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晚期，教权与皇权的同步“离去”促使半岛上出现权力真空，14世纪早期，罗马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自治城邦错落交织的拼图，时至15世纪，意大利俨然成为一片政治的试验田，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始终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热衷探索的话题，究竟走共和国的道路还是君主国的道路与如何实现统一富强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
但有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随时准备捍卫各类政治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治信仰很少能够做到自始至终的一贯性。
伴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人文主义者的政体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美国学者韩金斯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张共和制的人文主义者，就他们的政体理论而言并非都是绝对的“排他性共和主义” (exclusivist republicanism) ，或许将他们称作“共和主义偏好者” (republicanism preferentialist) 似乎更为贴切。
换言之，人文主义者容易对某种政体或政权表示偏爱，比如视市民共和制优于君主制。
他们会就政权形式的合理性展开辩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政权的合法性，在布鲁尼市民人文主义思想中就含有明显的贵族寡头制成分。
布鲁尼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六类政体的划分并不陌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共和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审慎结合为基础的混合形式，它的统治者由既不太富也不太穷的中间阶级组成。
巧合的是，布鲁尼翻译完《政治学》后不久，在其另一部著作《论佛罗伦萨国家》中明确表示，“佛罗伦萨政体并非完全的贵族制或民主制，而是两者的混合形式”，并就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提出两个排除原则，“出身贵族家庭的权贵不得担任重要官职 (即反贵族原则) ，手工业工人和社会下层市民不得参与政治生活 (即反平民原则) ”。
布鲁尼一改早先对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颂扬基调，转而承认混合政体的做法与其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刻意模仿，不如将之视为布鲁尼对当时佛罗伦萨政治现实的真心关照，借助西塞罗式的修辞语言，布鲁尼巧妙地将贵族寡头扶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宝座，或者说城市显贵的寡头传统始终根植于布鲁尼市民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处。
首先，布鲁尼颂扬佛罗伦萨的立足点是基于法律制度的公正与政治体制的合理，成功施行其所谓的“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统治权必须赋予全体公民，事实上，布鲁尼早已将统治佛罗伦萨的权杖交到了圭尔夫党派的手中。
“在佛罗伦萨众多官员中，没有哪个能比圭尔夫党派的领袖更令人瞩目”，党派倾轧、分权掣肘是布鲁尼时代佛罗伦萨政治的显著特征，对此，布鲁尼坚决站在圭尔夫党的立场表态，将之誉为善党 (optimarum partium duces) ，并在述及佛罗伦萨圭尔夫党派的起源时也不惜笔墨地将之与雅典人相媲美。
1260年在蒙塔佩蒂 (Montaperti) 战役中惨败溃逃至卢卡的圭尔夫党人在布鲁尼心中同样不失英勇气概，他们“如同效仿杰出的雅典人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撤离雅典只为有朝一日能够作为自由人重新返回自己的城邦。
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在惨烈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英勇的佛罗伦萨市民离开了祖国，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日后才能更好地洗雪前耻……终于时机成熟了，在骁勇善战的将领的带领下，他们踏上了讨伐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征程……最终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机构，组成人员都是圭尔夫党派的首领，他们都曾在这场正义的战斗中起到领导作用。
这个机构在佛罗伦萨享有很高的权威，几乎所有事情都由他们过问和监督，以确保共和国的运作不再偏离祖先行进的轨迹，还要小心共和国的权力不会落入敌对派系的手里”。
布鲁尼竭力将由上层显贵组成的圭尔夫党包装为共和政府真正的统治者形象，通过唤起人们心中对赢得战争胜利的感激和喜悦之情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印象，即倘若没有圭尔夫党在1266年阿普利亚战役中为了佛罗伦萨浴血奋战的话，就不会有佛罗伦萨今日的自由与辉煌的成就，并且自13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的历史便与圭尔夫党紧密关联，效忠于圭尔夫党的领导等同于获取政治自由的首要条件。
