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事儿就像本活生生的教科书。”出些历史书，能让大伙儿对过去的事儿、那些历史人物看得更明白。而且，大家还能从里面学到真实的东西、明白些大道理。
特别是近代中国这一百年来遭遇的苦难历程，我们向来直面不躲，也没法避开。只有清楚了那段过往，我们才能记住历史，缅怀先烈。
很多革命先烈的孩子，因为受到长辈经历的影响，对打仗那时候的事情知道得特别清楚和深入。于是，他们就把自己了解的那些事情记录下来，好让以后的人们也能明白那段历史。
《过往岁月不忍忘》这本书，在2010年9月1日和大家见面了，它的作者是革命后代阎明。阎明的老爸，过去可是副总参谋长，名叫阎仲川。
阎明在书里提到这么一句话：
这可不是啥编出来的小说，全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儿。
阎明为了写好这本书，特意去找了很多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人。他一一向他们打听事情的真实情况，费了好大劲。最后，他写出了好多篇文章，里面讲了朝鲜战争、四野等等的事情。这样一来，大家读了他的书，就能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了。
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的副头儿阎仲川，接到命令去朝鲜打仗。在那场战斗中，阎仲川可真是捡回了一条命。
1952年年初有天，阎仲川他们一伙人开车过鸭绿江桥。谁承想，车刚上桥，敌机就猛地冲过来，对着桥上的车一顿狂轰滥炸。
鸭绿江上的那座桥仅容一车通过，车辆得排队依次上桥，想掉头撤退那是没门儿的事儿。大伙儿只好咬紧牙关，猛踩油门，一股脑儿地往前奔。
就在这时，敌人的一架军机扔下的炸弹，在阎仲川坐的车前头爆炸了，他可真是死里逃生啊。
抗美援朝那会儿，阎明的姥爷孙继述可是立了大功。孙继述是从沈阳电报学校出来的，一直在邮电这行当里摸爬滚打，积累了好多年的老经验。
为了跟朝鲜沟通顺畅，邮电部做了个决定，得赶紧修好中朝之间的通信线。这活儿就落在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肩上。他们商量了下，很快组织起一支专门修长途电缆的队伍，孙继述也是其中一员。
没多久，他们就接到命令，得赶紧去前线，修理那些战争给弄坏的电缆。到了1952年2月份，这修理的活儿总算是圆满搞定了。
1952年7月6号，阎明呱呱坠地，巧的是，他老爹阎仲川也在那天从朝鲜战场回到了祖国。在这种军人世家长大，对阎明的人生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阎明跟其他兄弟不一样，他打从出生起就一直待在部队，在老爸的眼皮子底下长大。他跟阎仲川走得比较近，经常打交道。
但是，阎明尽管和老爸打交道最多，却从没从他嘴里套出啥内幕。这或许是因为他一直在作战部忙活，那地方保密工作做得紧。阎仲川为了保险起见，干脆就啥也不往外吐，免得走漏风声。
所以，家里的娃们一直觉得老爸是个板着脸、不爱说话的人，他们也就慢慢心照不宣了，不敢随便打听老爸的工作。一直到阎仲川老了以后，他才偶尔会跟娃们聊聊“四野”的那些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和中南这两个大军区的领导班子，大都是之前第四野战军里的将领挑大梁。到了1955年，中南军区就换了名字，改成了广州军区。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广州军区有四位大将陆续接到命令去北京，这时候，正好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也被调到了总参谋部工作。
阎仲川1938年就投身革命了。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他接到任务，到冀中军区跟吕正操一起干革命。这一来二去的，他们俩就建立了特别深的革命交情。
解放战争打响后，阎仲川接到命令去了东北，在林彪手下当了一名将领。那会儿，阎仲川就像是林彪眼前的红人，林彪特别信任他。而阎仲川呢，跟林彪相处久了，也对他越来越了解。
