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抵达四川懋功达维镇，并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便是著名的“懋功会师”。

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时有8.6万余人，但面对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再加上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致使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至懋功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仅有一万余人。

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则是兵强马壮，共编有5个军12个师，总兵力达8万余人。不过由于红四方面军发展迅速，兵虽多但军事经验丰富的干部相对来说却比较缺乏。

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刚成立之初，鄂豫皖红军就曾面临过缺少军事干部的问题，中央曾先后派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许继慎、陈赓等前往鄂豫皖工作，徐向前和陈赓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谋长。

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了不少战士，使得红一方面出现了“将多兵少”的局面，不少干部因此被安置在干部团，红一方面军是“将多兵少”，而红四方面军则是“将少兵多”。

于是在两大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干部支援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则抽调部分战士支援红一方面军。不久，红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建制团共3700人，补充到红一方面军。

而红一方面军则抽调了5位将领前往红四方面军工作，他们分别是原红1军团第1师师长李聚奎、原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原红5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原红1军团第15师（即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原干部团第1营营长李振亚。

从这5位将领的职务可以看出，有4位是中央红军主力师师长，其中张宗逊、陈伯钧还曾分别担任军委第二纵队、红5军团参谋长，而李振亚，别看职务是营长，但却是干部团的营长，干部团的级别可要比普通团的级别高得多，大致相当于军、师级，因而李振亚的级别也并不低。

而当时红四方面军分别编有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调往红四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聚奎、李振亚则分别担任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的参谋长。

后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彭绍辉二人又被调往红二方面军工作，分别担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参谋长。

可以说红一方面军抽调的这5位将领大多都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将领，并且在军中的职务都比较高，比如张宗逊后来先后担任了八路军358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再比如陈伯钧后来先后担任了八路军359旅旅长、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三人均在1955年授上将军衔，而李聚奎则因在大授衔前夕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而未参加1955年首批授衔，不过在1958年李聚奎重回部队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时补授上将军衔。

而李振亚在抗战时期先是被调往华南的东江纵队，出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数月后，李振亚又被调往海南岛工作，协助冯白驹工作，1947年出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1948年在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