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耀*文
我于1939年6月初至1942年7月间，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任团长，在这段时期内，担任一项秘密任务，搜集云南王——龙云的各种情报。
1938年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快到武汉前，我从汉口调至昆明空军军宫学校工作，当时的云南是龙云的天下，连蒋介石的中央小部队人云南，事前都必须取得龙云的同意。但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如机关、学校、工厂等却都认为云南安全而源源不断地从沿海迁入。当时云南的主力陆军六个师，也开赴前线作战，留下一个步兵旅，一些地方保安团队担任省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沿海后，昆明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镇，国际主要运输大动脉、交通的枢纽。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进口的物资，都要经过昆明后转运全国各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越南与缅甸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截断我国的国际通路。当时，云南成了龙云的独立王国，不容外力干预。
1938年蒋介石在汉口接见龙云时，龙云曾提出，要求撤走驻云南的军统特工人员。蒋介石当面否认有此事，而暗中指示军统头目戴笠酌情减少些过于暴露的人，这是耍的两面手法。1939年夏，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受上级指示，要我以职务作掩护，兼理搜集龙云的情报。航委会秘书处处长周鸣湘是周至柔的侄儿，上级叫他从成都飞抵昆明，向我交代任务，要我负责搜集龙云的情报，包括龙云对中央的态度；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云南的现有兵力及布防；团长以上姓名、年龄、出身、籍贯、主要经历、主要人事关系。周交给我一份密电本，重要情报用便机带，当时昆明至四川成都和重庆，几乎天天有飞机来往。一般情报利用有线电报，每月给我一笔固定的经费，可以雇用一名中校，这是为了不使我分散精神影响我的本职业务。我雇了军校六期学生李西平为助手，他是云南人。同时通过上级介绍认识了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刘耀扬、中将参谋处处长甘芳，有不少情报，从刘耀扬与甘芳两人手里得到。
1939年5月间，我为了迎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周至柔从成都返昆，自学校侧门到巫家坝民航站，见到民航站到市区公路两侧布满了哨兵，站外停满了小轿车。我作为巫家坝空军基地负责警卫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知道有大人物来临，但不知何人。不久一架巨型民航机从北面飞来徐徐降落，首先步出机舱的是周至柔，紧接着是大汉奸汪精卫，当时对于汪精卫的去云南我是迷惑不解的。龙云等军政大员迎上前去与汪精卫握手言欢，乐队奏起三番军礼号，稍事寒暄，出龙云陪同进城。不久，重庆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大为宣传，说什么“汪精卫私自出走”而离重庆，我亲眼目睹汪精卫堂而皇之的来昆明，同机的有中央大员周至柔，云南的军政首脑龙云，出动大批人马迎接，龙云事前必然获悉此事，所谓汪精卫私自出走，岂不自欺欺人?抗战时期，全国民航公司购买飞机票均由军统人员控制，故汪精卫离开重庆必然经过蒋介石的点头。所谓私自出走，岂不是欺骗全国人民的大骗局?当天汪精卫与龙云举行秘密会谈，汪精卫对云南的军政领导人讲了话，讲话的内容还是重弹“和平运动”的谬论。晚上，龙云为汪精卫设宴招待，翌日，汪精卫离昆明去越南的河内。
汪精卫叛国投敌是和蒋介石合演的一曲双簧戏。汪精卫在幕前，蒋介石在幕后。蒋介石搞的同日本勾结的卖国活动，也是从1938年11月通过日寇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文、宋子良、宋美龄的关系与蒋介石勾结谈判。
