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确立
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建立慰安所的地方。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军全面占领了上海。因为日本陆海军当时集中驻扎在虹口、江湾、北四川路、杨树浦五角场、军工路、嘉定、南翔等地区，因而先后在这些地区设立了10余处慰安所。1942年夏季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受挫，官兵士气愈趋低沉，军纪愈益败坏，奸淫纵欲等恶行更无节制，于是日军又增加了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的慰安所数量。如环绕北四川路横浜桥南端的东宝兴路、虬江路、海山路、广东街等处，日军慰安所或东洋妓院多达20余处。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建立的慰安所，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至少有140多个，散见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可以说，上海不仅是日军慰安所建立最早的地方，也是建立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上海地区是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一个缩影，考察上海地区日军慰安所的建立、管理以及运作情况，有助于了解日军在侵华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全貌。
在上海地区的日军慰安所分为以下类型：一是军方直接设立或日军各部队根据军方的指令自行设立的临时性慰安所；二是委托日侨或朝鲜娼业主设置的；三是命令汉奸利用上海地区原有的娼妓设施建立的。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日本官方档案表明，至迟在1937年12月底，上海已经出现了日本陆军慰安所。据1937 年12 月底《上海总领事馆特高警察事务状况》统计，在上海的朝鲜人中，有1名是从事“陆军慰安所”职业的。但这家慰安所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证明。
目前可考的上海第一家日军陆军慰安所是杨家宅慰安所。
1937年12月，正当上海派遣军向南京疯狂进攻的途中，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命令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功为部队建立慰安所。塚田功接令后分别致电日本关西各县知事，要求他们迅速募集“慰安妇”，运往上海。在华中方面军方面，由第11 兵站司令部具体负责实施工作。兵站接令后，没有直接出面，而是聘用原上海英商洋行的日本籍雇员石桥德太郎等十二三人组成了招募团，于12月23 日夜，搭乘运输船，从上海返回日本长崎，具体招募慰劳供士兵用的女人。按照军方的规定：招募的女人必须在35岁以下，并且没有性病；募集到的女人必须在12月31 日，最迟在次年1 月3 日带到上海。
石桥德太郎等人回到日本后，开展了招募工作。他们预付给每个应招的女人1000元定金，事先说明，这笔定金用她们到中国后在军队直属的“娱乐所”从事接客勤务的酬金偿还。接客勤务的酬金约为一次日元1.5元至2元。
1938年1月2 日晚，石桥德太郎等人带着首批招募的104名日军“慰安妇”从日本按时到达上海吴淞口。这些妇女首先集中到位于上海其美路的沙泾小学接受身体检查。在参与检查的日军上海陆军兵站医生麻生彻男的报告书中写到：接受检查的妇女中，有朝鲜人80名，年龄在20岁左右，大多是处女，她们中疑有花柳病的很少。而24名日本人，年龄在20~40岁之间，多患有花柳病，可以断定她们大多是妓女。经过检查，104名朝鲜和日本妇女被带到了东沈家宅。1938 年1月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东站司令部设在上海的慰安所正式挂牌。因日军对地名不清，把东沈家宅误为杨家宅，所以一直称为杨家宅慰安所。
杨家宅慰安所位于上海翔殷路北侧的东沈家宅，初名“陆军娱乐所”，后来改称“陆军慰安所”。慰安所内建有12幢木结构的临时简易房，屋顶仅铺设一层防水橡胶。每一幢划分为若干小区域，拥有10个小房间，房间外有编号。房间内有四张铺席大小，摆放着宽大的双人床，地上铺着木版。房间的窗户宽30厘米，高50厘米，窗户上安装有30厘米高的毛玻璃，以防外界窥视。慰安所四周拉有铁丝网。据上海居民史富生说，娱乐所建立的最初两年， “慰安妇”大多是朝鲜人(当时称高丽人)及少数日本人，年龄约23 ~24岁，人数较为固定。1938年底，这些“慰安妇”随日军迁往内地，之后掳掠来的大多数是东北姑娘及少数浦东姑娘，年龄约为20岁左右。