随着1434年梅迪奇家族势力在佛罗伦萨崛起，布鲁尼更加意识到调整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在《论佛罗伦萨国家》中，布鲁尼抛弃了早年《佛罗伦萨城市颂》的口吻，承认佛罗伦萨的政体介于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在佛罗伦萨城内很少召开市民会议，因为每件事情都已事先做好妥善的安排，官员阁僚和首长会议有权进行决断……佛罗伦萨历经多次转型，时而偏向民众，时而倒向贵族……城市的权力不再掌握在多数人那里，而是在贵族和富裕阶层的手里，他们为城邦做出诸多贡献，采取商议来取代之前频仍的战争”。
也许有学者会辩称布鲁尼这种反差鲜明的政体观是由于梅迪奇家族上台后，佛罗伦萨政府性质或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但基于布鲁克尔、鲁宾斯坦等学者的研究可知，随着梳毛工人起义后1382年新宪法的颁布，佛罗伦萨进入了一个长久稳定的寡头统治时期，1434年的政权更替并没给佛罗伦萨政府带来明显的改观，最后一任阿尔比齐家族的统治者里纳尔多 (统治时期为1417年至1434年) 政府与科西莫政府都可被视为寡头政权。
因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作解释，1427年开始担任佛罗伦萨政府文书长的布鲁尼深谙，唯有积极介入政治事务并精心服务于为其提供庇护的佛罗伦萨寡头统治者，方能保住来之不易的权力。
《佛罗伦萨城市颂》对应的受众对象是政府的当权者，他们在布鲁尼心中是确保国家稳定的关键，布鲁尼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市民人文主义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
其次，布鲁尼认识到政治权力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谁掌握经济大权谁就控制政治命脉，因此，布鲁尼所谓平等参政的权力实际缩小为显贵阶层的特权，而寡头政治的特征又是以追求财富为标志的，掌权的寡头集团除非遭遇经济破产或政治暗算，否则绝不会轻易交出手中的权杖。
15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危机，加之对外扩张需要耗费大量钱财，战争的胜利愈发取决于投入到战争中去的经济实力，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布鲁克尔指出：“由战争引起的经济负担和紧张关系，是削弱共和国政治体制和道德准则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因素，它同时把这个共和社会推向一种最初是由一个家族，后来是由单独一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
在庞大军费开支的压迫下，很多平民家庭不堪重税，背井离乡沦为难民，他们毫无自由可言，更不用说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在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上，佛罗伦萨共和国同米兰公国并无大异，统治阶级狂热的战争欲望与野心给佛罗伦萨普通平民的生活不仅带来了经济重负，并且严重危及到布鲁尼引以为豪的政治自由。
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利是支撑公民社会正常运作的两根支柱，丧失了经济能力的中下层市民自然地降级为权势家族的政治附庸，像梅迪奇家族这样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家族借机利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拉帮结派，扩充自身政治势力，在布鲁尼晚年成为佛罗伦萨实权的操控者，并且成功地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特权与平等———之间实现了有张力的平衡。
从表面形式上看，1382年后佛罗伦萨政府官职所面向的群众基础在不断扩大，然而实际上任职的资格却被严格控制在少数寡头贵族的手里，参与竞选的大部分公民都被精心设计的选任程序挡在了门外，1434年上台的梅迪奇家族通过操纵“中枢委员会” (accopiatori) 和“巴利阿” (balìa) 有效地筛选掉统治集团圈子外的候选公民，同时不断延长任职期限来巩固政权。
圭恰迪尼为此感叹道：“科西莫为了保障他的权势，选定一批公民组成了为期五年的巴利阿……巴利阿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他当政的年代，首长们几乎从来没能按抽签的方式产生，而都是由中枢委员会按照他的意愿选举的。每当巴利阿五年到期时，他只需把他们的权限再延长五年就可以了。”
身处当下的社会，布鲁尼清楚地知道普通市民即便拥有天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参政的意志，也不能在政府里享有一官半职。
当布鲁尼描绘“在所有人的面前存在着同等的自由，这种自由只受法律的限制……在所有人的面前同样存在着获得公职和升任的希望，只要他们具有勤勉和自然的禀赋，严肃认真和令人尊敬地生活。
德性与廉洁是这座城市对公民提出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具备了这两种品德就被认为足以胜任管理共和国的事务……这是共和国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要害怕来自任何人的暴力和错误行动，公民在法律面前，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之时，必须注意布鲁尼的措辞相当谨慎。
纳杰米尖锐地指出，布鲁尼并没有明确表示所有公民 (即便是那些最具高贵品德的公民) 能够平等地享有管理共和国的实际权力，布鲁尼给予民众的仅仅不过是一种希望，他所说的只是每个符合条件的市民都有相同的机会去获取高官职务，这种口吻无异于在说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到选举的流程中去，但是，布鲁尼明知大部分候选人会被贵族寡头垄断的资格审查委员会阻挡在政府的门槛外，最终无法得到公正的选举结果。
卡瓦尔坎蒂 (GiovanniCavalcanti) 那句“许多人获得了选任希望，少数人获得了政府官职”可谓是对布鲁尼身处的佛罗伦萨政治现实非常形象的诠释，显贵寡头在貌似迎合市民参政热情的同时又悄然扼杀了他们通往政治道路的唯一希望。
