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员的恩师兼岳父杨昌济先生眼中，自己执教生涯里能够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有三人，分别是萧子升、蔡和森和教员，在众人眼中，三人都是品学兼优、志趣相投的青年才俊，又被冠以“湘江三友”的称谓。

今天，我们来聊聊教员和萧子升之间由相识到相交再到走向分道扬镳结局的那段历史渊源。

1910年秋，17岁的教员饱含豪情壮志写下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篇留赠父亲后，毅然踏上了前往湘乡县东山小学堂求学之路。在校期间，通过任教的物理老师萧岳英先生介绍，他第一次结识了萧先生两个儿子、同在学堂就读的萧子升和萧子璋二人。

萧子升虽比教员小一岁，但因接受教育时间早，在年级上是他的学长。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亦或是学长对学弟的一种俯视感，总之，萧子升对这位穷苦出身、乡里乡气的学弟除了日常寒暄，并未产生进一步深交，反倒是与教员同级的萧子璋和他的关系迅速升温。

二人有着对历史和人文地理的酷爱之心，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纵论古今，即便是对各类进步书籍爱不释手的教员将从萧子璋手中借来的数圈圈画画，写满了批注和评论内容，萧子璋依旧不以为意，一如既往的和教员探讨着国家未来前途命运。

多年后，当教员在延安同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流时，仍会记忆犹新的谈到这位青年挚友：“我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平常总是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是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

他口中的这个“作家”，便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人物萧子璋，又名萧三。

相识一年后，教员与萧子升兄弟二人一道进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在此期间，教员与萧子升的关系也开始酝酿升温。

1915年底，在举国声讨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教员也没有袖手旁观。他将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撰写的反袁文章编写成册，谦逊的递交到萧子升手中请他题写书名。一向以模范文章著称的萧子升自然没有拒绝这个珍贵的机会，欣然应允后，他提笔写下了“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回赠了教员。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后，在萧子升读书札记的得意之作《一切入一》横空出世时，他第一个邀请教员题写序言。百余字的题词教员一气呵成，尤其末段提到的“高以下基，洪以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更是道出了自己持之以恒求知求学的远大志向。

尽管彼此之间以文会友进行的如火如荼，指点江山的言论也是此起彼伏，但性格上的差异最终还是难免让二人产生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教员与萧子升有着迥然不同的学习经历和思维逻辑。除了在课堂上常与授课老师积极深入的探讨交流外，课余时间的教员几乎将所有精力全身心扑在读书看报方面，颇有一种“学海无涯苦做舟”的姿态。相比之下，萧子升的表现便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他更享受一种超越现实的超凡脱俗文字，那种被他视为“阳春白雪”般的文学艺术。

一个是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是注重理论、崇尚美学的自由主义者，归根结底，这背后是两套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观点。

虽是如此，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并未影响二人之间的关系，真正让二人由挚友走向分裂的是此后的赴法勤工俭学一事。

1918年4月，教员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人成立了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青年革命社团新民学会，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2个月后，接到正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倡导信后，萧子升与蔡和森启程赴北京开展筹备事宜。

此后，教员坚定追随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的身份带领亿万国人以坚毅不挠的精神和英勇无畏的行动推翻了强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使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己也成为亿万国人景仰的“伟人”。

而对“无政府主义”推崇备至的萧子升，却也在李石曾的襄助下一度倒向了国民党一方，活成了自己最厌恶的人，最终因性情、风格上的格格不入而被剔除出局，晚年先后迁往台湾、乌拉圭等地，直至1976年11月去世。

尽管萧子升从始至终表现出对自己革命和改良观点的无怨无悔，但从他晚年回忆录中的字里行间还是能够依稀感受到多年来漂泊海外、命途多舛的愤懑和自卑，或许，独在异乡的他会在某一个天气晴朗、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怀念着自己曾经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美好时光，亦或是畅想着自己也成为像弟弟萧三那般兼具马克思主义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而流芳后世，但很显然，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虚幻。

就个人感情而言，革命理想的差异最终让两位挚友不免留下“君向潇湘我向秦”的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