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昨晚东路军进入南京。原定我们攻占南京的任务已不需要我们了。想不到国民党一点抵抗也没有，呜呼哀哉！”

在我军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4月23日，南京城宣告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安排各部门火速撤离，然而，在大部队逃跑之际，有3名军统特务却拒绝了蒋介石“好意”，选择留在了大陆，隐姓埋名生活了64年。

南京解放

64年后，这3人因为曾经的军统特务身份又重新聚在了一起，不同以往的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变迁，此时三人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和平凡的老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相聚结束后，三人还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算是一个时代结束后留下的纪念。

那么，这3名军统特务分别是谁？他们曾在军统做过哪些事？留在大陆以后，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三人中，唯一的女性名叫王庆莲，曾在军统中担任译电员工作，王庆莲来自于浙江江山，进入军统时，王庆莲只有15岁，当时日本侵略军刚撤出江山没几个月，整个江山民生凋敝，王庆莲家中也过得很困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军统局重庆本部委托“东南办事处”来江山招收译电员，对于当时很多吃不饱饭的江山人来说，这简直是个“香饽饽”，所以当地人争相报名，王庆莲的妈妈也给年仅15岁的王庆莲报了名。

后来王庆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苦笑着说：“一开始是没抱什么希望的，但我也是运气不怎么好，一考就考上了。”

王庆莲父母

刚进入军统时，王庆莲的想法很纯粹很直接，就是找份工作糊口，她甚至都不知道军统到底是做什么的，就这样被一辆军用大卡车在两个多月内辗转八个省送到了重庆罗家湾，只是当时的王庆莲还没有意识到，她的命运也将因为这个选择而改变。

当时重庆军统局本部是世界各地军统秘密组织的枢纽，所接收到的电报纷繁复杂，有日军的行动部署、兵力安排、部队换防，也有日本出动飞机、移动军舰等情报，这些情报大多都是前线情报员冒着生命危险传回来的，翻译工作的强度非常大。

戴笠与军统女特工

所以王庆莲一进入军统就立刻被分配了很多工作，当时王庆莲甚至都没接受培训就直接上岗了，在军统工作期间，王庆莲每天都在紧张的氛围中度过，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正常的，有时忙不过来，甚至要连续工作好几天。

对于王庆莲来说，这份工作紧张但是非常乏味单调，她每天都要对着密码本翻译出至少1500字，当时王庆莲年纪小，也不太懂这些翻译出来的文字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故事，直到后来战争胜利了，王庆莲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贡献有多大。

王庆莲与郝伯村合影

1946年8月，在军统局待了三年零几个月的王庆莲向毛人凤打了长假的报告，申请离开军统局，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当时戴笠刚刚出事，毛人凤接管了军统，军统内部的人际关系因此变得风谲云诡，王庆莲年纪小，不太会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就想请假避开这些事。

而除此之外，王庆莲离开军统其实也是因为不想从事针对同胞的情报破译工作，当时王庆莲虽然还小，但也有家国情怀，以前做情报破译工作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保家卫国，但现在帮助蒋介石对付自己的同胞，她实在是无法接受。

晚年的王庆莲

当时的王庆莲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当初离开军统只是请了个长假，但却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没有遗憾的晚年。

1949年初的一天傍晚，正在江山老家同母亲一起生活的王庆莲突然遇到了当初在军统局机要组一起工作的同伴，交谈中王庆莲得知，由于国民党军战事不顺，局里部分人员先期撤退来到了江山，准备乘车到厦门然后坐船去台湾。

见到王庆莲以后，同伴向王庆莲发出邀请，希望王庆莲跟他们一起离开大陆，但王庆莲拒绝了，她很喜欢离开军统后平静安定的生活，不想过着背井离乡与亲人诀别的生活，很多年后当得知同伴们离开后的遭遇，王庆莲仍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离开军统以后，王庆莲经人说合，与浙江大学念书的老乡汪含芳结了婚，建国后，王庆莲进入粮食局工作，因为曾经的特殊身份，王庆莲后来又被安排到农村改造了二十多年，虽然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王庆莲却非常享受这样宁静的生活。

三人中的第二位叫戴以谦，戴以谦比王庆莲年长几岁，进入军统也比王庆莲早几年，和王庆莲的不善交际不同的是，戴以谦在军统内部很吃得开，人人都对他毕恭毕敬，主要是因为戴以谦的背后有戴笠做靠山。

