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后来被称为＂洛川会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华的步伐愈发迅猛。短短一个月内，日军以5个师团、10余万兵力长驱直入，在华北战场上势如破竹。

良乡、房山、南口等地相继失守，国民党在华北的30万大军节节败退，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在这危急关头，如何应对日军的进攻，成为了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难题。

毛泽东提出了五项核心任务：建立根据地、钳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扩大红军、争取革命领导权。在谈到具体作战方式时，毛泽东强调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在有利条件下才进行运动战。

这个主张引发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的质疑。他们久经沙场，对红军的战斗力有着充分的信心。

在此前的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屡次以劣势装备击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现在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将士们摩拳擦掌，都想要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必要把战术局限在游击战的范畴内。

彭德怀直言不讳地表示，单纯的游击战无法打败日本侵略者，东一枪西一炮的打法难以形成有效战果。他主张要像过去那样，寻找战机进行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其他将领纷纷附和，认为应该给予前线指挥官更大的战术机动空间。

毛泽东的考虑远不止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长征后的红军只剩下3万余人，这些都是革命的种子，绝不能轻易消耗。何况日军的战斗力远超想象，这从他们轻易突破宋哲元部的防线就可见一斑。

会议持续了数日，双方的观点逐渐趋于一致。毛泽东也做出了让步，同意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运动战，但仍需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

最终，会议决定派出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寇，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这次战略方针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革命军队从单纯的军事思维向政治军事相结合思维的转变过程。虽然当时有些将领还未完全理解这一点，但随后的战事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

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付出了600多名精锐将士的代价，这更加凸显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从1938年到1939年，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打出了一片天地。

由于日军主力投入正面战场，八路军得以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频频取得胜利。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役接连打响，既重创敌军有生力量，又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1940年，日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规模修筑交通设施。他们沿着铁路和公路构筑碉堡工事，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互不相连的碎片。

＂囚笼政策＂让八路军指挥部深感忧虑。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人在研究地图时发现，日军的公路网正在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经过反复研究，朱德和彭德怀一致认为必须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他们向延安发出＂十万火急＂的密报，建议在正太线一带发动破袭战。这份作战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但谁也没想到，这场战役的规模会远远超出预期。

八路军调集了40万兵力，组织了100多个团参战。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我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战斗从8月20日开始，持续了3个多月。八路军战士们奋勇作战，摧毁了大量敌军设施，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大规模军事行动也让日军震惊不已。

此前，日军一直认为八路军不过是一支3万人的游击队伍，装备简陋。但百团大战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日军司令部开始重新评估八路军的实力，将其列为＂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

1940年底，华北日军推出了所谓的＂肃正计划＂，将主要打击目标转向了八路军。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也对八路军的迅速发展感到震惊。蒋介石对这支已经发展到近40万人的军队充满戒心，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

1941年7月，冈村宁次临危受命，出任华北日军司令官，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万大战＂，动用5万精锐部队对晋察冀边区进行长达两个月的＂扫荡＂。

很明显，这是日军对百团大战的明显报复。

冈村宁次采取了更为老练的战术，将清乡、蚕食和扫荡等手段相互配合。在高压态势下，八路军的部分根据地遭受重创，有的接敌区不得不改为游击区，一些游击区甚至沦为敌占区。

1942年初，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达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这场反复震荡的军事较量，不仅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也让敌后抗战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在日军的疯狂报复和国民党的掣肘下，八路军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战术。

1943年，彭德怀再次来到延安。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他此行是应中央之命返回延安述职。

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彭德怀的工作汇报。

会议伊始，中央对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卓越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八路军不仅打出了威风，还在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话题转到百团大战时，气氛有些变化。毛泽东指出，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虽然打出了声势，但也暴露了我军的实力。

他特别强调，百团大战的宣传过于张扬，不仅引起了日军的重点打击，也让国民党对我军产生了更多戒心。

这样的评价让彭德怀心中颇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当时发动百团大战是形势所迫。日军的＂囚笼政策＂若不及时打破，根据地就会被逐步蚕食。

而且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极大地振奋了军民士气。

彭德怀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提到当时作战计划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而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指挥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过分强调暴露实力的负面影响，似乎有些不够公平。

毛泽东听后耐心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指出，革命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胜利，更要考虑长远的影响。

事实证明，百团大战后日军确实加大了对我军的打击力度，而国民党也开始采取种种限制措施，这些都印证了当初的担忧。

会议持续了数日。争论之中，彭德怀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他甚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直接质疑。

这种局面让一些老同志感到忧虑。在特殊时期，党内团结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担忧确实不无道理。

百团大战后，华北战场的形势确实发生了不利变化，八路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会议最终并未就百团大战的功过得失做出定论。

关向应自从长征途中染上肺结核后，就再也没能回到战场。1940年底，他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来到延安养病，但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

后来，关向应听说彭德怀因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与中央产生分歧时，心中非常着急。虽然身体虚弱，他还是让人请来了刘少奇，希望能见彭德怀一面。

刘少奇知关向应的为人，也明白他与彭德怀的深厚情谊，便安排了这次会面。

彭德怀到来时，关向应强撑着想要坐起来。看到这位老战友如此憔悴的模样，彭德怀心中一阵酸楚。他快步上前，轻轻扶住关向应的肩膀，劝他不要太过劳累。

关向应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回忆起与贺龙共事时的往事，谈到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革命事业的关切。

关向应特别强调了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他恳切地劝说彭德怀要以大局为重，要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那番话不是说教，而是发自内心的期望，情真意切，让彭德怀深受触动。

这次谈话成为了彭德怀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此后，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军事思想，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在后来的检讨中，他坦承自己带有＂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恩赐的群众观点＂等思想包袱，并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

关向应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关注着抗战局势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躺在病床上反复收听投降广播，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6年7月，关向应在延安溘然长逝，年仅44岁。彭德怀后来常常回忆起那次谈话，是关向应的话语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不足。

他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过程概括为＂大哥—先生—领袖＂三个阶段。

参考资料：

1、洛川会议（１９３７年） 新华社 2009年09月25日

2、再说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与功过是非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2015年0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