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靖三年,七月。
大明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巡抚张文锦收到一份边防加急军报,大概意思就是,蒙古骑兵频繁出现在杀虎口外,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大同腹地。巡抚张文锦看到军报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于是当即向内阁与兵部朝廷申请修筑五座边防堡垒,军事预算白银三十万两,实事求是地说,这笔银子张文锦真没有多要,但最后经兵部向户部申请,而工部最终核算后,户部仅仅拨银三万两,不足原请数额的十分之一。

朝廷为何要克扣边关的军事预算,显然并非没银子,而是因为当时的官场的潜规则,因为兵部官员都认为,大同镇此举属于虚报工料,而且已经是惯例,于是将预算砍至地板价就是为了遏制贪墨。可即便是这三万两银子从户部出库就被剥皮,层层揩油,到了地方上,三万两白银真正用于建材采购的不足五千两,余款被“采买运输损耗”等名目侵吞。说白了,这种“砍价式”财政审批,折射出中枢对边镇工程的真实认知——多数经费终将落入官员私囊。
过了大半年,工部会同兵部到大同进行工程验收,那个场景更是让人无法接受,五座堡垒实为五排草草搭建的营房,史载:“每堡仅容五百人,无壕堑、无箭楼”。更致命的是设计缺陷——营房未设马厩与人居分区,导致“士卒与妻儿、战马共处一室,粪尿横流”。

这就是账面上三万两银子修出来的“军事堡垒”,如此环境,怎么可能指望士兵们替朝廷卖命,可这种情形,大同巡抚衙门,兵部,户部,工部,这几个衙门都觉得自己委屈,都指责对方贪腐不干事,可就是没有人去管辖一下最应该得到关心的大头兵,在这种情况下,当八月初三戍边令下达时,士兵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所有的矛盾点彻底激化。
士兵发现营房“茅草覆顶,土墙厚不盈尺”,塞北寒风可透墙而入。别说是士兵,军马都无法豢养,再就是,依军规,戍卒需携家属同住,但实际空间“卧榻尺寸不足容妇人侧身”。就在奉命戍边士兵怨声载道时候,随行的参将贾鉴还要强行收缴士兵私马充公,用于填补工程马匹缺口,这个是时候最老实的人都无法接受。

因此,这12名士卒拥立王宝为头目,王宝带着这12个大头兵持械来到巡抚衙门要求巡抚张文锦重新修建营房,家眷暂缓入住,张文锦此时表示出他无能愚蠢的一面,他不仅不加以安抚,反而命令“违令者以逃兵论斩”。这无疑彻底激化矛盾,短短一个时辰后,暴动军士焚烧粮仓,打开武库,大同镇陷入火海,局势彻底失控。
八月初七早上七点左右,巡抚张文锦被愤怒的士兵乱刀砍死,接着又将张文锦头颅悬挂在未完工的堡垒旗杆上,张文锦死的冤吗,一点都不冤,可你让他拿三万两银子去修军营,根本就不可能,张文锦也一定觉得自己一肚子委屈,而此时,大同最高军事长官,大同总兵官江桓自城头缒逃,却摔断左腿后被俘。巡抚副手按察使蔡天祐伪装成书吏,混在囚犯中才侥幸逃生。这场暴动虽在半月内就被镇压,但埋下了更深的隐患——几年后,大同镇再度兵变,总兵李瑾被杀,边镇已成惯例,如果指望这些士兵抵御外敌,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

此类恶性循环在九边重镇持续上演,印证了《明史》所述“将官盘剥,常有兵变”的常态。卫所制度此时已名存实亡,兵员的质量和数量均已崩溃,明史核查数据显示:三营10600名定额兵员,实存仅6837人,缺额率35.6%。而且士兵中无一名符合“优质兵源”标准。存在的六千多人,能持械作战者仅两千多人,占总兵力三成左右。此外,军旅中还有少量“拄拐老卒”与“独目残疾”者。
朱元璋当初建立卫所制度,由国家提供土地、耕牛,边疆的士兵,七成种地,三成守备。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军队腐化,士兵们大量逃亡,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逃亡,造成了军队战斗力不足,打仗时无法发挥作用。到最后,士兵居然造反,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主官只能自己养私兵,因此才有了家丁的出现,即用公款来组建一支数量不多,具备战斗力的亲信队伍。

家丁,究其本质,就是在明军军饷不足,士兵战斗力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为弥补军队战斗力不足,由将领们花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队。嘉靖对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最后在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许诸将自募家丁,一体给饷,每员下虽至二、三百人,亦不为多。”这项政策实际承认了将领私兵的合法地位。
等到了万历三十七年户部报告指出:“家丁系统已成将门私产,朝廷实失掌控。”由此明朝的军队军阀化,私人化就成为必然。而所谓家丁精锐,实乃透支国本所得,其势不可久持,家丁制度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态也持续恶化。比如,辽东甚至出现专业“首级市场”,一颗女真头颅炒至百两(是否是女真士兵,难说)。如果把家丁就是将领的私人部队,这并不完全对,因为家丁也要服从于明朝的管理。家丁的组建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可到了后来局势失控,家丁就只听主将不听朝廷的了。

家丁当中也有很多人有杀良冒功,贪污腐化,侵吞粮饷、劫掠百姓的恶习,明军的通病,家丁也没办法免疫。就以冒领粮饷来讲,万历三十七年,户部上报说总兵董一元等五名将领的家丁三年冒领粮饷7770余石。
最重要一点,家丁的存在,并没有真正地提升明军的实力,当遇到强大敌人之时,家丁数量不足,也不足以抵挡敌人。后金攻打沈阳,总兵贺世贤带着少量的家丁出城作战,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之计,大败,虽有家丁保护,贺世贤也被后金军射死,沈阳城破。后金攻打辽阳,袁应泰派出了自己的家丁“虎旅军”,但努尔哈赤大军几个冲击,这支队伍同样阵型大乱,争相涌入城内,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辽阳城破,袁应泰自杀。

这些乱象最终反噬边防体系。当葡萄牙雇佣兵在辽东炫耀水下功夫时,明军基层已陷入“无丁可抽、无兵可战”的绝境。这种饮鸩止渴的制度改革,用《明史》的总结便是:“以将门私卒充国家干城,犹割股啖腹,饱腹而身毙。”在这种制度性腐败的侵蚀下,明朝的覆灭也就是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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