戴以谦和戴笠是本家，两人算是远房亲戚，戴以谦称戴笠为十叔公，年少时，戴以谦怀揣着满腔的报国热血，初中毕业就进了忠义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工作，某一天，戴笠带着一帮随从到铅山办事处视察，正好看到了戴以谦，就问他：“你为什么在这？”

戴以谦回答说：“我有行当（江山方言，意为有工作）。”

这件事过后第二天，戴笠就以人手不够为由，将戴以谦带在了身边，后来戴以谦又被送到了安徽雄村训练班培训，毕业后担任戴笠东南办事处机要秘书，一夜成为戴笠身边的“大红人”，只要戴笠到东南一带，戴以谦都是随从，当时戴以谦才年仅18岁。

1946年，戴笠在从青岛飞上海期间飞机失事，戴笠走后，统在内斗中急速分化瓦解，军统人员也被各自拆分，戴以谦因和戴笠沾亲带故，被毛人凤局长派去了华北，任军统北平站站长，但经过八年抗战，戴以谦对战争日感疲惫，终日拿假情报对付，北平和平解放后，戴以谦也解甲归田。

毛人凤

1949年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戴以谦主动选择了留在大陆，为了过安静地生活，戴以谦回到老家务农，还娶了妻生了孩子，但后来因为身份暴露，戴以谦蹲了12年劳改，期间妻子因受不了压力，和戴以谦离了婚。

劳改结束后，戴以谦已经垂垂老矣，因为身边已经没有亲人，也没有人照顾，所以戴以谦只能搬到江山市二十八敬老院居住，享受五保户老人的待遇，每月政府给他发100元，敬老院发30元，在敬老院的吃住全免。

晚年的戴以谦

晚年的戴以谦经常会想起曾经在军统局工作的往事，那段波澜壮阔的青春岁月，即使过去了几十年，戴以谦依然记忆犹新，想着想着，戴以谦就有了要和曾经的同事见一面的想法，在得知王庆莲也留在了大陆之后，戴以谦当即向王庆莲发去了邀请，而除了王庆莲以外，还有一位叫祝仁波的老人也收到了邀请。

祝仁波曾是军统内部的一名电台维修人员，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军统的无线电通讯保持畅通，祝仁波的文化程度虽然不是很高，但在无线电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一次偶然的机会，祝仁波接触到了无线电通讯技术，从此就爱上了这门技术。

后来祝仁波在无线电通讯技术方面的天赋被陈一白发现，当时陈一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电讯专家，在陈一白的教导和培训下，祝仁波在技术领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这之后，祝仁波以优异成绩被吸纳进了军统局。

祝仁波

和王庆莲与戴以谦那种紧张的工作氛围不同的是，祝仁波的工作主要在幕后，维修的场地要么在战场上，要么一个人在角落里修，所以祝仁波在军统中一直充当“隐形人”的角色，但祝仁波却乐此不彼。

1949年国民党军全面溃败后，祝仁波也面临着去留的抉择，但面对同伴的邀请，祝仁波没有丝毫犹豫，当即选择留在了大陆，并在这之后回到了上海，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捣鼓各种电器，继续将自己热爱的事业进行到底。

即使后来身份暴露，祝仁波蹲了10年劳改，也没有放弃机电技术，改造期间，祝仁波一边积极参与劳动，一边帮助维修农场里的各类电器，因为技术过硬，农场又继续按工人“留用”了祝仁波16年，直到1980年，已经60岁的祝仁波才走出高墙。

重获自由之后，祝仁波和戴以谦一样也成了孤寡老人，妻子早已和他离婚，独自一人的他移居到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上，一待就是三十年。

2013年，独自生活的祝仁波收到了戴以谦的邀请，邀请他与戴以谦和王庆莲见面畅谈，因为三人都经历过那段岁月，身上有着一样的历史烙印，所以更能在情感上发生共鸣，对此，祝仁波没有拒绝，收到邀请后，当即踏上了赴约之路。

2013年10月，浙江省衢州江山市廿八都镇养老服务中心大院内，三位雪鬓霜鬟的老人见面了，经过岁月的流逝，曾经意气风发的三人脸上都充满了沧桑，一番畅谈后，三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合影，既是对过去的几年，也是留给未来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