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谷物蒸馏酒,为何威士忌能风靡全球,也能得到国人的青睐。为何帝亚吉欧一个企业能匹敌我国全部白酒上市企业。而我们的白酒却只能疯狂的内卷,很难走出国门,出口量占生产量的比例极小,白酒为何难以“出海”?

同源之根:烈酒的本质与人类共性酒精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媒介,白酒与威士忌的诞生皆源于对自然发酵的偶然发现与主动驯化。从商周时期的“秬鬯”祭祀酒到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生命之水”,两者都曾是宗教仪式、权力象征的载体。这种共性揭示了烈酒的本质——它不仅是饮品,更是文明演进的液态化石。
人类对酒精的依赖远超生理需求,更多是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白酒的“酒桌文化”与威士忌的“酒吧社交”,本质上都是通过酒精建立信任纽带,但两者的表达方式却因文明路径差异走向两极。
差异之争:工艺、风味与文明密码
原料与工艺的文明烙印:中国白酒的固态发酵体系,源于农耕文明对粮食的极致利用。高粱、小麦的选用与地缸发酵,暗合“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而威士忌的液态发酵与橡木桶陈酿,则映射海洋文明对贸易与殖民的依赖(橡木桶最初用于运输)。风味图谱的文化隐喻:白酒的“酱香”“清香”分类,实则是儒家“礼制”的味觉延伸——通过复杂香型划分身份等级;威士忌的“单一麦芽”“调和型”则更像资本主义的产物,前者强调纯粹性(个人主义),后者追求平衡(商业理性)。辛辣提问:当西方品酒师用“蜂蜜、烟熏”描述威士忌时,为何中国白酒的“窖香、曲香”却让国际消费者困惑?是否因风味语言未被纳入全球品鉴体系?消费场景的文明断层:白酒在商务宴请中“先干为敬”的权力博弈,与威士忌酒吧中“一人独酌”的私人享受,暴露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被无限放大——白酒的社交属性成为出海的双刃剑。


从“China Baijiu”到“Global White Spirit”:身份重构的悖论2021年海关总署将“白酒”英译定为“Chinese Baijiu”,看似争取话语权,实则强化了文化隔阂。对比日本清酒(Sake)的成功,核心在于其通过“禅宗”、“匠人精神”等普世价值输出,而非强调国别属性。能否创造全新品类?如泸州老窖的“窖香科学”(Cellaromics),用微生物菌群研究替代“千年古窖”的神秘主义叙事,或许更易被科学主义至上的西方接受。
“威士忌化”生存:白酒的自我阉割与重生日本威士忌之父竹鹤政孝曾直言:“威士忌必须忘记自己是外来者。”同理,白酒出海可能需要暂时“背叛”传统——
工艺妥协:推出陈年白酒(如古井贡酒“年三十”),用橡木桶柔化酯类物质;场景革命:在伦敦开设白酒Speakeasy酒吧,用干冰稀释酒精度,搭配芝士拼盘重塑消费仪式;资本换血:引入LVMH集团投资,用“奢侈品运营逻辑”重构价格体系。反向文化殖民:白酒的“一带一路”烈酒计划在非洲建厂生产“高粱威士忌”(Sorghum Whisky),原料用本地高粱,工艺保留固态发酵,标签标注“Aged in Chinese Terra-Cotta Jars”(陶坛陈酿)。这种“借壳上市”策略,或许比正面攻坚更易撕开市场缺口。
结语:烈酒战争与文明再校准白酒与威士忌的较量,早已超越商业竞争范畴,成为现代性语境下的文明身份博弈。威士忌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文化机器的必然产物,而白酒的困境实则是非西方文明融入世界体系时阵痛的缩影。
或许真正的破局之道,既不在于全盘西化,也不在于固守传统,而是培育一种“超文化酒体”——既能承载东方哲学的精髓,又能接入全球感官通路的通用接口。这场战争的终局,可能不是谁征服谁,而是在碰撞中催生出新一代“世界性烈酒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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