随着市民阶层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平等参政的口号不过是美好的幻影，人民大会与统治阶层间就战争立法的问题产生巨大分歧，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使得城市中下层平民和上层显贵间的鸿沟已无法逾越，因此，尽管佛罗伦萨社会不是等级制的，她的上层分子却仍然有强烈的贵族化和特权化的倾向，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布鲁尼在享受身份地位带来的优越感的同时根本无法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布鲁尼政治术语中有资格参政的公民具有特殊的限定，这种公民必须同时满足多重条件：第一，具有佛罗伦萨公民权；第二，具有民众公认的才能与德性；第三，没有违反禁令包含的各项关于年龄、家庭裙带、历任时间以及公民义务的规定。
“首长会议及其下设的两个办事机构的成员必须年满30岁，正义旗手要年满45岁，两大立法机构的成员则必须年满25岁。法律严格禁止家庭裙带关系出现在政府中，同一家庭内不得同时有两位成员在同一届政府里担任官职。历任时间的限制用于防止刚刚到任的官员再度重新获任，曾当选的公民在任期届满后必须间隔3年方可再任，其家庭成员则必须在他卸任后6个月才有资格任职。任何公民如果逃避纳税或者未能履行其他对城邦应尽的义务，同样也没有资格参政。”
据鲁宾斯坦统计，15世纪初，在佛罗伦萨20，000名成年男性中仅有大约3，000人具有担任官职的公民资格，大部分的市民都属于城市依附人群，被排挤在合法公民身份之外，也就相应地被自动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
如此严格限定参政公民身份的结果就是使所谓的“共同利益” (common good) 缩水为贵族当权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后，城市显贵家族为确保自身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抑制小行会的发展，阿尔比齐家族联合其他显贵开始有意排挤社会下层市民担任政府官职，如规定小行会参加政府的代表不得超过1/4，统治集团愈发集权化，1343年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行会政府的群众基础严重动摇。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从1382年建立起来以保守的显贵家族为主的新政府持续到1434年科西莫·德·梅迪奇回归，这半个世纪的佛罗伦萨政府通常可被称为“寡头政治”，更确切地说是“保守政治”。
因此，布鲁尼在创作《佛罗伦萨城市颂》 (1403年或1404年) 时通过新西塞罗式的修辞手法为佛罗伦萨披上了伪装的外衣，在高歌自由平等的共和传统的同时，布鲁尼的叵测居心是为贵族寡头的权益辩护，《佛罗伦萨城市颂》成为当权政府宣传美化自身的工具，在梅迪奇家族掌权后依然留任文书长一职的布鲁尼可被视为寡头政府的忠实附庸。
此外，布鲁尼对广大下层民众带有不屑与鄙视的态度也不容忽视。
布鲁尼在政治著作中反复强调捍卫市民自由的重要性，但又将下层平民排除在参政资格外，显然布鲁尼政治术语中的公正不是彻底的平等，而是合适的比例；自由也非绝对的独立，而是有限的权利。
布鲁尼在对待梳毛工人起义事件以及当佛罗伦萨谋求对外扩张时倒向了统治阶级的立场，他将1429年佛罗伦萨进攻卢卡归结为市民盲目的爱国行为，并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人民大众的头上，“最终，贤人顾问团以及政府领袖的意见被民众的呼声压倒了，在多数民众的压力下还是发动了对卢卡的战争”，“战争耗竭了佛罗伦萨的力量并造成严重的内部分裂……人民对一切都开始抱怨，这是他们面对事态恶化时的一贯所为，最可恨的是，这些人正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鼓动对卢卡的战争”。
似乎可以认为，在布鲁尼心中实际上并不赞成让大多数公民介入政府事务来参政议政，盲从无知的民众经常会带来逆反的效果，感性的冲动极易抹杀他们理性的思考，在政府政策失利的原因上多数民众难辞其咎。
布鲁尼的市民人文主义思想透露出的两面性可以说是内因与外因合力的产物。
外因主要指当时佛罗伦萨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她一面要抵制米兰入侵，一面又要谋求对外扩张，这两者都需要强大的市民凝聚力，以唤起人民心中对祖国命运和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一目的性自然构成了布鲁尼政治观中回溯且宣扬自由共和传统的一面。
内因则为布鲁尼自身经历促使其对共和政体作出的反思。
他在上流社会享有盛名，身边的朋友圈子直接影响了他对显贵政权的附和姿态，圭尔夫党派的身世背景也造成了根植于布鲁尼思想深处保守寡头传统的一面。
《佛罗伦萨城市颂》是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之作，1440年，布鲁尼在写给米兰大主教比佐帕索 (Francesco Pizolpasso) 的信函中，针对著作遭到的质疑，也表示历史是一回事，颂词是另一回事，“历史必须紧跟真相，而颂词赞美的诸多内容可以高于事实”。
不可否认，布鲁尼的著作体现出他对政治制度的种种思考，勾勒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端倪，在布鲁尼的国家政治理论中包含了如何确立、维持、扩张国家权力的思想。
在回溯古罗马共和传统的过程中，布鲁尼在律法制度与政府机制的层面作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构想；在对早期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中，布鲁尼显得更为现实；他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勾勒出了近代公民社会的特征。
布鲁尼希冀依循古罗马共和国的荣耀来激发佛罗伦萨人民的爱国之情和誓死效忠，然而，对于贵族寡头的附庸本性同时又渗透在他思想深处。
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的发展，本质上而言，布鲁尼是他自己时代的俘虏，他没能冲破时代和社会的羁绊，其政治观的两面性恰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文艺复兴时期处于转型过渡期的人文主义者思想中所具有的断裂性、延续性与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