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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一二”特别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国民党就已不再是孙中山的一面旗帜了，“青天白日”开始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
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失败了。紧接着，便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内部为争夺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经过一番激烈较量，1927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接管相互对峙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从而实现了“宁汉合流”。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国民党内各派矛盾暂时缓解，通过了于右任提出的《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会议决定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另外蒋介石还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由蒋介石指挥，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在此以前，北伐是由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分别进行的。会后，蒋介石到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接着又到开封与冯玉祥商讨北伐大计。
决定将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编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为总司令；将阎锡山的晋军编为第三集团军，阎为总司令；将李宗仁的桂军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为总司令。至此，蒋、冯、阁、桂四个派系，取得了暂时的妥协。
1、北伐军的二次北伐
在前一阶段的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和孙传芳相继溃败，在北洋军阀中，只有奉系张作霖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宁汉合流”后，除了东北地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仍为奉系控制外，其他各省几乎都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中。因而，奉系就成为蒋介石讨伐的对象。
1928年4月，蒋介石决定对奉系进行北伐，并于9日下达了总攻击令。命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第四集团军于5月下旬沿京汉线北上，投入总兵力达70万。
与此同时，张作霖在京召开军事会议，署作战方针。奉张的安国军，兵力亦号称百万。其兵力部署是：吴俊生部驻东北地区，其余所有部队“罄其全力”以作“最后之挣扎”。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负责津浦路正面及鲁南方面之战斗。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负由济宁攻“徐州西面，截断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联络之责”。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任娘子关、平型关及由京汉路南下之责”。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负责晋北方面。投入作战兵力约60万。
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后，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第一方面军作为先行部队，对驻于鲁南及济宁的张宗昌鲁军发起攻击。4月10日，北伐部队分左右两翼攻击鲁军，一路进展顺利，先后占领台儿庄、韩庄、枣庄、临城、滕县、名县。20日，到达兖州、济宁之线。21日，攻克济宁，5月1日攻占济南。后因日军干涉，造成“五·三”惨案，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北伐军绕道北上，并占领禹城、德州。
第二集团军主力在豫北同奉军、直鲁军展开激战，因第三集团军沿京汉路运兵，威胁奉军后路，造成奉军恐慌。第二集团军乘势反攻，奉军溃退，邢台、大名先后被冯军占领。5月中旬，第二、三集团军在石家庄会师。
第三集团军于5月上旬，出兵攻平山，出娘子关。占领石家庄后，在保定同张学良、杨宇霆部进行决战。在方顺桥地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阎军最终占领方顺桥。
此时，保定奉军已成惊弓之鸟，于5月底弃保定而逃。第四集团军出兵较晚，初于陇海路上东西策应，后声援第三集团军。在第三集团军占领保定后，第四集团军于5月31日进抵保定。
此时，北伐军兵锋已指向北京。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决定退出北京。
2、日本的图谋
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中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便由联合干涉中国革命，转为激烈的相互争夺，都想霸占中国。
英美帝国主义扶植南京政府，而日本帝国主义则扶植北洋政府。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地方势力，早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如果没有日本的武力干涉，这位“东北王”早就被逐下台。当郭军兵临城下时，张作霖被迫接受了日本关于“满蒙问题”的苛刻要求。其内容就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所提的二十一条中悬而未决的第五项各条款。
事后，张作霖感到如果履行这些条约，不仅会使奉系在经济、军事上受制于日本，而且自己也会留下千古骂名。因而，他企图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牵制日本。
当时日本同奉张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铁路问题上。
1927年，奉天建成奉海路（由沈阳至海龙）和打通路（由黑山县属打虎山至通辽)，日方认为与南满铁路为平行线，屡次提出抗议，张作霖并未给予满意答复。奉海路通车后，日方要求办理南满、奉海两路联运，奉方不但未予接受，还在沈阳环城修筑了一条支线与京奉路接轨。
1928年2月，奉海路运输已临旺季，而车辆异常缺乏，路局不得已接受日方请求拟就了南满、奉海两路联运和交换车辆的草约。
但奉天当局不予批准，此约遂成废纸。同一时期，张作霖却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修建葫芦岛商港，还在南满路沿线设立关卡征收货物税，从而使日方大连港货运以及南满铁路货运都受到影响。这些使日本对奉张大为不满。
1927年4月，日本内阁改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他将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最终解决“满蒙问题”作为施政纲领。6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建议在东三省和热河建立傀儡政权，如张作霖不接受，便诉诸武力以求解决。
为加强对奉系的控制，6月底，田中首相召集驻华公使、满铁社长、关东军司令、关东都督、奉天总领事等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满蒙政策”。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决定以强硬措施解决满蒙铁路问题和所谓“满蒙悬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提出《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抛弃张作霖，扶植新代理人的意见。
紧接着，8月15日，田中又召集外务省次官、驻华公使、驻奉总领事、关东军司令官等人举行“大连会议”，这次会议是“东方会议”的继续。会议强调“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会议决定扩大满铁权限，由满铁承办吉会、洮齐、洮索、大赉、新林、宾黑六条铁路；在东三省境内，凡与日本利益相抵触的铁路均不许修建；日本可以在东北开矿并建立大型铁厂；日侨可以在东北杂居；奉方必须委托日本银行团代办整理奉票。
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于8月24日在北京向张作霖递交所谓“满蒙觉书”，要求从速解决“满蒙”悬案。张作霖马上在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决定先由地方进行交涉，以便留有余地。
8月27日，杨宇霆与芳泽在北京就“满蒙问题”进行谈判。31日，杨宇霆将日方提案向记者宣布，日方的要求是：
(1)反对中国修筑与日本利益冲突的铁路；(2)反对中国海关增收二、五附加税；(3)在满洲增设日本领事署若干处。
这一消息传出后，遭到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方怀疑是张作霖暗中放火，芳泽面见张作霖，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下令制止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张作霖一面“表示歉意”，决定“更换省长，力事镇压”，一面希望日方对“满蒙问题”从缓商谈。
杨宇霆与芳泽于9月9日和19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由于双方意见悬殊较大，再加上东北各地人民的反日运动蓬勃发展，日、奉谈判没有取得进展。
张作霖对日交涉的策略方针是：
(1)制止反日运动，避免过分刺激日方；(2)采取拖延手段，拒绝日本要求。
