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率领的粤系在参加蒋桂战争中，让蒋介石深知陈济棠用兵如神，对他十分倚重与器重。在三拜桂系之后，陈济棠彻底取代粤系老军阀李济深，独自拿到广东军政大权，被当时的诗人称之为当地的“南天王”。

1934年10月，红军为躲避国民党多次围剿，红军大部队连夜进行战略大转移，为此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当时的国民党的元老看来，围剿是志在必得，甚至一度准备了庆功宴。

而如今围剿中央红军在即，蒋介石认为正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对于蒋介石小心思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此陈济棠心里是一清二楚，虽然他也是围剿积极分子，但是最大的威胁却是虎视眈眈的自己人。

对于蒋介石传达下来的围剿命令，陈济棠心里自然是100个不愿意，但以陈济棠当时实力，在当时还不足以与蒋介石公开的叫板，就在陈济棠焦头烂额之际，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即是“只围不打，开门送客”。陈济棠听完身边人的建议之后，让他一拍大腿，为何不能开门送客呢？

他立刻提笔给我军写绝密信，然后由心腹通过可靠的人脉辗转到了周恩来手上，传达了与我军友好的态度。好巧不巧，这封信第一时间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对于我军危急存亡之际，极具政治嗅觉的周恩来此时也正把目光放在陈济棠身上。

陈济棠对周恩来表达出，不想让蒋介石趁虚入广东。表达出想与我军私下合作，周恩来将此情况与李德、博古一说，二人却不以为然，与军阀合作，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周恩来却不这么认为。

周恩来深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阀之间看似联系紧密，实则暗流涌动，因利而聚，利即则散。用这句话来形容蒋介石与各路军阀再恰当不过。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有时候敌人的敌人暂时也可以作为朋友。

此时的周恩来展现出极强的外交天赋。在与朱老总商讨与权衡利弊，商定借道广东的方案之后，他派出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莲作为我军代表，前往江西省旬吴县罗塘镇，与陈济棠方面代表进行了秘密会面。

为了避免被人看出来，两人出门都换上西装，都戴上墨镜，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用他们的话，此行是要商人要去谈成一柄大生意。会谈之前，周恩来早就猜穿了陈济棠的小心思。并且坦诚的交代清楚了我方底线，不会对粤军造成影响。

何长空与潘汉年的谈判进展得异常顺利，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协议很快就达成了，这派与周恩来、朱德的最初设想可谓是相差无几。谈判刚刚结束，周恩来的电报就打过来了，你喂的鸽子飞了，和长工不动声色，这正是他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暗语。中央对谈判结果非常满意，是时候全身而退。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中央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之路，与充当先锋的陈济棠军队如期而遇。双方按照秘密协议，在红军渡过于都河需要突围转移时，陈济棠直接让属下给我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我军大部队趁着这个空隙，很快的就安然通过。最终我军在陈济棠部队底下擦肩而过，无数粤军欢送着我军远去。

陈济棠作为军阀，一直以来都是以利益为先，让我军能够不血刃瓦解了三道封锁线，让蒋介石精心设置的围剿计划一次次的落空，他也意识到是自己人出了问题，当即下发了一道问责电报。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将陈济堂面对红军的表现。总结出了12个大字，变成了“敲往式的阻击，送行式的追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次命密谈判，不仅充分地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矛盾，也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一次小试牛刀，他对各方局势的精确分析和对人性的巧妙把握。可谓是让人望尘莫及。

在那段风雨飘摇、逐浪滔滔的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我党领导人从不放过任何契机，才能每每在绝境中迎来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