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会落幕,一些人又开始热议大放水和大通胀即将来临的话题。
实际上,央行虽在理论上具备近乎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但其作用却存在局限性,无法替代商业银行的贷款职能。
央行即便加快“印钞机”速度,也难以确保所创造的货币流向最急需之处。这便是货币政策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所谓的大放水,仅仅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却无法保证货币的有效流通。
央行难以细致入微地将每一张钞票精准送达政策期望的目的地。
真正释放货币的关键环节,掌握在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手中,它们才是放水的最终“阀门”。

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只能大致引导货币流向,无法完全掌控。原因很简单,要使央行投放至商业银行的货币进入宏观经济循环,必须依赖借贷关系的产生。
也就是说,必须有人或企业等组织向银行申请贷款、发债等融资,货币才能从银行账户流出,成为经济体系中的新增货币。所以,关键在于有人“敢于”借钱。借钱意味着透支未来收益,需用未来现金流偿还债务。
理性的个体或组织在借钱前,必然会大致估算未来收益,判断自身偿债能力。如此便产生两种结果:预期有收益,可能选择借钱;预期无收益,则坚决不借。由于未来难以准确预知,这种估算更多基于一种模糊的信心。
若对未来经济增速有信心,认为工资会上涨,便可能借钱提前消费;若看好市场前景,觉得企业有发展空间,就可能借钱扩张。当货币以各种贷款形式从银行流出,央行创造的货币才真正进入经济循环体系。
至此,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即人们常说的大放水)的“最后一公里”才算完成。由此可见,信心至关重要,它是打通货币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有信心,放水才能顺畅;信心不足,央行释放的货币只能在金融系统内徘徊。

当然,经济政策不会单一发力。
个体和企业信心的建立较为缓慢,而经济发展刻不容缓。对于任何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效率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牺牲部分相对的“公平”。因此,仅靠等待信心恢复远远不够,必须有人率先承担借钱的任务。
于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登场。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配合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首要借款人,以发行多种债券的方式,借走央行释放的大量货币。
随后,以地方名义通过投资、购买、收购等手段,将借来的钱“释放”出去。财政释放资金的方式多样,其中我们最常见的是各类基础建设项目投资。
如今年3月7号国家发改委透露,仅今年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规模就超5万亿。这样,部分货币便借出去了。
然而,有了财政政策配合,“放水”就能畅通无阻了吗?
并非如此,因为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在财政政策以加大“支出”帮助央行释放货币时,可能遭遇“截流”现象。财政支持主要通过投资和购买实现,而这些环节主要对接的是“先富起来”的人群。
这类人群拥有更多“对接”优先权,受趋利避害本性驱使,部分资金经他们之手后会被截流。而且,这类“先富”群体并非整齐划一,存在等级差异,所以截流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层层筛选。
先是顶层,接着中间层,最后底层。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
客观来讲,这个群体在过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过去的成绩也成为他们获取更多财富的“通行证”,使他们能在排除大部分普通人的情况下,优先获得更多资源。
而这一现象,成为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最大阻碍。
好在问题已得到重视,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再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但必须承认,无论是加大税收还是合理分配“蛋糕”,都绝非短期内能够实现,因为这涉及利益再分配,而触动利益远比触及灵魂困难。
所以,还需经历一段“煎熬”期。在此之前,继续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时,应摒弃过去粗放式的大水漫灌,改为精细式的精准灌溉。

例如,将更多财政刺激从投资转向补贴,投向民生、教育、生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惠及广大个体且不易被“截胡”的领域。这些领域的人群,消费欲望和需求相对强烈,同时也是承担宏观债务压力最大的群体。
房价、育儿成本、医疗和养老费用等,都是宏观债务压力的体现。
可以说,对这些项目进行补贴,就是直接为个体乃至整个居民端化债。化债能让更多居民可支配收入进入经济循环,即让个体有更多钱用于“非必要”消费。去年的家电补贴就是很好的例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10307亿元,比上年增长12.3%,超过2017年9454亿元峰值并突破万亿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
这仅仅是对家电购买给予少量补贴的效果。若从上述涉及个体民生类方向进行定向、精准、足量补贴,让更多个体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效果必定显著。
居民端极度渴望货币支持,一点“水源”就能激发活力,应给予更多支持。
一直以来,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对再生产投入资源较多,而对消化生产成果的个体投入相对较少。
一边是强劲的生产能力,一边是相对薄弱的需求,供需失衡导致更多投资难以转化为预期收益。以人为本是关键,在积极财政政策下,更多投资应以人为核心。人是消化一切投资所产生实物和产能的最终“消费者”。
在全球化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对个体投资是构建未来核心经济发动机的重要举措。“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人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