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军
溥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伪满州国宫内府中校侍从武官）审稿意见：本文对当时军营制度、生活和本人当时所亲身经历的秋操等事，特别是当时军中的积弊等记载得颇具体，且信是第一手资料，足供史料参考。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我17岁，因生活所迫，投入军队当兵，过了5年士兵生活，以后当上了军官。这里我把士兵生活时代的军中见闻，仅就记忆所及，作出片断叙述，以供文史研究参考。
1906年夏天，我补人北洋常备军第六镇步兵第十二协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后队充当备补兵，嗣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升补本队第二排第四棚的副兵。清末军中的镇等于现在的师，协等于旅，标等于团，队等于连，棚等于班。
第六镇就是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所编练成立的所谓北洋六镇其中之一的新建陆军第六镇，于1905年农历二月初一编定。它名为新建陆军，实际并非招收的新兵，而是由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后所成立的武卫右军的一部分7000 多人和驻防京畿的南洋自强军2000多人合并改编组成的。其中第十一协的第二十一标，原为武卫右军，驻扎京师为清朝皇帝守卫宫禁，改编后仍拱卫禁城；其余部队分驻南苑、海淀一带。我们第二十四标驻在南苑。
当时镇的编制是：步兵2协，马兵1标，炮兵1标，工程兵1营，辎重兵1营，军乐队1队。
步兵编制是：协辖2标，标辖3营，营辖4队（分前、左、右、后），队辖3排，排辖3棚，棚有士兵14名—一正、副目各1名，正兵4名，副兵8名。一个步兵队除有战列士兵126名外，还有备补兵9名，伙夫9名，护兵4名，号兵2名，医兵2名，驾车夫、喂养夫各1名；加上队官1员，排长3员，司务长1员和司书生1名，全队官佐目兵夫共计160名。一个步兵营约650多人，一个步兵标约有2000人。
马兵编制是：标辖3营，营辖4队，队辖2排，排辖3棚。每人有马1匹。
炮兵编制是：标辖3营，营辖3队，队辖3排，排辖3棚。每队有炮4门。
工程兵和辎重兵的编制与步兵略同。
当时的官衔职别，官佐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三级叫做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等于后来的上、中、少将；中等三级叫做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等于后来的上、中、少校；下等三级叫做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等于后来的上、中、少尉。镇的首领叫做统制（即后来的师长），其军衔一般为副都统（中将），特殊者也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协的首领叫做协统，又称为统领（即后来的旅长），其军衔一般为协都统（少将）。标的首领叫做标统，又称为统带（即后来的团长），其军衔一般为正参领（上校）。营的首领叫做管带（即后来的营长），其军衔一般为协参领（少校）。
队的首领叫做队官（即连长），其军衔一般为正军校（上尉）。排的首领和现代的称呼一样，叫做排长，其军衔为副军校（中尉）、协军校（少尉）两级制。
军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级。司书生（即后来的文书、录事）的军衔一般都是上士。棚的首脑叫做正目、副目（即后来的班长、副班长），正目的军衔一般为中士，副目的军衔一般为下士。
兵夫也分为三级：正兵、副兵、备补兵和夫役—一等于后来的所谓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当时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称呼：营级以上的首长们，都称之谓“大人”，队官称之为“大老爷”，排长、司务长称为“老爷”，司书生称为“师爷”，棚头称为“老总”，而老百姓通称士兵为“老总”。