杨家宅慰安所开业后，日军将其纳入正规的军事化管理中，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则，内容为：
本慰安所只限于陆军军人和军队附属人员(军夫除外)进入。入场者需持有该慰安所的外出证。
入场者必须在登记处交纳现金，购买入场券以及领取一枚卫生套。
入场券金额为：下官士兵、军队附属人员贰日元。
入场券只限当时有效。如未入室者，可退还现金，然而一旦递交给酌妇，则不再予以返还。
购得入场券者须进入所指定编号的房间，时间限为30分钟。
入室同时将入场券递交给酌妇。
室内禁止饮酒。
事毕须立即退出房间。
有违规定者及有紊乱军纪风纪者，令其退场。
不使用卫生套者，禁止与酌妇接触。
入场时间，士兵为午前10时至午后5时。下士官及军队附属人员
为中午1时至午后9时。
杨家宅慰安所是日本陆军建立的第一个由军队直接管理的慰安所，考察其建立过程可以发现，从“慰安妇”的征集、输送、检查、管理到经营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可见日军在战时推行的“慰安妇”制度，从其肇始，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官方行为，非民间商人可为。
继杨家宅慰安所之后，上海地区日军慰安所纷纷建立起来。在原日军士兵中村义夫的日记中，记载了设在杨树浦的渡边兵战的慰安所的情况，里面也张贴了慰安所的“规约”：“(1938年)8月8 日到达上海，驻扎在杨树浦。”8月11日， “午后二时去洗澡，澡堂的隔壁有‘皇军慰安所’这个东西。这是渡边兵站部的窑子。真不愧为第一线的土地，所谓军经营的窑子，到底……那‘规则书’真惊人：一、做完的赶快退出房外。二、紊乱军纪的使其退场。……蹿入眼帘的是‘价钱’：下士官兵一元五角正。洗澡只是名目，好像隔壁才是好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去‘洗’过多少回‘澡’，我也去了两回，嘻嘻！” 8月14 日， “照例午后先‘洗澡’，……因为是在上海最后之日，大家都去‘洗’了不知几回的‘澡’”。
在上海地区，除军队直属的慰安所外，最普遍的形式是利用日侨和朝鲜娼业主开设的供军队使用的慰安所。根据协议，日本国内和朝鲜的
娼业主带着征集的妇女陆续到达上海后，军方将强占的民居或政府办公用房提供给他们开设慰安所。
据统计，战时日侨业主在上海开设的慰安所数量众多，地点主要集中在日本驻军较多的吴淞、江湾五角场和万安路一带、北四川路周边等地。据四川里居委会一位姓相的老人和家住东宝兴路60余年的陆明昌老人回忆证实：四川里(现在四川北路1604弄)41 号、52号、63号，东宝兴路125号、138号、160号,四川北路2023 弄7号,松柏里39号,海山路19弄(映生里)1号，均为当年日军的慰安所。
上海东宝兴路125 弄1号为二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地，所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经营者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 弄2 号、3号)。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江湾战时是日军慰安所较集中的地方，因此有日军的行乐“花街”之称。据史料记载，原江湾镇的万安路上就有松下芳松开设的なすし陆军慰安所，此外还有和平庄陆军慰安所。在江湾花园路上开设有立花楼陆军慰安所、新月慰安所。在江湾上海市市中心区有第二加茂川、日东俱乐部、京屋、敷岛楼等陆军慰安所。据实地调查，万安路588 ~594号、615号、745号、769号当年都是日军开设的慰安所。
万安路588~594号(今为新华书店)，当年这里是日军在江湾镇开设的较大的慰安所之一。这排房屋原本是江湾大族严慕兰的私宅，八一三事变后严家逃到租界，房屋被日军占领，随即提供给日侨开设了东洋饭店，名义上是饭店，实际被重新装修改作了日军慰安所。临街的一层房屋改为日军的酒吧，二楼全部改为日式小屋，房间内一律装上日式拉门拉窗，室内铺设有榻榻米。这里的“慰安妇”多为日本人，少数是朝鲜人，但一律穿着日式的和服和木屐。慰安所只接待日本军官。
万安路769号，战时也是一家日本浪人开设的慰安所。厢房和正房被三合板隔成20间小屋，每小间约5~6个平方米，每间内铺上一个榻榻米。
江湾镇万安路745号，所址原是一严姓大户人家的房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日军强征改作慰安所。“慰安妇”中有日本人、朝鲜人，也有中国人。
虹口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扎地，日本海军在这里开设的规模最大的慰安所名叫“海乃家”，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后，用刺刀将原公平路425 弄(即今虹口区公平路425 弄12号)原主人赶走后开设的。1939年，日本人阪下熊藏来到上海，因为他曾经是名海军，所以军方就把“海乃家”慰安所交给他经营。“海乃家”是作为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及其军需厂的指定慰安机构。所内共有“慰安妇” 40人，其中中国妇女20人，朝鲜妇女10人，日本妇女10人，最小的年龄只有19岁，也有40岁的妇女。每个“慰安妇”日平均接客4~5人，平均一次的收费为5日元，她们能拿到四成左右的慰安费。