之后，日方又不断催促张作霖对“满蒙问题”进行谈判，张作霖以军情紧急、外交从缓为由采取拖延手段。日方的侵略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便决定采取其他方法来对付张作霖。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已感到奉张势孤力薄，难以维持下去。1927年6月，日本外务省在给田中内阁的报告中建议：“对张不但要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对他施以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说：中国战争如果“波及满蒙”，日本“将予以保护”，并“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
3、张作霖之死
1927年冬，蒋介石一度下野去日本时，田中义一曾表示支持他统一长江流域。蒋也表示，他将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当蒋介石二次北伐，决定继续对奉张用兵时，日本一面支持张作霖，对抗南京政府的“统一”战争，一面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并威逼其及早撤回东北，承诺将东北三省置于日本势力直接控制之下。但由于张作霖未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并在筑路、开矿问题上接受了英美的投资贷款，这就为日本所不容。在北伐军逼近京津时，日本决定抛弃张作霖。
1928年5月18日，日本见张作霖北洋政权已危在旦夕，趁机图利，指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公然声明：
“战争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日政府为维持满洲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惟对交战各方自当力持严正中立之态度。”
芳泽还劝张作霖早日退回关外，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芳泽对张作霖曾有“奉军如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之表示。会谈没有结果。
此时，日本关东军命令各地驻军集中奉天，山海关附近也布满日军。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大连移入奉天省城，集中一个师、两个旅、一个独立守备队的兵力，向锦州、榆关布防。
针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在研究后，于5月25日令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
“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来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并警告日方：“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张作霖北洋政府对日本态度强硬，表示决不屈服。同时，蒋、冯、阎、李宗仁之国民军已由津浦、京汉、京绥各线向津京各线进攻。
张作霖也决定向东北撤退。
5月30日，张作霖下达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接见驻京外交使团，宣布他将出关，并留下一旅士兵，维持北京的治安。
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电文说：
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顿所部退出京师…惟望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
他将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当晚，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方愿意帮助他迫退国民政府军，条件是：
(1)吉会路接轨；(2)停筑葫芦岛港；(3)打通路改线。并要张作霖在公文上正式签字。
而张作霖只在公文上签了“阅”字，既未署名，更未写“同意”二字，以表示决不出卖东北权益。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车离京赴奉天。张作霖已经得知日本人将有不利于己之心。为安全起见，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因公路坎坷不平，本人难受颠簸之苦，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张于是决定乘火车回奉。
张作霖为迷惑外界，声言6月1日出京，又改期为6月2日，但仍留京未走。3日凌晨悄悄上了火车，留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山西代表接治，等待晋军和平入城接收。
张作霖走后，6月4日，成立了北京治安维持会，王士珍为会长，吴炳湘为北京临时警察总监。北京各国驻军公推美国人华尔格为联军司令，保卫使馆安全。
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沈阳西北6里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的地方，突然一声巨响，黑烟飞腾，铁桥被炸塌，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
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起至死止，张共发出40多号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等训令，“终无一人应者”，“终使二十一条等于废纸”。其晚节是值得敬佩的。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成为怀疑目标。为解脱嫌疑，日军立即“勘查”修复了现场，并声称发现两具中国人尸体及“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书信残片及炸弹，炸车案制造者“为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4、东北易帜
在对待张作霖的处置问题上，日本的一些军政要员尤其是关东军将领，主张除掉张作霖。河本大作就是其中一员，他认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只是其阴谋的第一步，他们还计划在沈阳暴动，实行军事占领。日方还将溥仪由天津送往大连，准备在东三省建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为使东北局势陷于混乱，日本人不断制造破坏事件。5日深夜，奉军兵车5节在锦州、榆关之间东新站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车。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案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
此时，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险情四伏。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并于6月6日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
日本人力图探听真相，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照样浓妆艳抹，接待来访的日本太太们。张作霖的卧室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奉天总领事馆要求日本医生给张作霖治病，被婉言谢绝。
6月17日，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后，才宣布发丧。在张作相等元老辅佐下，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不承认其父生前答应日本修建铁路的“新合同”。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军事、政治、经济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张学良并派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沈阳之间信使络绎不绝。
日本极力阻止南北统一，表示：“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
张学良冲破阻力，继续与南方代表商谈。最后达成分治合作之默契。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
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第三次到南京，同南京方面达成协议：
(1)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2)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3)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4)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
“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从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省全部改挂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亦明令发表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副司令官，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政府。翟文选主奉，张作相主吉，常荫槐主黑，汤玉麟主热。1929年1月7日，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张学良为主席，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为副主席。
1928年6月11日，新疆的杨增新也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杨增新为主席。
至此，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北洋政府的统治寿终正寝。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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