的信仰，却比西方的宗教信仰更加实际和纯粹！

至于没有哲学一说，那就更是子虚乌有了。西方的哲学，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为先导，有研究社会的，有研究人性的，也有研究自然的，流派很多。但是，这些哲学家，基本都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主要的思想靠对自己想法的不断锤炼。虽然不能说不精深，但是总有些脱离实际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一些基础，我们一般人很难看懂西方哲学。

而东方的哲学，从根上起就和西方不同。东方的哲学的爆发点是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诸子百家，其中涵盖有类似西方哲学一样研究虚无的，但更多的则是研究实际问题，也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相处技巧。至于那些虚无的话题，比如说人从哪儿来等等，中国的几大哲学流派基本不去研究和讨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和实际不沾边的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必要去研究的。

中西两种哲学流派研究的方向不同，这在中国这个包容的社会来讲并不奇怪，完全可以和谐共处。但是，有着严重排他性思维的西方，却不能理解东方哲学，更不能允许东方哲学存在。所以，各种曲解、臆断和指责就产生了。于是，也就有了“中国人没有哲学”的说法。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哲学，而是中国的哲学，西方人不懂，更害怕懂。

至于说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奴性太强，这更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污蔑，只能说明西方的双标和狭隘。这一点，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明显地表现。

在秦朝之前，中国是真正的“封建制”，受限于自己的实力和统治手段，作为天下名义共主的天子，实际上无法对底层社会实现有效统治，于是就有了集治权、法权、兵权于一身的诸侯。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权力并不集中，各个诸侯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也都不足，所以王朝的统治时间较长，商朝有六百年，周朝有八百年。

但是在进入帝国时期之后，随着中国统治者权力的集中，王朝的持续时间就开始变短，能持续三百年以上的统一王朝基本没有，只有两汉加在一起，才勉强打破了这一魔咒。王朝的更迭，在唐朝之前，还有着一些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感觉。但是从宋朝开始，这种王朝的转换，就基本是砸烂前朝的一切，重新进行塑造了。而王朝的更迭期间，往往是农民起义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上，波及天下的大型农民起义就有五十多次，小规模的“民变”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只要是统治者有压迫，就会有相应的反抗。而统计起来，执法不公、土地兼并、极限的民力消耗，都是民变或者农民起义的主要导火索。而一些起义领袖提出的口号，也能很好地体现他们的诉求。比如说宋朝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明末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直指统治者的反抗行动，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同时，这些反抗行为，也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逼到没有活路而被迫反抗”，有的时候，即使是预期的危险，也会造成民变。就好比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隋朝的杨玄感、宋朝的侬智高、方腊等等，他们在领导起义之前，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是预期到了危险，振臂一呼便群起响应。而最终农民起义的高失败率，不过是由于自身水平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王朝被推翻时的彻底性，以及不过三百年的时效性，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王朝存续期间频发的农民起义、兵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的老百姓是富于革命精神的，并非西方人所指责的充满“奴性”。

而反观西方的情况呢？以欧洲为例，其实在几千年里，欧洲的王朝就那么几个。早期能和汉帝国分庭抗礼的罗马帝国，存续了将近五百年；这之后的拜占庭帝国，存续时间更是达到了上千年。王朝的“稳定”，确实是中国的那些帝国王朝所不能比的。但是，这又恰好证明，在西方，那些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反抗精神。

其实，欧洲长久以来，和中国的商周时期很相像，都是小国林立，互相攻伐。所以，他们才是“封建制”，而中国并非“封建制”。而能够将这些小国团结到一起的，中国是使用宗法和“天下共主”的称号，而欧洲则是使用宗教和神权。中国的“君权神授”和“天命观”，好歹还在老百姓和神之间插入了一个君主，对老百姓的精神压迫较少。而欧洲直接用宗教来压制民众，则显得更加粗暴和蛮横。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思想都很不开放，甚至布鲁诺说地球围着太阳转，还要被烧死。

在欧洲的封建时期，是否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答案是：有，但不多！首先，就是他们的国家太小，人数太少，形不成合力；其次，就是欧洲农业低下的生产力，让社会处于一种病态的平衡阶段，统治者和农民之间还留有一丝压迫的底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宗教压迫。贵族通过血统和战功，从国王那里拿到封邑的统治权；再通过向教廷的捐献和效忠，拿到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所以，反对贵族也就是反对神。普通的老百姓，有谁会去反对神吗？这恐怕不敢。

至于那些比较有名的欧洲农民起义，比如说瑞士山民起义、威廉退尔起义、阿森彼得起义等等，和中国的农民起义相比，也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都是被压迫之下的反抗，以及预期到危险的先下手为强。在这方面，欧洲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革命精神”。

而这种反抗开始频繁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欧洲社会出现大变革、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从贵族手里抢到地位和权力，所以运用自己娴熟的手腕，在背后推动工人和农民，反抗传统的贵族。所以，自从英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反抗开始变得多了起来。其实，这并非是所谓的什么“革命意识”，而纯粹是因为有人在刻意挑唆。

应该说，欧洲的这种情况，和中国两汉魏晋时期，士族和新兴宗教起义者的争斗、两宋时期朝廷和新兴商业者之间的斗争，情况是差不多的。农民、工人等无产者，其实都是被资本家推上前台的工具。也因此，资产阶级的革命纵然成功了，最终的权力也没有回到无产者手中，而是继续被有钱有势的“新贵族”所把持。

至于说“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这一说法，并不只是一种偏见和蔑视，更是一种阴谋的低吟。如今的欧洲，已经消耗掉了自己抢劫而来的财富，还有自己战略上的强势地位。生产力难以维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凸显。而偏偏欧洲的那些民众，又习惯了高福利、低付出的生活，所以动不动就游行示威，搞得国家的领导者很没面子。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也将中国搞成他们那样，好让自己维持住一些产业上的优势，以及一丝颜面。

其实，中国人民确实不缺乏反抗精神，而是相比起欧洲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来说，中国人更加理性，也更加懂得自律。人是国家的一份子，在保证自身温饱的情况下，服从于国家的大战略，这一点无可厚非。也正是这一点，让中国在清朝之前一直在科技和国际战略上，一直优于西方。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有序的古代文明。反抗精神是一种应激的武器，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可以净化我们自身；但是如果动不动就乱用，就会成为混乱之源。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标准，不劳外国人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