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在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有，在孔子的时候也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当代，我们现在处的时代在后代来看也就是古代了。怎么处理古代文化跟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古今之争。孔子在《论语》里边谈到这个“古”大概有十二次，其中跟古今之争有关系的，比如《述而》里讲到的孔子说他本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另外他还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只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对古代文化是有一种尊崇、信赖、信仰的这么一种态度。

以前我们批孔子说他是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确确实实对古代有信仰、尊重的态度的，但是他对古代文化也是有所损益的、有所扬弃的、有所发展的，不是全盘照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古代文化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保障，不像我们在激烈地反传统当中把古代文化看成是一个负担、包袱、垃圾。在这种保障里边包含着我们可以用来处理人跟自然、人跟社会、人跟人、人跟自我身心关系的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叫作终极性的问题。

在宗教学里边有个很时髦的词叫终极关怀或者终极关切，上述问题实际上都是终极性的问题。孔子认为古代的文化能够为我们评估、批评乃至进行改造提供一种权威和思想资源，这比起那些浪言超越、浪言创造的鲁莽方法来说，要显得稳健得多，其社会风险要小得多，收益也会大得多。

实际上这种做法在西方的文明史、思想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是越来越系统、全面、深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古今之争也是一直都存在的。简单地以现代来否定古代，在西方或中国都不可能成为让文明演进发展的动力。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核心性的事件，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这两个核心事件都对古代文化表示出了很大尊重。文艺复兴基本是言必称希腊，宗教改革是回到古代的《圣经》。整个的西方的文明发展都是在借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对现代进行批判，然后为现代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

西方有个思想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提法叫“文明的轴心期”，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将近六百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出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文明事件。东方出现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一系列先知，在希腊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这个时期出现的思想家、哲学家为我们后来的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一种范型，所有后面出现的文明，出现重大的、突破式的或者跃进式的发展的时候，都会回到古代的那些大思想家那里去。他们的著作、言语为什么叫作经典？意思就是你不断地读会不断地有新的收获，它能够激发你的想象的空间、激发你思想的创造力。

西方在进入近现代之前是中世纪，通常被叫作黑暗时期，而它迈入近现代实际就是借助古代传统文化的弘扬，用它来批判现状。启蒙运动是西方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们不仅弘扬了他们自己的文明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他们还非常有想象力、有创造性地阐发和弘扬了中国古代的思想。

大家一定会感到奇怪，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而且中国和欧洲又相隔那么远，他们是怎么来了解孔子的思想、中国文化的呢？

大家知道，在明末有一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传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特性，就钻研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典籍。比如利玛窦，他开始来的时候，了解到中国本土最重要的宗教就是佛教，为了传教他就毫不犹豫地穿上了和尚的衣服，自称是西方的僧人，后来发现和尚在中国一点地位都没有，儒家的士大夫——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才是精英，所以他们后来就改穿儒服，研读儒家经典。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翻译传播到西方去了。西方的思想界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来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

摘自作者在乾元国学教室所做的讲座《古今之争与弘扬孔子思想的文化战略意义》，本文版权归乾元国学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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