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最擅长做部队政治工作的将领，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他鞠躬尽瘁，过度地消耗了自己身体健康。

1953年夏，再次旧病复发的罗荣桓不得不住进了北戴河疗养院，在疗养期间，他每天仍坚持阅读学习，为新中国建设而殚精竭力。

这一天，罗荣桓的老战友彭德怀专程来到北戴河，在慰问罗荣桓的同时，也想要将自己心中的一个难题说出来，同他探讨一番。

许久未见的两个人一见面，自然是相谈甚欢，可谁料，没过多久，病房内居然传出了罗荣桓的一声怒吼：“怎么能这么搞？你真是老糊涂！”

门外的小护士全都被惊着了，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温和友善的罗荣桓怎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他发脾气的对象居然是彭德怀，于是他们连忙跑到屋里，生怕两个人大吵起来。

可是当她们推开门进去，却发现，彭德怀不但没有生气，反倒是连连点头称是。

能够让彭德怀与罗荣桓两位老将军争得面红耳赤的事情当然不会是一件小事，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两位所探讨的正是有关人民解放军应该由谁来领导的重大问题。

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一直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除异己，对共产党员发动了残酷镇压，第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抗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权力核心，指挥前敌一切事宜。

最终，南昌起义取得胜利，而中共前敌委员会也成为了我军党委制的前身。

对于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党中央给予高度赞扬，对于他们在部队中所建立起来的党委制度，党中央更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广大官兵严格依照这一组织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很快，党委制度的优越性便在秋收起义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而在毛泽东等人的调整改革下，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最终生成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现有军队进行了改编，他创造性地第一次在军队实行了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军队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三湾改编”的成功使得党委制初步形成，这一制度得到了广大将领的肯定，特别是擅长政治工作的罗荣桓，他曾不无赞美地评价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9年12月，红4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

这次会议以后，党委制度不仅在红4军中广泛实行，其他红军队伍也纷纷照此进行了改革，这就使得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当然，党委制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后来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我军党委制就曾被迫中断，这直接导致了红军党组织建设受到破坏和削弱。

而在全面抗战期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抗日形势，我党从大局出发，同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并对军队中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相应的变革。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军开始着手恢复党委制。

1947年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员会条例，从此以后，我军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有了基本的依据。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委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落实，几乎覆盖到了整个军区，然而这毕竟是一套崭新的制度，由于缺乏经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比如，有些单位的党委不善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总是在等待着上级领导给他分配布置工作；而有些单位的党委则分不清工作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

其实，上述问题都还只是小问题，通过对党委委员们进一步的培训和指导，都是可以解决的，要论起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要说一说发生在1953年的“一长制”风波了。

由于苏联与我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故而在建国之初，两国的外交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面对在当时比我们强大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保持着学习和借鉴的谦逊态度，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苏热”。

为了实现强国兴兵的愿望，毛主席曾向解放军提出明确要求，那就是尽一切可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尽快改变我军现有的落后状态。

于是，在党中央强烈号召下，在全军范围内展开了学习苏联红军经验的热潮，不仅要学习他们的作战训练、装备技术，对于他们业已成熟的党政制度，我们也是抱着积极学习的心态。

在军队领导方面，苏联军队所采取的是“一长制”制度，通俗来讲也就是由一名军事指挥员来担任军队首长，统领全部事务，而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则由该部队里的一名副职担任。

这种单一的首长负责制与我军历来施行的党委制完全不同，那么全面学习苏联，是否要将自己原先的制度全盘推翻呢？

1953年初，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开始着手组织起草新的适合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政治工作条例，却不想草案刚刚出来就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一长制”的风波。

有些人认为，我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军队自然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因而他们向罗荣桓建议，还是应该由军政首长共同领导和管理部队。

而另一些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既然要全盘学苏联，就不应有所保留，他们建议要在全军范围内实行“一长制”。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起初，彭德怀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们看法一致，认为我军应当照搬苏联军队的领导体制，废除之前的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他甚至提出取消军队团以上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

可是，正当彭德怀计划着将“一长制”在全军范围内实施时，那些反对的声音也引起了他的重视。

彭德怀深知军队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根本的大事，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从中确立最为合适的方案，那么，什么才是最为合适的方案呢？他陷入到深深的思索之中。

1953年夏，彭德怀得知罗荣桓生病的消息后，作为曾经的老战友，他立马专程赶到了北戴河疗养院，一来是要亲自探望罗荣桓，二来嘛，也是想和他探讨一下压在心底的那个难题。

此时的罗荣桓虽然正处在疗养阶段，但是他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对于彭德怀的到访，似乎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故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一番寒暄之后，彭德怀与罗荣桓的谈话开始进入到正题。

对于要不要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向罗荣桓讲述了实施这一制度的诸多好处，也向他表达了许多高级将领的想法。

病床上的罗荣桓认真地倾听着彭德怀的话，眼神中却慢慢流露出了一种失望的神情，当他听到彭德怀想要在全军范围内实施“一长制”时，他再也听不下去了，平素温和有礼的他忍不住打断了彭德怀，愤怒地批评道：“为什么要照搬苏联呢？我们自己的党委制不好吗？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面对罗荣桓的怒批，一向脾气火爆的彭德怀却并没有发作，反而像一个做错事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罗荣桓的批评。

罗荣桓接着说道：“苏联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我们绝不能盲目地去学，就比如我们的政治工作制度，这是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工作传统，经受过历史的重重考验，怎么能说丢就丢了呢？这是忘本啊！”

正所谓一语点醒梦中人，罗荣桓的话让彭德怀茅塞顿开，连日来让自己纠结不已的难题终于云开雾散，他郑重其事地向罗荣桓说道：“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的传统，更是我们的初心！”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彭德怀回到中央以后，立刻同那些支持“一长制”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谈话，成功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紧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了“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而不是“一长制”。

在会议上，彭德怀重点强调，党委制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适合我军情况的，它是一种既有统一的集体的领导，又有分工负责的制度。

既然明确了我军的领导制度，接下来，我军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正式进入到了起草阶段，党中央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问题，便决定由陈毅、谭政与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并最终交由毛主席亲自审批。

1954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在全军颁布并施行，自此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全军范围内得以贯彻执行，而我们的军队也将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发扬光大。

任何事物从形成到确立都是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练和考验的，而我军党委制的发展历程似乎要更加波澜壮阔一些。

为了确立更加完善的军队制度，以彭德怀和罗荣桓为代表的共产党员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参考资料：

中共党史网：《人民解放军党委制的发展历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故事里的沂蒙丨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匠”――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