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管界巨头贝莱德，做出了一个令众多旁观者大为震惊的举动——直接停止为上海的两栋写字楼供款，将价值12亿的资产甩给渣打银行用以抵债。

贝莱德可不是普通的小角色，它可是管理着高达11.6万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巨擘”，在全球资产管理领域稳坐头把交椅。

回溯到2018年，贝莱德斥资12亿元人民币，一举收购了上海普陀区的两幢商业写字楼——北岸长风E幢与G幢。

彼时，这两座办公楼被视作贝莱德在中国市场拓展版图的重要一步，承载着其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勃勃雄心。

然而，世事难料，几年之后，这笔投资不仅未能带来预期收益，反倒成了难以摆脱的“烫手山芋”。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最直观的因素便是贷款。贝莱德为此次收购贷款了7.8亿元人民币，依据合同约定，这笔贷款需在2023年底前偿还。

但不巧遭遇疫情冲击，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写字楼租金从最高时的7元/㎡/天，一路跌至3元多，空置率更是飙升至34.7%。到了去年，即便贝莱德打算以7折低价出售，却依旧无人问津。

2023年年底一过，贝莱德不仅未能按时偿还贷款，就连贷款展期的谈判也宣告失败。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这两座写字楼，亏掉4亿本金。

最终，面对银行催款，贝莱德选择断供，舍弃了这两项资产。放贷的渣打银行无奈收回这两座写字楼，而贝莱德的损失超过4亿元人民币。

按说，贝莱德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风险控制机制理应相当成熟。

可为何会走到连普通老百姓都极力避免的断供这一步呢？实际上，这恰恰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公司资产安全。

因为贝莱德判断未来资产没有升值空间，继续持有只会让亏损持续扩大，且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期难以预测。与其苦苦支撑，不如果断割舍，通过放弃不良资产来保全其余资金。

这一决策虽在短期内造成了亏损，但从长远看，却帮助贝莱德规避了可能更为惨重的损失。

从一组数据便能看出当下写字楼市场的严峻形势：

2019年之前，上海写字楼平均每年新增供应量仅60万方，到2024年，这一数字直接翻倍至120万方，而甲级写字楼存量更是高达1700万方。

与此同时，2020年至2024年，上海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从8.2元降至6.54元/平/天，跌幅超20%。

这还只是名义租金，若算上空置补贴和免租期，实际到手租金可能连5元都不到。

现实中甚至出现业主为挽留客户，愿意零租金出租，只求客户缴纳物业费的情况。

若贝莱德今年不脱手，每推迟一年抛售，就要多耗费8000万运营费。如此看来，断供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贝莱德作为大资本，汇聚了众多行业精英。

连大资本都选择断供，普通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呢？要是也效仿断供跑路，那就太天真了。

贝莱德是通过子公司运作，其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即便放弃子公司，也不会牵连到背后股东。银行催债只能找那个空壳公司，根本触及不到贝莱德核心。而普通人买房签的却是责任重大的契约。

一旦断供，立刻会被列入征信黑名单，面临限高令，房产还会被法拍，债务一分都躲不掉。

公司法赋予企业股东有限责任保护，基金法则允许资产管理人通过SPV（特殊目的实体）切割风险，这些制度本是为促进商业创新，却在房地产领域成了资本甩锅风险的工具。

反观个人破产制度，虽在深圳等地试点，但债务豁免门槛极高，适用范围狭窄，在民间争议颇大，短期内难以广泛推行。

资本凭借法律条文构建起安全屏障，个体却只能独自直面系统性风险。

资本与普通人的差距还不止于此。

贝莱德早在2023年就开始悄悄寻觅接盘者，2024年更是7折大甩卖。等普通民众在新闻中知晓此事时，它早已撤离许久。

普通老百姓不仅消息滞后，还常被一些受利益驱使的媒体误导。人家抛售时，很多人却以为抄底良机已到，纷纷掏钱接盘。

等到房价大幅下跌，想再脱手时，二手交易税会吃掉15%，银行还会追讨差价，最终血本无归。此前李嘉诚七折抛售房产，如今贝莱德断臂求生，这些专业玩家纷纷割肉离场，释放出的信号再清晰不过。

普通民众既缺乏消息渠道，又没有多少容错空间，根本难以与资本抗衡。唯一能依靠的，便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具备逻辑推理能力。正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即便感受不到水温变化，也该留意鸭子的动向。

当下，普通人最应警惕现金流陷阱。房价暴涨的时代已然远去，对于现金流亏损的资产，能多快抛售就多快抛售，尤其在通缩持续的当下。别轻信所谓“长远看涨”的说辞，既然是长远才涨，何必急于当下购买。

资本可以等待十年八年，可普通人的房贷却等不起。月供超过租金两倍时就得警惕，收入减半就得考虑卖房，房价跌幅超15%应立即止损。

玩不转这些数字游戏，就得接受现实。

记住，当资本纷纷撤离时，千万别以为自己能抄到低价——你以为在挖掘财富，实则可能是在为他人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