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长征路上，红军离开遵义城后，如同一条蜿蜒的巨龙，散落在云贵边界的大地上。突然，敌机飞来，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敌人误打误撞地选中了红军休养连作为攻击目标，而贺子珍就在这支队伍中。

贺子珍一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大声呼喊：“快快快，所有人散开，快把伤员隐蔽起来。”没来得及行动，一架敌机就俯冲下来，投弹结束后又要进行一轮扫射。

贺子珍见到一名担架上的受伤干部，因担架员的牺牲而无法转移，正手脚并用、艰难地在地上爬行。敌机就要扫射到，他已经来不及避开。说时迟那时快，贺子珍没想太多，直接一个箭步扑过去，用肉体保护他。

这位贺子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保护的干部，正是前面在娄山关一战负伤的红军团政委钟赤兵（缩编前是师政委）——55年得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

毛主席派到贺子珍身边照顾她的警卫，连声喊她快去林子里隐蔽，贺子珍置若罔闻。敌机袭来，贺子珍扑到钟赤兵身上前，许多察觉到她有危险的人，都大声喊着：“贺子珍隐蔽，贺子珍快隐蔽啊！”她仿佛什么也听不到，眼里只有危在旦夕的钟赤兵。

贺子珍尽量用后背接下敌机的炸弹和机枪，在全身一阵剧痛后，便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失去了知觉。毛主席的警卫员连忙去背起贺子珍，尽量轻放到担架上，再转移到安全稳妥的地方。

军医闻讯赶来，查看贺子珍的伤口，发现她伤得不是一般重：头、上身、四肢，中弹17处。由于条件有限，没有真正的麻醉剂，只能掰开她嘴巴，强行喂点止疼药进去，然后进行简单的取弹手术（部分弹片直到她去世火化，才被发现）。

贺子珍一连昏迷四天四夜，一醒就嘱咐照顾她的护士和毛主席派来的警卫员：“不要让毛主席知道我负伤了，他很忙，我不想他再操心这种事。”

贺子珍不想增加部队的负担，所以准备留下，在老乡家养伤。她的想法跟干部休养连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了。恰好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听说这事，前来看望。

贺子珍艰难开口，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并希望他暂时不要告诉毛主席。贺子珍认为毛主席重新复出掌权不容易，而且他当时正在前线指挥，进行红军的存亡之战，最好不要分心。

毛泽民闻言心疼不已，劝道：“这怎么行，你是大哥的妻子，你的去留大哥有知情权。更何况敌人要是知道你是大哥妻子，留下肯定活不成的。”

毛泽民知道贺子珍的顾虑，便安慰道：“大嫂，你放心地跟我们走吧，增加不了多少负担的。只要我们还活着，背也要把你背走！”

贺子珍没有想错，毛主席确实在前线进行紧张且重要的指挥工作，可是他一收到贺子珍重伤、可能会留下的消息，就立即发去电报（要事在身，没法立即脱身），坚决表示不能把贺子珍留下，死也要把她抬走。

毛主席还把红军中医术最高明的傅连暲派去，让其带上一些药去给贺子珍治疗。电报发出的次日晚上，毛主席带上3名警卫，提着马灯摸黑赶去贺子珍的宿营地。

看着昔日朝气蓬勃、英勇善战的巾帼妻子，如今躺在床上痛苦地紧闭双眼、脸上毫无血色，毛主席不由心里一痛。他轻声呼唤贺子珍的名字。

听到熟悉的爱人声，贺子珍醒了。她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她想跟毛主席继续走下去、继续革命下去，但她负伤了，成留下更好的累赘了。

贺子珍想法不改，仍劝毛主席留下自己。毛主席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不好。”

毛主席有些埋怨贺子珍负伤的消息，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自己，更担心她的治疗因此被耽误，出现生命危险。但得知这是贺子珍要求的后，他没有了其他感觉，只剩下感动和心疼。这就是为什么，贺子珍负伤昏迷数日，毛主席“不闻不问”的原因。

贺子珍不是毛主席的第一个爱人，但绝对是毛主席最爱的人之一。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他们共患难十年之久，携手度过人生低谷。

曾经那么艰难没有希望的日子，贺子珍都没有丝毫怨言，如今她负伤了，毛主席怎么做得出抛下她不管的事。

毛主席看望贺子珍，两人没说几句话，贺子珍就又昏迷过去。这样时醒时昏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由于没有麻醉剂，也没有太多止痛药，再加上被人抬着走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上，在没有恢复的日子里，贺子珍经常痛得要死要活，但她始终没有痛呼吭声。她总是咬牙强忍，防止影响到其他同志的休息和部队的士气。

负责照料贺子珍的警卫，发现她的额头时常有汗珠，擦完又有，擦完又有，最后带着哭腔劝道：“大姐，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吧，喊出来舒服点。”

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贺子珍对毛主席心怀感恩之情，说他救了自己一命。她没有因为彼此是爱人，就把这当作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