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向来怀疑，游牧生产社会凭了什么才能成为基础深厚的先进农业社会的对手？强力游牧国家成立，其社会力量泉源又在哪里？单靠游牧经济，显然不够构成到达如此境地的条件，那么，定必附加有新的经济面。但这新的经济面又是什么？谜底今日已完全揭晓，所谓游牧民族的财富积累方式便是对外贸易。

游牧民族以他们自己生产的家畜与附属产品，以物物交换方式，换来各种物资，除留供自身消费之外，剩余的商品又用以转卖。这样反复循环，使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商品都能相互流通于市场，游牧民族则居间以收中继之利。利润愈高，贸易圈与贸易规模愈扩大，游牧社会财富也愈聚积。另一方面，他们以武力保护贸易，贸易发达又反过来培育了他们武力的愈益壮大。

强大游牧国家的迅速崛起与惊人效率，没有例外全出乎这种模型。同一原因，所以游牧国家，民族也定必具备强烈的商业性格。

他们以蒙古大草原为活跃中心，贸易对象包括周围其他游牧民族、森林狩猎生活者、沃洲农业人民，而最主要的，便是丰裕农产地带的汉族中国。汉族产品如谷物、丝织物、工艺品等，是当时匈奴社会所不可缺少和大量被充作转手贸易的资本，这也被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

游牧民族与周围定居地带间的交换式贸易，只是他们取得所需要物资途径的一种，如果交换所得不能满足其欲望，或者自己缺乏可以交换的商品而仍须满足物质欲望时，途径立即会转变。转变的形态，便是掠夺，一种更为直接的取得手段。定居社会对游牧民族深恶痛绝的，莫过于这种掠夺行为。无论东方或西方，游牧民族因此都被视为侵略者或野蛮人。但在游牧社会立场，则贸易与掠夺，对于“取得”的意义并无实质区别。两者一样重要，一样必然，一样基于非向外发展不可的社会需要，仅在和平或战斗方式上表现不同而已，两者是一体两面的。

匈奴与汉族中国，一般都知道有所谓“互市”，系出于草原与定居社会双方政府的约定，一般会设定贸易开放地点。

汉朝初年著名战场之一的马邑（山西朔县，当时属雁门郡），同时也便是主要互市地点之一。古代中国游牧民族的通商与掠夺，便这样不断更番交替于长城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