随着驻沪日军人数的增加，1943 年在日本海军军部的命令下，又在距“海乃家”慰安所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即原东熙华德路609弄3号)开设一海乃家分馆。在其全盛时期共有“慰安妇” 45名。由于上海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本部，这家慰安所生意兴隆，收入都存入附近的上海银行。
与前述慰安所不同的，是日军设置在浦东旗昌栈(今钱仓街)大街350号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设置较晚， 是1943 年冬日军强行占领一陈姓买办的房屋后设置的。它是四川北路日军慰安所的分部。房屋规模很大，主楼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拥有38间房间，四周是平房。日军占领后在这里设置了两个慰安所，中心主楼为军官慰安所，四周的平房为士兵慰安所。
与之前日军设置的慰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慰安妇”均是中国妇女，且大多操苏北口音，没有日本和朝鲜“慰安妇”，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慰安所设置更加广泛，对“慰安妇”的需求量增加，日籍和朝鲜“慰安妇”不敷使用，因而日军肆意劫掠、强行征召、欺骗诱拐中国妇女作“慰安妇”的现象更加普遍。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旗昌栈慰安所由两名日本侨民负责管理(一男一女)，一名30多岁的中国妇女担任翻译，有时她也需要接客。“慰安妇”人数约30~40人，年龄平均在20~28岁之间，穿着普通。每间房住一名“慰安妇”。“慰安妇”各有编码。日本人将容貌较好、身体健康的妇女编成一列号码；将条件差的妇女编成一列号码；无法再充当性工具的妇女同样有编码。
这些无法接客的妇女很快就会消失，然后又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
慰安所虽然没有明显的标志，也没有森严的戒备，但管理非常严格，“慰安妇”不能自由出入。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是接待的高峰，大批日军官兵前来，每人逗留的时间约20~30分钟。
日侨在上海设置的慰安所分布较广，根据调查，南翔也有慰安所。1939年日本人村川善美在五角场邯郸路末段，租地 19350平方米，建造了36开间日式两层楼砖木结构房屋4幢，定名“旭街”，开设慰安所。此外在乍浦路180号和254弄内，也有日本人开设的慰安所。
随着慰安所的不断设置，来沪的日本“慰安妇”也不断增加，到1938年上半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籍“慰安妇”就达300多人。
除日侨外，朝鲜人娼业主在上海也开始了慰安所。根据1940 年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统计，截止到该年，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朝鲜人的职业主要是以经营军队慰安所为主，经营慰安所的大约有200户， “慰安妇”达2000余名。
最初日侨和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内的“慰安妇”主要是日、朝籍妇女，后来由于人数不够使用，也陆续征用中国妇女。比如，根据1938年3月18日伪上海大道政府警察署的报告，3月13日，日本人河村在浦东塘桥路大年坊内，开设了一家东洋妓院，该所旧址在浦东小石桥张家祠堂。并据巡长调查，妓院内有中国妓女11人，东洋妓女2人。
1937年底一位基督教牧师曾经应一位日本军官邀请见识了如人间地狱般的所谓日军“行乐所”。这个“行乐所”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原本是一家银行的营业所，大楼共3层，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非日本军人一般不得进入。该牧师随日本军官踏进一楼便感到浑身毛骨悚然。只见每间屋子里均躺着一丝不挂的中国妇女。这些妇女的年龄在十七八岁至三十岁之间，听口音为苏州、无锡、昆山和浦东等地人士，大约有数百人。只见她们愁眉不展，有的正在流泪。
