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列舰的较量中，日本海军于1942年11月痛失了“比叡”号和“雾岛”号，紧接着在1943年又失去了“陆奥”号。这一连串的损失后，他们手头剩下的战列舰已然不多，仅有“榛名”号、“金刚”号、“扶桑”号、“山城”号、“日向”号、“伊势”号、“长门”号、“武藏”号和赫赫有名的“大和”号。
至于巡洋舰方面，同样不容乐观。就在10月1日那天，日本帝国海军的账面上少了4艘重巡洋舰：其中包括“三隈”号，以及在所罗门群岛海域不幸沉没的“加古”号、“古鹰”号和“衣笠”号。尽管如此，他们手上还握着14艘重巡洋舰的底牌，分别是“青叶”号、“足柄”号、“羽黑”号、“妙高”号、“那智”号、“爱宕”号、“鸟海”号、“摩耶”号、“高雄”号、“熊野”号、“最上”号、“铃谷”号，再加上两艘经常担任远程侦察任务的“筑摩”号和“利根”号。
轻巡洋舰的损失更是触目惊心。从1942年起，“由良”号和“天龙”号就先后被击沉；到了1943年，“神通”号和“川内”号也步了它们的后尘。1944年更是成了轻巡洋舰的灾难之年：1月，“球磨”号沉没；2月17日，在楚克岛战役中，“阿贺野”号、“香取”号和“那珂”号也一并失去了战斗力；接下来的3月到7月，“龙田”号、“夕张”号和“大井”号也相继被击沉；8月，不甘寂寞的“长良”号和“名取”号也加入了沉船的行列。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日本海军的轻巡洋舰数量锐减至9艘，分别是“多摩”号、“木曾”号、“阿武隈”号、“鬼怒”号、“五十铃”号、“能代”号、“矢矧”号、“酒匂”号和“大淀”号。
除此之外，还有3艘轻巡洋舰的情况较为特殊：“北上”号在1944年2月遭到了重创，目前正在船坞里接受大改造；而“鹿岛”号和“香椎”号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了训练舰，它们并没有参与到这场激烈的战争中来。
关于1944年夏季时期的驱逐舰具体数量，如今已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一些年迈的舰艇被调到了二线岗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次，对于那些姊妹舰来说，它们的等级归属就像是一个谜，让人难以捉摸。特别是秋月级驱逐舰，作为日本战时建造的最后一批驱逐舰，它的定位总是徘徊在大型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之间，不过按照后来的标准，它最终还是被归为了轻巡洋舰的行列。
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将那些没有安装24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的驱逐舰，以及那些虽然装备了这种鱼雷发射管，但在1941年至1942年间被重新定义为快速运输舰的第一代驱逐舰，都归为老式驱逐舰的范畴。
时间回到1944年9月30日，日本帝国海军已经损失惨重：11艘峰风级驱逐舰中有6艘沉没了，6艘若竹级驱逐舰少了4艘，9艘神风级驱逐舰只剩下3艘，而12艘睦月级驱逐舰更是只剩下2艘还在水面上。再加上剩下的3艘枞级驱逐舰，这些都可以算作是老式驱逐舰的行列。这样算下来，原本41艘的老式驱逐舰，已经有26艘永远地沉入了海底，到了10月1日，帝国海军手里只剩下15艘老式驱逐舰了。
值得一提的是，“波风”号驱逐舰在1944年9月8日在鄂霍次克海被鱼雷击中，虽然经过抢修，但它最终还是没能以驱逐舰的身份重返战场。事实上，这些老式驱逐舰都没有参与到1944年10月的战斗中，但“秋风”号这个老古董，诞生于1919年的它，却在那次战斗中承担起了为航母战斗群中的油轮护航的重任。
除了睦月级驱逐舰之外，日本装备24英寸鱼雷发射管的驱逐舰只有87艘。这其中包括19艘吹雪级驱逐舰（其中的“深雪”号在1934年6月因撞击事故而沉没），4艘晓级、6艘初春级、10艘白露级、10艘朝潮级、18艘阳炎级和20艘夕云级。
当然，还不能忘记那个特立独行的“岛风”号，它是在1939年的军备计划下设计建造的。 1941年8月，这艘特殊的舰艇终于迎来了它的下水海试时刻，而直到1943年5月，它才正式加入到服役的行列。这艘舰艇显得有点孤单，因为没有其他同类型的姊妹舰与它并肩作战，但若勉强将它与其他87艘舰艇归为一类，那么总数就恰好凑成了88艘。不过，如果仔细甄别，还可以再加上8艘秋月级驱逐舰，当然，这其中的4艘要等到1944年10月之后才得以完工。
在这88艘驱逐舰当中，到了1944年9月底，日本帝国海军手上可用的仅仅只有29艘。实际上，不少后期的驱逐舰刚一下水，就很快遭到了击沉的命运。这时，吹雪级驱逐舰硕果仅存3艘，晓级和白露级驱逐舰各自只剩1艘，初春级有3艘，朝潮级有4艘，阳炎级有7艘，夕云级有9艘，秋月级则有6艘，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岛风”号驱逐舰，这些便是1944年9月日本帝国海军能够调用的“新式”驱逐舰，总计35艘。此外，名义上还有14艘老式驱逐舰可供使用。
日本帝国海军在决战失利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步骤相对容易理解。