当时的服制，已由黑布包头、盔甲战裙而改换为现代化的军服和遮檐帽了。军服的颜色，在夏季是土黄色的紫花布，在冬季是灰色棉衣和皮衣。脚上穿的也已由薄底快靴而改为蛤蟆头的布鞋了。另外还有一套黄咔叽军服和一双黄色牛皮鞋，专在大操大典的时候作为礼服穿着之用。那时候官兵一律打绑腿。那时候还没有推光头，人人头上都还拖着一条长头发辫子，但是不许拖下来，必须盘起来扣在军帽里边。
官阶从帽章上来区别：军官的帽子一律有一道金箍，军佐的帽子是一道银箍，士兵的帽子是红布箍。帽章如银元大小，是铜质黄色二龙戏珠图案。上级官佐的帽章中间嵌的是红色宝石，代表着红顶子；红色又分为朱红、水红、菠菜根三级。中级官佐的帽章中间嵌的是蓝色宝石，代表着蓝色顶子；蓝色又分为亮蓝、天蓝、深蓝三级。下级官佐的帽章中间嵌的是白色宝石，代表着水晶顶子；白色又分为水晶、桌白、鹁鸽蛋三级。
职级从袖章上来区别，据说这是法国式的服制：上级官佐的袖章上部缀有铜质黄色蟒扣3枚，中级者2枚，下级者1枚。每一等级之中的三级，则以缀在蟒扣之下的宽约1厘米的黑色缎带来识别，第一级者为3道，二级者2道，三级者1道。
兵种的识别也在袖章上来区分；距袖口约10厘米处，缀上一道宽约半厘米的颜色布条——步兵红色，马兵黄色，炮兵蓝色，工程兵白色，辎重兵黑色，宪兵粉红色，军乐兵杏黄色，医兵绿色，军需人员紫色，军法人员灰色。
官佐一律佩带一把所谓“东洋刀”的指挥刀。而当时的武器装备，大都是从德国购来的。步枪有两种：一种是“套简子”，一种是“曼利夏”，都是五子钢枪。大炮则是克虏伯出品，一种是6匹马拉的7.5厘米口径野炮（俗呼为陆路炮），一种是5.7厘米口径的山炮（俗呼为小钢炮）。但是，当时的训练已由左肩三把枪的德式操法改为右肩四把枪的日式操法了。
当时的薪饷制度是以银两为单位，每月月初关发一次：副兵4.2两，正兵4.5两，副目4.8两，正目5.1两，司书生12两，司务长20两，排长25两，队官50两（公费10两），管带100两（公费 140两），标统200两（公费200两），协统250两（公费250两），统制400两（公费600两）。当时办公费用的所谓公费，不是实报实销，而是包干制度，公费的实际开支，不及客额的十分之一，因此公费的十分之九都进入主官的私囊了。
士兵的日常生活是：一日两餐、两操、两讲堂。每次上操时间为2小时，每次讲堂时间为1小时。伙食办理得非常之坏。主食不是霉烂的大米，便是遵化、玉田一带混有石头沙子的小米；副食则经常是蔬菜，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特别是“万寿节”，每人要赏3钱银子吃肉。
第六镇由于是从旧军队改编的，官兵质量不等齐，特别是年龄差别很大，有60多岁的队官，有五六十岁的排长，有留着胡子的老兵，也有十七八岁的新兵，可以说是“五世同堂”。
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7天一休息的星期制，而是每逢初一、十五半月休息一天。这天可以请假外出到“营市街”去，可以进戏园、上酒楼、下饭馆。如果逛窑子，必须着便衣，否则宪兵查街就要干涉。
第六镇的统制当时是段祺瑞，正参谋（以后叫做参谋长）是马良，第十一协协统是陆建章，第十二协协统是李纯，第二十四标标统是王化东，我们第三营的管带是李殿文，我们后队的队官是方怀书。
1906年（光绪三十年）8月，上级传下来了命令：9月初，南、北洋两军在河南彰德府（现安阳市）附近举行野战对抗秋操演习。北军以第六镇及驻山东第五镇的一个协组成，以段祺瑞为北军总司令；南军以驻湖北的第八镇及驻河南的一个协组成，以第八镇统制张彪为南军总司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带着光绪皇帝的圣旨，充任阅操大臣，亲自担任秋操演习南、北两军的统监。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全镇官兵欢喜如狂，大家叫喊着：“这一下子可好了，袁宫保代理了皇上啦!”这种情形反映出两种情况：一是第六镇基本上是由袁世凯在小站、马厂一手编练的新建陆军改编的，官兵都是袁的老部下，对袁有感情。二是清朝入关以来，民族歧视非常严重，汉人饱受压迫，很少出人头地；一旦听说袁世凯有此一番荣耀，深感这是汉族的喜事。
关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我在军中常听老官、老兵这样说：旗人（满族）不论男女，小孩一生下来，就到内务府报名注册，开始吃皇粮，每人每月支给银子2两、大米1包(200斤)。旗人自己常常夸耀说他们有铁杆老米树。旗人男子长到18岁，就考试拉弓射箭，稍好一些的就取拔为“千总”之职，每月支给薪俸；女子长到15岁，姿色好一点的就选为宫中女官。在内廷供俸的御戏子们，每天夜里都到贝子、贝勒、王爷府中去教他们男女老少学唱京戏。这些贵族的男女老幼几乎没有不会唱京戏的。总之，旗人大都过着不劳动、不生产、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生活。第二十一标的一个排，给陆军部尚书旗人铁良担任守卫。这个排里有一个士兵长得很英俊，他在值班守卫的时候，铁良的三姑娘就把他叫到绣房里去，托枪操演给三姑娘看。每逢这个士兵值班站岗，不论白天黑夜，都被叫进三姑娘的绣房里去操演两个钟头。事情过了几个月，排长、队官害怕出事，请求管带、标统，将这一个排调换到南苑驻扎，才算了事。像这一类的趣事不胜述说。
