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七月。

大明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巡抚张文锦收到一份边防加急军报，大概意思就是，蒙古骑兵频繁出现在杀虎口外，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大同腹地。巡抚张文锦看到军报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于是当即向内阁与兵部朝廷申请修筑五座边防堡垒，军事预算白银三十万两，实事求是地说，这笔银子张文锦真没有多要，但最后经兵部向户部申请，而工部最终核算后，户部仅仅拨银三万两，不足原请数额的十分之一。

朝廷为何要克扣边关的军事预算，显然并非没银子，而是因为当时的官场的潜规则，因为兵部官员都认为，大同镇此举属于虚报工料，而且已经是惯例，于是将预算砍至地板价就是为了遏制贪墨。可即便是这三万两银子从户部出库就被剥皮，层层揩油，到了地方上，三万两白银真正用于建材采购的不足五千两，余款被“采买运输损耗”等名目侵吞。说白了，这种“砍价式”财政审批，折射出中枢对边镇工程的真实认知——多数经费终将落入官员私囊。

过了大半年，工部会同兵部到大同进行工程验收，那个场景更是让人无法接受，五座堡垒实为五排草草搭建的营房，史载：“每堡仅容五百人，无壕堑、无箭楼”。更致命的是设计缺陷——营房未设马厩与人居分区，导致“士卒与妻儿、战马共处一室，粪尿横流”。

这就是账面上三万两银子修出来的“军事堡垒”，如此环境，怎么可能指望士兵们替朝廷卖命，可这种情形，大同巡抚衙门，兵部，户部，工部，这几个衙门都觉得自己委屈，都指责对方贪腐不干事，可就是没有人去管辖一下最应该得到关心的大头兵，在这种情况下，当八月初三戍边令下达时，士兵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所有的矛盾点彻底激化。

士兵发现营房“茅草覆顶，土墙厚不盈尺”，塞北寒风可透墙而入。别说是士兵，军马都无法豢养，再就是，依军规，戍卒需携家属同住，但实际空间“卧榻尺寸不足容妇人侧身”。就在奉命戍边士兵怨声载道时候，随行的参将贾鉴还要强行收缴士兵私马充公，用于填补工程马匹缺口，这个是时候最老实的人都无法接受。

因此，这12名士卒拥立王宝为头目，王宝带着这12个大头兵持械来到巡抚衙门要求巡抚张文锦重新修建营房，家眷暂缓入住，张文锦此时表示出他无能愚蠢的一面，他不仅不加以安抚，反而命令“违令者以逃兵论斩”。这无疑彻底激化矛盾，短短一个时辰后，暴动军士焚烧粮仓，打开武库，大同镇陷入火海，局势彻底失控。

八月初七早上七点左右，巡抚张文锦被愤怒的士兵乱刀砍死，接着又将张文锦头颅悬挂在未完工的堡垒旗杆上，张文锦死的冤吗，一点都不冤，可你让他拿三万两银子去修军营，根本就不可能，张文锦也一定觉得自己一肚子委屈，而此时，大同最高军事长官，大同总兵官江桓自城头缒逃，却摔断左腿后被俘。巡抚副手按察使蔡天祐伪装成书吏，混在囚犯中才侥幸逃生。这场暴动虽在半月内就被镇压，但埋下了更深的隐患——几年后，大同镇再度兵变，总兵李瑾被杀，边镇已成惯例，如果指望这些士兵抵御外敌，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

此类恶性循环在九边重镇持续上演，印证了《明史》所述“将官盘剥，常有兵变”的常态。卫所制度此时已名存实亡，兵员的质量和数量均已崩溃，明史核查数据显示：三营10600名定额兵员，实存仅6837人，缺额率35.6%。而且士兵中无一名符合“优质兵源”标准。存在的六千多人，能持械作战者仅两千多人，占总兵力三成左右。此外，军旅中还有少量“拄拐老卒”与“独目残疾”者。

朱元璋当初建立卫所制度，由国家提供土地、耕牛，边疆的士兵，七成种地，三成守备。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军队腐化，士兵们大量逃亡，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逃亡，造成了军队战斗力不足，打仗时无法发挥作用。到最后，士兵居然造反，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主官只能自己养私兵，因此才有了家丁的出现，即用公款来组建一支数量不多，具备战斗力的亲信队伍。

家丁，究其本质，就是在明军军饷不足，士兵战斗力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为弥补军队战斗力不足，由将领们花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队。嘉靖对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最后在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许诸将自募家丁，一体给饷，每员下虽至二、三百人，亦不为多。”这项政策实际承认了将领私兵的合法地位。

等到了万历三十七年户部报告指出：“家丁系统已成将门私产，朝廷实失掌控。”由此明朝的军队军阀化，私人化就成为必然。而所谓家丁精锐，实乃透支国本所得，其势不可久持，家丁制度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态也持续恶化。比如，辽东甚至出现专业“首级市场”，一颗女真头颅炒至百两（是否是女真士兵，难说）。如果把家丁就是将领的私人部队，这并不完全对，因为家丁也要服从于明朝的管理。家丁的组建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可到了后来局势失控，家丁就只听主将不听朝廷的了。

家丁当中也有很多人有杀良冒功，贪污腐化，侵吞粮饷、劫掠百姓的恶习，明军的通病，家丁也没办法免疫。就以冒领粮饷来讲，万历三十七年，户部上报说总兵董一元等五名将领的家丁三年冒领粮饷7770余石。

最重要一点，家丁的存在，并没有真正地提升明军的实力，当遇到强大敌人之时，家丁数量不足，也不足以抵挡敌人。后金攻打沈阳，总兵贺世贤带着少量的家丁出城作战，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之计，大败，虽有家丁保护，贺世贤也被后金军射死，沈阳城破。后金攻打辽阳，袁应泰派出了自己的家丁“虎旅军”，但努尔哈赤大军几个冲击，这支队伍同样阵型大乱，争相涌入城内，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辽阳城破，袁应泰自杀。

这些乱象最终反噬边防体系。当葡萄牙雇佣兵在辽东炫耀水下功夫时，明军基层已陷入“无丁可抽、无兵可战”的绝境。这种饮鸩止渴的制度改革，用《明史》的总结便是：“以将门私卒充国家干城，犹割股啖腹，饱腹而身毙。”在这种制度性腐败的侵蚀下，明朝的覆灭也就是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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