在莱特湾海战中，日本帝国海军参与此役的舰艇，几乎就是他们在战争这一阶段所能调动的全部家底。除了潜艇和护航舰艇之外，1944年10月1日，日本帝国海军手上可用的舰艇共有81艘，而真正参与到莱特湾海战的舰艇则是65艘。日本海军的劣势规模显而易见。
从日本帝国海军在菲律宾海海战后的备战情况来看，他们最多只能集结60艘主力舰艇来打第二场、也是滞后的“海上决战”。抛开其他因素，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当莱特湾海战的序幕缓缓拉开，美国海军的第38特遣舰队，特别是其麾下的第1与第2支队，已经悄然集结起一支驱逐舰力量，这股力量在数量上超越了日本帝国海军。
对日本而言，真正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双方驱逐舰数量的悬殊，更在于舰艇类型的配置失衡，轻巡洋舰成为了关键角色。
日本海军在莱特湾的部署却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只有4艘航母、9艘战列舰、14艘重巡洋舰和31艘驱逐舰，而轻巡洋舰更是少得可怜，仅有7艘，且这些舰艇在广阔的海域上，彼此相距甚远，最远的甚至超过了3000英里。
除了舰艇数量的不足，日本还面临着空中力量的严重短缺。这些问题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日本海军的手脚，让他们难以挣脱。因为，任何想要在美军进攻之前先发制人的战略，都需要日本在千岛群岛和菲律宾之间拥有稳固的前进基地作为支撑，只有这样，经过精心训练和装备平衡的舰队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主动权却始终掌握在美军手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战役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如果日本无法及时洞察美军的战略意图，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如潮水般汹涌的灾难。
毕竟，美军摧毁陆基防御的能力早已名声在外，而日本则需要时间来训练和重新装备他们的航空部队。更为棘手的是，他们还需要将战机分散部署，以避免因为过于集中而成为美军的“靶子”。
实际上，日本面临的空中力量短缺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在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海军拥有两个航空舰队：第1航空舰队，主要负责为航母提供舰载机；第11航空舰队，则主要负责陆基航空兵的辅助任务。虽然在1941年至1942年的入侵作战中，新的指挥部门也相继成立，但日本的航空部队却始终被三个问题所困扰：战机数量严重不足，战机质量日益下滑（尤其是当美军的新机型不断问世之后），以及……一系列看似无法解决却又迫在眉睫的挑战。
整个二战时期，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略显尴尬的境地：无法制造出与美国同等水平的战斗机，同时还面临着飞行员和战机乘员数量的严重短缺。为了在广阔的战场上有效投放战斗力，日本需要在登陆行动的前后集结起一支庞大的空中部队。
但是，现实却异常残酷——他们缺乏足够数量且质量上乘的飞行员来与拥有强大空中力量的美国抗衡。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拥有大约4万架战机和6万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这样的空中优势无疑是压倒性的。
美国在二战期间选拔并培训了一大批海军人员和航空兵专家，这一成就即便以最高标准来审视，也堪称卓越。1944年3月，正值美国飞机生产的巅峰时期，每295秒就有一架崭新的飞机从生产线上下线，这种速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日两国在战机生产能力上的差距犹如鸿沟——美国生产了279813架战机，而日本仅为64800架；在战机引擎方面，美国的数量更是日本的七倍之多；战机机身的总重量方面，美国也远超日本，达到了其两倍有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还是在美国将部分军事力量分散到欧洲战场后得出的。
在防御能力上，美国战机与日本战机之间的差距更是无法相提并论。无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拥有何种优势——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集中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尽管面临着一系列无解的问题，但日军最高统帅部并未坐以待毙。在菲律宾海海战失利后，他们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来确保自身的进攻能力，尽管这些措施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已初露端倪。其中一项关键举措是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队——第2航空舰队，该舰队由第1航空舰队重组而成，并将其基地设在菲律宾。与此同时，第3航空舰队则肩负起守护日本本土中央和南部区域的重任。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日本军方仍在努力寻求突破，试图在逆境中保持其进攻的锋芒。战争的残酷和现实的无情却最终决定了这场较量的胜负。
