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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授衔之前，在解放军现役军官群体中，有两类特殊人群不好评定，一类是起义军官；另外一类是“解放军官”，也就是战场投诚或者被俘后，加入我军并且仍然还是现役的中低级军官。为此，1955年的1月和3月间，罗帅主持召开了两次“总干部部”专门会议，研究这两批人的授衔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并上报军委批准，最后确定了如下原则：一、对起义军官，凡已评过级，或虽未评级但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二、对解放军官，如原系旧军队的尉级军官，经改造后参加我军工作，已经评过级，又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三、如原系旧军队中的校以上军官，一般不授予军衔，个别特殊情况需授予军衔者，应由各大单位党委研究，呈报国防部审批。换句话说，起义军官基本正常授衔，但是在“解放军官”的群体中，如果原来只是尉官（低级军官），那么按现有职务和级别评衔（因为不可能太高），如果原来就是校官，那就拉倒吧。。。这个道理很清楚，“解放军官”的低级军官经过改造，在我军表现良好的，可以继续接纳，也给军衔；中高级军官除非特批，不再授衔了，以免影响军队形象，最后分批安排退役转到地方工作。最终经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或者被“解放”的旧军官，1955年有3098名被授予了军衔，占授衔军官人数的0.69%。其中上将授了3名，即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中将1名，即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起义的第1兵团副司令、60军军长曾泽生；少将4名，包括1949年2月从上海吴淞口驶抵青岛起义的"重庆号"军舰舰长邓兆祥等；大校6名，包括驾机飞抵延安起义的飞行参谋刘善本（1964年晋升为少将）等；上校26名，包括1946年5月在河南巩县起义的陕军第38军163团团长杨健等。另外授予中将军衔的孔从洲、韩练成，以及授予少将军衔的个别我党地下工作者，不按起义将领看待。注意前述都是“起义军官”，而“解放军官”授予将校军衔者，绝对是凤毛麟角，倒是授尉官者有一批，否则曾经的敌军官，摇身一变佩戴着我军的中高级军衔，这个。。。好说不好听啊！ #解放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