9月初，第六镇由丰台上火车，开到顺德府（现邢台市）以南的临洺关下火车，与第五镇的部队会师。两镇的部队一面作对抗演习，一面向彰德前进。六七天之后到达了彰德，第六镇在彰德城东南附近宿营，第五镇的部队在彰德城西火车站附近宿营。
我们到彰德的第二天，看见在彰德以南约20里处的上空悬起一个大气球来，在气球的下端有6根大粗绳系在地下。官长与士兵都是头一次看见气球，很新奇。在彰德城南一里许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大土台，台上搭起了一座宽大的阅兵厅，上下里外都用黄布缠裹，上边插着许多许多的黄龙旗，远远望去好像北京皇城内的大殿一般。
从彰德火车站到城内钦差大臣的行辕，从行辕到城南的阅兵台，一路之上都是黄土垫地，黄沙铺道，看来好像皇帝要亲自驾临似的。
我们到彰德的第三天，袁世凯威风凛凛地坐着一列插着龙旗的专车，从北京来到彰德，下了火车，坐着轿子进城住下。
这天晚上，我们的队官方怀书集合队伍讲话说：从明天起，南北两军正式开始对抗演习，第一天是南军在汤阴县城附近作守势，我们北军作攻势。明天五鼓开饭，黎明准备出发。
翌日一早，我们全标队伍集合一起，值日官长告诉我们说：气球上挂起一盏红灯，就是两军战斗开始的信号；挂起第二盏红灯，就是战斗结局的信号。不久，就看见气球上升起了一盏红灯。我们这一标起初是用密集队形跑步前进，以后各营各队成散兵队形快跑前进。我们一一气跑了三四个钟头，跑过那个气球以南很远的地方，这时气球上升起了第二盏红灯，上级传下来命令：停止前进，各在原地不动。我们跑了30多里路，浑身大汗衣服湿透，可是一直到战斗结局，也没有看到南军的踪影。停战休息约一小时，上边传下来命令：北军仍回彰德原地宿营。各部队在归途路上走的时候，拐的拐，瘸的瘸，好似叼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样，丑态百出，实在难看。
第二天的演习，南军攻，北军守。我们就在彰德城南约四五里路的地方占领阵地。
正午12时左右，南军攻上来了，当两军的散兵线相距四五百米的时候，气球上升起了两盏红灯，演习停止。
第三天，袁世凯在彰德南门外，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阅兵之后，集合南北两军的全体官兵进行讲评。可惜那天我留在宿营地站小岗，没有参加这个盛会，自然也没有看到袁世凯的模样，当时深深感觉是一件憾事。
秋操结束之后，第六镇在彰德休息了两天，乘火车开到保定，为了练习行军和战斗动作，由保定徒步开回北京南苑。部队回到营房之后，放了一个星期的慰劳假，唱了4天京戏。在演戏的时候，戏台对过的看台上，坐着一位白胖子、八字黑胡的老头儿，唱了4天戏，这个人整整看了4天8场，一场不缺。大家都不认识他，也没有其他的人陪伴他，都以为这个人很奇怪。过了两天，传下命令说：统制段祺瑞升任提督了，新任统制赵国贤将于明日召集全镇官兵在大操场讲话。第二天，部队集合了，大家都在鹄立恭候着。远远看见来了一大群骑马者，到了将台旁边下了马，有两个副官搀扶着一个人登上了将台。毫无疑问，这当然就是新任统制了。大家仔细一看，就是看了4天8场戏的那个人。众人倾耳静听注意他的讲话，呆了好大时候，只听他咳嗽了一声之后说：“我
今天咳嗽，不能讲话，由李纯统领替我讲话。”他说罢这句话，就转身下台去了。此人
此举使全镇官兵大失所望，纷纷议论新统制不如老统制，第六镇的前途要糟糕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新任统制赵国贤是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亲戚。