在战略部署的棋盘上，北海道与千岛群岛的守护重任，被交给了第12航空舰队。紧接着，日本采取的第二步棋，是在菲律宾群岛与日本本土之间，精心编织起一张既分散又紧密相连的机场网络，宛如一张隐形的安全网。菲律宾的机场建设如火如荼，预计于那年9月顺利竣工，而本土的机场建设也不甘落后，10月便圆满收官。一番努力下，日本共建成了大约70个机场及跑道，它们如同蓄势待发的箭头，未来将在莱特岛战役的硝烟中，为战机提供便捷的起飞平台，直击前线。
回顾塞班岛战役的硝烟，马里亚纳群岛与小笠原群岛上的激烈交锋，日本的策略开始露出水面：在美军面前布下一道道错综复杂、形式多样的防线，企图让美军陷入“人海战术”与“设施海洋”的迷宫，难以一一击破。
而第三步战略，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让海、陆两军，这对历史上的“冤家”，携手共同面对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步步紧逼。
在日本帝国内部，海军将领与陆军将军们，虽然平日里或许只是客套地赞美对方，但此刻，他们必须放下成见，共谋大局。
这一现象背后，有两个关键点不容忽视：
首先，自战争烽火燃起，太平洋战场上的主角多是海军，但在接下来的本土防御与西太平洋阻击战中，陆军也被迫走上了与海军并肩作战的舞台，共同分担压力。其次，在陆军大本营中，将领们难得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即将到来的战斗，不仅仅关乎一两场战役的输赢，而是整个战争的命运。一位日军军官沉痛地指出：“日本的国家力量正逐渐耗尽，即便能在今年末与美国展开决战，也难以确保明年或后年有足够的力量抵挡任何强大的攻势，无论多么努力。因此，日本当前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密切关注并精准预判敌人的每一步动向。”
这便是日本海、陆两军“握手言和”，紧密合作的深层逻辑。
陆军甚至史无前例地将自己的三个航空大队交给了海军指挥。在这场命运的博弈中，每一份力量的整合，都可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
要阻挡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步伐，确保菲律宾的安全，日本显然需要全力以赴。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基于一个假设：日本能通过某种折中的方式结束战争，从而摆脱眼前的困境。但很抱歉，这样的逻辑并不牢靠。也正是因此，1944年7月18日，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推手，同时也是陆军内部矛盾冲突的见证者，陆军上将东条英机不得不辞去首相一职。尽管他可以就此抽身，但日本依然要面对一个强劲且冷酷的对手。
曾几何时，日本海军省参谋部向东京大本营提议，发动一次远征行动，意图重新夺回塞班岛的控制权。这个计划听起来颇为激进，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它却意外地获得了大本营的青睐。
经过一番权衡，大本营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决定让陆军与海军联手作战。但关键在于，双方能否真心实意地合作，他们的合作又基于何种目的；在军事层面，两军如何协调指挥各自的作战单位，他们到底想要取得怎样的战果？
原本就略显复杂的局势，此时更是如同被搅浑的池水，变得愈发混沌不清。要实现战略意图，日军陆基航空兵与舰载航空兵之间必须紧密配合，相互弥补对方的短板，尤其是陆基航空兵需要填补海军舰队的不足。
当日军大本营和帝国海军开始审视战略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日本帝国海军早已立下了与美军决一死战的誓言，这种决心甚至成为了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曾在菲律宾海海战中试图与美军决战，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但如今，他们仍然希望在美军登陆菲律宾时再次发起决战。
最终，日本大本营通过两份命令明确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国家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