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谷物，同样能在极端的气候中茁壮生长，只不过气候形态与大麦恰好相反，它适应的是炎热而干燥的气候。小米有助于创造并维系许多地区的文明，包括埃塞俄比亚高原、风沙遍地的黄河流域平原、西非气候恶劣的萨赫勒地区（Sahel）与稀树草原。除了用作鸟食，或在法国北部的旺代省（此地标新立异，把吃小米当成地方性认同的象征）等文化奇特的地区，小米在西方文明中从未占有一席之地，这大概是因为它无法制成发酵面包。可是小米确是营养价值丰富的主食，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高，脂肪也相当充足，蛋白质含量高于硬粒小麦。小米经过中国的传播才在全球历史上发挥影响。中国传统的饮食以稻米为主，但是倘若没有小米，就无法想象中华文明的诞生。《诗经》收录的古代歌谣中，即有一首描绘了清除杂草、灌木和根须的辛苦：“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后来发现的花粉遗迹也支持了此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身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土高原在千年间日益贫瘠；不过，当农夫开始开垦荒地时，这块土地仍像是某种稀树草原，上面稀稀拉拉生长着树和灌木丛，冲积平原上也仍有部分地区覆盖着落叶阔叶林。中华文明发源地的环境拥有神奇的力量，它位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的交汇处，这里就像海边潮池里肥沃的淤泥，聚集了多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一方面土地日渐贫瘠，另一方面冰河时期过后物种逐渐多样化，就在这两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交汇时，农业起步了。

在好几千年过后，这两个过程依然有迹可循，留下丰富的考古证据，并开始有了文字记录。公元前2千纪，黄河流域有很多水牛，后人在此时期的地层中已发现1000多只水牛的遗骸；此外还有其他的沼泽和森林动物，比如麋鹿、野猪、獐、白鹇和竹鼠，偶尔甚至还有犀牛。当时商朝宫廷和城市的强大和富庶必然与这样的物种多样化有关，商朝人得以进口各式奇珍美食。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们从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进口的成千上万片龟壳。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政体完全仰仗龟壳来决策，因为当时的人最喜欢拿龟壳卜卦，认为龟壳负载着向另一个世界传达的信息。人们把问卜的内容刻在龟壳上，然后用火烧龟壳，直到上面出现裂痕。这些裂纹就好像手相，通过术士的端详诠释，进而得到上苍的答复。这些当时预测未来的预言如今已成为揭示过去的媒介。术士们在龟甲上刻的甲骨文显示了当时的环境多样化，气候较潮湿，雨下个不停，小米一年收成两季，甚至还有稻田。无怪乎在公元前7世纪时有位中国女诗人在泥地里采摘酸模时，竟感到情深意切，心头为之一震。

不过，即使在雨量最丰沛的时候，黄河流域仍无法供养以稻米为主食的文明。如同同时代与同样环境的其他文明，中国最早也只种植单一种类的粮食。当时最强大部族的祖先是位传奇人物，名为“后稷”，意为“小米的主宰者”，在民间记忆中，后稷率先种下小米以后：

实种实褎

实发实秀……

实颖实栗……

诞降嘉种

维秬维秠

维穈维芑

商朝也与小米融为一体：商朝在公元前11世纪衰亡，宫殿废弃，怀旧的人来此，看到废墟中长出了小米。

已知最早的中国文献《尚书》中提到两种小米，它们在公元前5千纪的考古堆积层内都有发现，几乎可以确定原生于中国。它们很耐旱，有抗碱性，已知最早的栽种者把小米种在烧荒清出的空地上，吃的时候会配上畜牧或捕猎来的动物，比如饲养的猪、狗以及野鹿和鱼。令人惊讶的是，有个工业化程度高、科技发达地区的山区，仍保有这种古代生活方式的雏形，那就是台湾。韦恩·福格（Wayne Fogg）于1974年至1975年对当地人采用的技术进行观察和记录，这些山地少数民族选中倾斜60°的坡地来放火，因为“火往上烧比较热”。烧好的地会空置一阵子，他们有时还会在地上挖洞，接着再将种子用手或脚搓揉后脱梗去壳，最后才埋进地里。为了阻止偷食的动物，他们会在田地里架设窸窣作响的稻草人和一种神奇的装置——用棕榈叶或芦苇包起来的木船模型，船上压着石头。每一穗小米都由人工收成，抛进工人背负的篮子里，收集到够多的时候，他们会把小米绑成捆，然后挨个传递，集中成堆再运回家。传统歌谣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生活：寒冷的季节在地上挖洞，捕猎浣熊、狐狸和野猫，“好为酋长制皮草”。收成之后，要驱除床底的蟋蟀，用烟驱赶偷吃小米的大老鼠。

这实在很有暗示意味。以今天来看，这种形态的农业在技术上十分原始，但是在商朝时期，它养活了或许是当时世上最稠密的人口，并可供养战场上数以万计的军人。只有轮种才能获得最多的收成，而大豆最终成为此体制所需的另一种作物。我们并不清楚大豆是何时出现的，可能是在公元前五六百年，据说齐桓公在公元前664年打败山戎后，把大豆带回中原。小麦传入更晚，常被视为“外来的”异邦之物；甲骨文预言中提到小麦时，都称之为邻族作物，须严加注意并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