日本大本营派出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和今并武夫曾先后充当日驻华使馆副武官助理、日本侵华派遣军副参谋长等职。宋美龄本人曾以看医牙为名到过香港建立联络组，每天利用香港班机和无线电台与重庆政府联络。
蒋介石为了迷惑人民，密令特务头子戴笠行刺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在河内与陈璧君、曾仲鸣等人住在河内西北80公里避暑地三岛一家旅馆。而戴笠派了军统特务余乐醒、沈醉赶到河内，于1939年5月21日午夜，沈醉持枪冲进汪精卫住的房间，不料当天晚上汪精卫和曾仲鸣调了房间。曾在睡梦中警醒见有人冲进，慌忙下床躲在桌下被沈醉开枪击毙。在此以前1月19日林柏生在香港被特务袭击受伤，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也被特务暗杀。汪精卫本人由日本参谋本部军务课课长影佐大佐、伊藤犬养和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到河内保驾转达上海，并准备在南京粉墨登台，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组织伪政权，出卖民族利益。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民族的败类，抗战开始后，派心腹高崇武与日寇特使影佐秘谈。因此，在汉口与重庆提出所谓“和平运动”的谬论，得到日寇赞扬及国民党投降派的拥护。实际是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39年10月间，是正值汪精卫当汉奸后不久，陈璧君之侄陈××在龙云的庇护下由昆明逃到越南再转道南京后，充任了汪伪组织的航空署署长。在此前他任中德合办的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该厂于抗战间，从南京迁至云南昆明郊区。汪精卫到南京后，汪龙双方曾互派代表联系。这些都说明了龙云与汪精卫之间的亲密程度。
1940年2月间，我因治鼻伤至成都住院，由昆明转来蒋介石的电报欲于重庆召见我。在重庆见到蒋介石时他问了云南的现况，并交给我他最近的言论集，叫我转送给刘耀扬等人，并要我多与其取得联系。因为刘耀扬原是刘峙的参谋长，与中央系有联系。
我从与蒋介石的谈话里体会到他对龙云的怀疑。1940年，蒋介石借口中央驻滇的机关和工厂日益增加，事前不与龙云通气就派宪兵十三团1000多人，从贵阳乘汽车运送到昆明。抵达昆明后，该团团长龙涤波为了驻地与任务向龙云请示，龙云气忿地没头没脑大声问他：“那个叫你来的?”龙团长被弄得狼狈不堪，但仍和蔼地回答说：“奉委座的命令。”当时宪兵十三团住在昆明市区，负责维持中央机关与工厂官兵的纪律。龙云有自己的云南宪兵。双方执行任务中常发生冲突，实质上是蒋介石与龙云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日寇的魔爪伸至广西北海时，因为广西与云南毗邻，所以对云南的震动也很大。
龙云曾召集军政首脑开秘密会议，要大家讨论，北海被日寇占领，云南怎么办的问题。
有的主张值此云南受到威胁之时请求中央将卢汉的两个军调回以保卫云南。而另一种意见是，调回卢汉中央决不会同意，应迅速将各县地方团队扩充。龙云同意第二个意见，决定有养兵能力的县扩允县保大队。借机扩充实力，作为对付蒋介石的资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龙云对蒋介石的态度了。
1940年时，日寇空军空袭云南日益频繁，特别着重空袭国民党空军基地。云南是蒋介石重要的空军训练基地，空军军官学校本部也在昆明巫家坝，一个分校设在蒙自县，一个分校设在祥云县云南驿，这分校的附属训练基地在楚雄县。第一、第二飞机制造厂也在云南境内。日寇飞机袭击云南驿，击毁了几架飞机，震动了大后方。这次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方没有高射防空武器，所以敌机能够从我方防空监视哨之间的空隙钻进来而飞抵云南驿上空时肆意滥炸。因此将介石取得龙云的同意派炮兵四十一团（高射炮）和照测一个中队（四盏灯）到昆明归龙云指挥。航委会为了防止日寇飞机降落机场与空降伞兵，派我为昆明巫家坝机场守备指挥官。此时谣言甚盛，说龙云对重庆态度暧昧，我得航委会密令“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不惜代价保护机场飞机起飞转移的安全，炮兵四十一团与照测中队统归方耀指挥。”这也同时证实了谣言是有根源的。