而日兵们正兴高采烈地穿行其间，任意选择妇女满足。如哪个女子稍有不从，在一旁监视的日本兵立即皮鞭伺候，被打者随即皮开肉绽，惨不忍睹。随这位牧师逃出魔窟的一位王氏妇女，她进一步讲述了该“行乐所”的内幕，这里的“慰安妇”， “每日至少要遭受日军士兵10次以上的蹂躏，其中之痛苦不可言传。她们中性格刚烈的女子，大多自愿绝食，几天便毙命死去。第二天便会有新的被掳者补充。”据王氏所知，这个“行乐所”至少有二层。凡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女子在一楼，而三十到四十岁的女子则置于二楼。因此，楼上也有数百妇女。
除上述两种形式的慰安所外，日军还指令汉奸设置慰安所。根据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1940年12月26 日的报告，汉奸杨水长在浦东江心沙草镇71号开设了一间慰安所，该慰安所原来设在天灯口南塘宅，所内共有妓女5人，男女佣工3人。并且该慰安所“有浦东北部队联络官事务所暨浦东宪兵分遣队及高桥警备队先村队部营业证各一纸”。可见，慰安所的开设必须要得到军方的许可。
从上述所引资料可以得知，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发源地的上海，慰安所的设置十分普遍，数量较多，规模也大，慰安所内部的设置也比较完善。这些慰安所大多数为日侨或朝鲜人经营，主要利用原上海市的公用建筑或富商的巨宅改建而成，或是慰安所经营者自己租地建造，所以条件都不错。慰安所的“慰安妇”以朝鲜人和日本人为主。以上这些形成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初期的特点。
1940年2月，鉴于上海地区慰安所的增加，受日本特务机关驻伪上海市警察局的指导官秋山健次的指示，伪闸北警署在该地区组织了“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联合会”，该组织名义上是伪警署设立的一个对在闸北地区中国娼妓业主开设的慰安所进行管理的机构，实质上完全受日本特务的操纵和监督。
伪警察署颁布的《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管理慰安所临时规约》中，宣称，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为鉴于区内市面繁荣，人口众多，对于慰安营业确有限制之必要时，设本会管理慰安所一切事宜，以期扑灭花柳，保持健康为本旨。
该会规约共13 条，主要内容为：
……
4.凡在虹口闸北区内营业慰安所者，均须先行填具慰安所申请书三份，本人二寸半身照片四张，呈送本会审核后，转请闸北警察署发给许可执照，方准开业。
5.妓女每月须经本组指定医师检查三次，确定无花柳病者始准营业。
6.慰安所内设备必须清洁卫生，置备消毒用品。
7.妓女不准在门外或者路边强行拉客。
.........
10.违背本规约各条之一者，得酌情停止营业(十日以下)，或者歇业，吊销执照。
该会成立不久，该区里另一个慰安所的组织——“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在日本海军上海复兴部的授意下也成立了，并通告宣称， “嗣后凡苏州河以北包括华界及公共租界、虹口、杨树浦，所有各级妓院之管理，以及妓女身体之检验等事项，概由该会负责办理。”在海军复兴部致上海市政府警察局、卫生局的公函中，声称设立该组织的是为了“花柳病的预防并防止治安事故起见”， “藉以统制华人及第三国人私娼之统制机关”，并强硬要求取消先前由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成立的“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联合会”。这无疑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
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长世井中将出面进行干涉，谓“慰安所名称与军之慰安所名称混同，恐兵士误会不可用；在同一警备区内不得有两个同样的组织；海军既已许可平康福利会，并行文市府，以应尊重海军之意见。”经过多方协调，最终以“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联合会”合并于“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而解决了争端。
“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简章第一条明确宣称：“本会经大日本海军复兴部许可，所有闸北、虹口、杨树浦地区内之中国籍及国籍不明之娼妓及歌女，均由本会负责统制及管理之。”从上述该会公告及简章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当时在日军控制下的慰安所内的“慰安妇”还有其他第三国的妇女，但是究竟是哪国妇女，还留待资料的考证。
对于“虹口平康福利会”的管理，日本海军复兴部在致伪市政府的公函中明确表明：“监督机关暂时由本部直接监督”。可见，这完全是受日本军方控制的一个组织。对于直接关系侵略战争胜败的“慰安妇”制度的管理，日军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