到1906年的年底，我已经当了半年的兵。在这半年中间，我终日提心吊胆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我经常看见上一级的官长打骂下级的官长，下一级的官长不断地毒打士兵，营房里边随时都可听到如杀猪一般地乱叫，我成天耽心不知何时轮到我的头上，忧心如焚，内心十分紧张，惊恐万分。第二是老兵欺侮新兵，成了军队的“优良”传统，新兵入伍照例要受老兵的气。如果新兵敢于和老兵吵嘴打架，闹到官长那里，总是老兵有理，新兵无理，不管谁是谁非，总是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地先打新兵40下“黑红棍”。我在半年的新兵生活中，不知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亏，夜间常常睡不着，总是胡思乱想，忧愁苦闷。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标部为了培养初级干部，成立一个学兵队，我因从小念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经过考试，幸被录取。这时候我的心情比前舒畅了，因为一方面感觉着前途光明，将来有当官的希望；另方面不再耽心挨官长的打和受老兵的气。
1907年7月，上级传下命令：以第六镇的第二十四标及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和第五镇的第十八标及马兵、炮兵各一营，合编为奉天陆军第一混成协，以第二十四标标统王化东升任协统，即归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节制调遣。这么一来，我们标部原先临时成立的那个学兵队也解散了，学兵们各回原属单位，我仍然回到后队二排四棚。7月底，我们由丰台上火车，开到距沈阳120里的新民府。
此时张作霖带着六七百土匪被徐世昌招安委为统领，他们就驻扎在新民府的城里。
我们这个混成协到了以后，因为没有空庙闲房容纳这么多的队伍，只好在城东新建营房居住。
协统王化东是一个精明强干、思维敏捷、胸怀大志的人。他在二十四标当标统的时候，就锐意革新，想把队伍整顿一番。他成立学兵队，就是为了训练一批新干部来替换那些老腐败。乃因队伍改编和出发调动，学兵训练计划中断。现在他当了独立混成协的协统，更急于整顿队伍了。于是，他创办了一个奉天陆军随营学堂，在全协范围内招考选拔青年识字的士兵200名，分为甲、乙两班，甲班2 年毕业，乙班3年毕业。这年11月下旬正式开学上课。我被考取，编入甲班。这次考取的学生，其中有秀才出身的，有师范毕业的，一般说来文化程度都比我高。我很耽心落后掉队，决心加倍努力赶上。每天晚上息灯之后，我总是悄悄地起来到教室里，点上蜡烛，偷偷摸摸地用上一二小时的功。正因如此，我在这个随营学堂的2年学习中，每次考试测验，始终名列在前10名以内。
1909年（宣统元年）春天，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之后，即以奉天陆军第一混成协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镇。按道理说，论资历论能力，都应当由王化东坐升这个镇的统制。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和锡良一道从云南来的陈宧当了二十镇的统制。王化东对此非常愤懑，负气辞掉协统之职，到云南投奔李经羲去了。我对王化东很景仰，很钦敬，他一走，我感觉着好像失掉靠山一样。其实，王化东是高级将领，而我是一个兵卒，并无私情瓜葛，完全是公谊感情作用而已。
1909年11月下旬，随营学堂甲班考试毕业，我在82位同学中名次列为12名。我同其他5位同学暂时留校，其余同学各回原属单位候差。我们这些毕业学生，很受部队欢迎，没有多长时间，陆陆续续地都当上了排长、司务长。
1910年（宣统二年）5月初，随营学堂的正教习王麟庆向我贺喜说，要我到辎重兵营当排长。当时，我内心里说不出来的欢喜。我的同学们当天凑钱上街给我置备了一套当官长所必需的东西：指挥刀、金箍帽、皮鞋、四个兜的斜纹军服等，兴高采烈地准备前往到差。谁知第二天早晨，那位正教习王麟庆很尴尬地对我说：“事情有了变化。刚才八十标第一营管带车震到学堂里来找徐廷荣提调，坚决要求要秦景荣同学去当排长……”停了一阵，王麟庆又对我说：“我看，你在这里没什么出路，你不如到云南去找王化东统领。”当时，我好像头上挨了一闷棍，脊背上泼了一瓢冷水。这是怎么回事?秦景荣是我们甲班82名同学中的倒数第一名，他的成绩不及格，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为什么他倒当上了排长，为什么他把我的位置给顶掉了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秦景荣是
那位车震管带的亲戚。经过这次波折，我深深感到在这里的前途暗淡、渺茫。1910年5月下旬，我离开了二十镇，离开了新民府，前往云南，投奔王化东。这年8月间，我当上了军官，结束了士兵生活。(1960年)
作者17岁入北洋常备军第六镇当兵，后入随营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