根据过去的教训，南昌与成都机场曾经发生日寇飞机降落机场后再烧毁我们的飞机的严重事件，为了不让耻辱重演，航委会又令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以机场为中心，直径三四里路为周圆，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也由我负责指挥施工，部队配合民工做了四个多月，由于巫家坝机场的工事较坚固，龙云的部队看此行动，颇多疑妒，为了应付紧急事变完成任务，我与李团长经常交换意见。当时在昆明我们与龙云的力量悬殊，龙云有正规军四个步兵团、炮兵团、军分校的学生与宪警部队10000多人。而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虽有一个半步兵团的兵力3400人，但是在昆明只有2000来人，而炮兵四十一团20几门大炮没有自卫能力。考虑到可用的兵力不多，而且士兵均无作战经验，一旦龙云真要袭击巫家坝机场，我们要完成保护几十架飞机安全起飞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下了背水作战的决心在机场东北的制高点筑起坚固工事，并日夜派兵守备，机场周围构筑了很多堡垒，形成交叉火力控制一切死角，通往机场的几条公路设置障碍物，万一遭受意外袭击，特务团2000多人即死守机场，炮兵四十一团的20几门大炮改为平射，以火力封锁机场的公路，并轰击五华山龙云的指挥所。这是我们大概的作战方案，取得航委会的同意。
1941年，日寇侵占了越南、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云南变成抗日战争的前线，蒋介石以抗击日寇侵略为名，将关麟征集团的五十二与五十四军从广西开到滇南，对越南布防。宋希濂集团的七十一军与杜聿明的第五军从四川、贵州开往昆明市。又调张轸等几个军开入滇南对缅甸布防。派参谋部次长林蔚文为参谋团团长，住于昆明市西山，统一指挥在云南的部队。至此，蒋介石的武力控制了云南的战略要点，龙云要反抗已无能为力了，因而我的工作也失去作用了。但是在蒋介石解决龙云前，昆明还发生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冲突，成为蒋介石与龙云斗争的插曲。事情发生在1942年2月间，蒋介石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托飞抵印度劝甘地放弃绝食，未成，回到昆明休息。而当时龙云绥署近卫团十一连有一名兵士逃走，被捕在司令部，十连得知后即由连长率领全连武装士兵，到离市区五六里的黑土凹—-空军第五路司令部捉逃兵。交涉时双方争吵起来，十一连就包围司令部，并开枪射击，司令部工作人员纷纷逃走，副司令龚颖澄和参谋长章杰指挥守卫司令部的特务团五连两排士兵应战，双方交战20分钟。枪声震动了昆明市的军民，据说将介石听到枪声后很是慌张，以为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了。在昆明市郊的七十一军与第五军一部分上山占领阵地，近卫团十一连连长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士兵除逃走一些外，全部被捉住，武器被没收，形势十分严重。出事后不到20分钟我赶到出事地点，经过查询，认为是一场大误会。事件虽由近卫团挑起，但是报告上级后仍将全部官兵和武器放回。其时，航委会主任周至柔随蒋介石在昆明。我除了向航校教育长王叔铭报告外，又向周至柔作了汇报。由于空军里的派系斗争（王叔铭是反对周至柔的，而我是周至柔一派的），王叔铭就乘机排挤我。他越级向蒋介石面报说：“方耀曾搜集龙云的情报，龙云是不满意的，这次事件方耀虽无责任，但考虑到缓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起见，应表面上严惩方耀，请中央考虑把方耀调离此地降他一级。”蒋介石同意了王叔铭的意见，下手令撤职查办我。周至柔知道后，很是气忿。找我谈了他的看法，认为王叔铭的越级报告是假公济私。周至柔与龙云交情较好，为我向龙云说情。
龙云即向蒋介石报告说，此次发生的事件与方耀没有责任，请求免予处分。蒋介石因而又下令撤消前令。一场风波平息了，这件事既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又反映中央系与地方系的斗争。(1978 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