新中国一建立，阎仲川就到中南军区上了班，那里大都是四野的将领，他干得挺顺心。
1969年5月份，广州军区的阎仲川参谋长接到命令，要到北京去工作，他新的职位是副总参谋长，同时还管着总参的作战部。那时候，阎仲川才47岁。
阎仲川接到去京城的命令大概两个月前，中苏那边刚好打了珍宝岛一仗，两边在边境上剑拔弩张，局势紧张得跟弦一样，随时可能绷断。
这时候，国内的情况也挺棘手。阎仲川作为林彪的老部下，深得信任，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做事上得格外留神，步步为营。
阎仲川这人，干活儿那是一把好手，没得说。他刚到北京那会儿，周总理还瞧上他了，想让他当国务院的副总理。但阎仲川觉得自己对那块儿业务不咋熟悉，干不来，就直接给推了。
阎仲川就这么进了总参开始工作。面对一堆乱麻似的局面，他选了条“独善其身”的路子。用他儿子阎明的话说就是：
对于总参里头的事儿，他一律不插手，也不发表啥看法，更别提串门走动了，免得惹上不必要的纠葛。就连老首长家里放电影，特意请老部下过去，他不但自己从没去过，连母亲和妹妹都不让去。
阎仲川打算用这种方法让自己远离那些复杂的政治纠葛，特别是在总参里，到处都是比他资格老的将军，他更是主动选择了低调行事，尽量不张扬。
那时候，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变差了，阎仲川主要把心思放在了准备打仗和研究打仗方法上。阎仲川本想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不去掺和那些复杂的事情。可打他从北京一到，就已经被卷进去了，想躲都躲不开。
1969年10月份，林彪下了道命令，让阎仲川准备个通知，说是要把在北京的老干部安排到地方上去。阎仲川写好通知后，就赶紧让当天值班的参谋给发出去。参谋接过通知，问了一句：“哎，这个通知的编号是多少啊？”
阎仲川琢磨了一会儿，心想这是“前指”来了之后下的头一个指令，干脆就从第一号开始排吧。他开口说：“定为一号命令好了。”
就这样，"一号命令"这个文件被发了出去。阎仲川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因为这么一个编号被查了起来。
听说，毛主席那时候瞅见“一号命令”，气得不轻，差点儿就划着火柴给烧了。但转念一想，这些文件还得留着存档呢，这才没动真格的。可那会儿，毛主席心里头已经很不痛快了。
周总理了解状况后，特意找阎仲川聊了聊他的看法。阎仲川一听，挺意外的，他赶紧说明白：“这么编号没啥特别意思，就是按先后顺序排的。”
事情就这么先搁置一边了，不过还没完事儿呢。
1971年，阎仲川那会儿正好在越南出访，冷不丁地收到了国内传来的紧急指令，让他火速返回。阎仲川心里头虽然嘀咕不已，但身为军人，首要任务就是听从指挥，于是他二话不说，立马搭乘飞机回了国。
一回到国内，阎仲川立马瞧见了早已在那等着的周总理。周总理一见到他，就正式地告知他：
阎仲川同志，按照中央的安排，黄现在已经被拿下接受调查了。你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得老老实实把事儿说清楚。
叶剑英元帅在一旁也对他讲道：
阎仲川同志，你年纪轻轻的，手上还有把子力气能干事儿，得老老实实把事儿说清楚，以后还有机会继续干工作呢。
之后，阎仲川被隔离审查了七年多。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发现他大部分事情都没问题，就是当初那个“一号文件”的事儿，他一直没法过关。
阎仲川在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日子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马列主义的经典和毛主席的书籍。一直熬到了1977年，他才终于被准许和孩子们见上面。
1979年4月份，阎仲川终于摆脱了被监管的状态，不过关于他在那个“一号文件”里头的事儿，到现在还没个准话儿。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因为生病去世了，他活了81岁。这位经历过许多风雨的老革命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