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在临终之前，他艰难地抓着侄女彭梅魁的手，叮嘱她，把那些重要的手稿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好友黄克诚，彭梅魁流着泪不住的点着头，表示自己一定不会辜负大伯的重托。

可是，当时黄克诚也失去了自由，她根本见不到他，所以虽然她嘴上答应了大伯，但是心里却是底气不足的，她根本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只能等待机会。

几年后的一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了黄克诚复出的消息，随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了黄克诚......

1979年，当黄克诚把这些手稿交给胡耀邦时，胡耀邦惊讶道：“当时......不是都烧了，化为灰烬了吗？你这些手稿又是从哪里找的？”

1952年4月，彭德怀因为身体原因从朝鲜战场回到国内后不久，便接替周总理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随后彭德怀又提名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调到总参部担任副总参谋长。

1954年，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又提议黄克诚担任了军委秘书长，帮助自己管理军委和总参部的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1959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彭德怀于7月2日，前往江西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重大会议。

彭德怀考虑到自己身兼多项国家要职，工作繁忙，原打算让黄克诚去庐山参会，自己留下来继续处理那些没有完成的公务。

当彭德怀对黄克诚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黄克诚没有马上表态，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情，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主席突如其来指名道姓的把彭德怀批评了一顿，而且口气特别严厉，直到现在彭德怀都还在为那次摸不着来由的批评感到疑惑不解，一提到这件事，他就觉得郁闷。

如果这次庐山会议彭德怀不去参加，这很有可能引起毛主席对他的误解，于是，黄克诚极力劝说彭德怀应该去参会，自己留下来值班。

1959年7月，盛夏酷暑，炎热难耐，但此时的庐山却是凉爽宜人，接到会议通知的中央领导们陆陆续续来到了庐山，被安排住进了一栋栋的别墅中。

彭德怀于7月1日来到庐山，按照会务组的安排住进了牯岭东谷河东路一侧176号别墅。

大家上了庐山后，就知道了本次会议的主题，紧接着，毛主席在会议开始之前又明确的告诉了大家会议上要讨论的内容，所以大家觉得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得很顺利。

会议开始后，大家按部就班的学习文件、分组讨论，一切都很正常，很平静，闲暇时间大家还会结伴到一些景点去游玩散心，晚上到舞厅跳跳舞休闲一下，这些肩负重任的领导们，平时忙于公务，顾不上休息游玩，这次正好趁来庐山开会的机会放松一下心情，因此，毛主席称这次庐山会议为“神仙会”。

彭德怀刚上庐山时，心情也非常的不错，与办公室参谋王承光、警卫参谋景希珍一起去游览了仙人洞，到含鄱口去看日出.....

然而，当会议进行的一周左右的时候，彭德怀的心情就越来越不好，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阴沉了，再往后，他每次开完会回来，他的眉头都是紧皱，看上去情绪特别不好。

原来，在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就国内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彭德怀如实讲了自己的看法，但他后来发现，当他讲的那些内容出现在会议简报上时，一些尖锐的意见和重要观点却被删掉了，也就是说，他那些意见根本没有被反馈到上面去。

彭德怀心里很不舒服，一天早晨，他便直接来找毛主席，想把自己的想法当面说给毛主席，但不巧的是，工作到天亮的毛主席刚刚躺下睡着，彭德怀不忍打扰，无奈的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眼看会议过两天就要结束了，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严重问题根本没怎么讨论，这次会议一点儿实际问题都没解决，开得有什么意义呢？彭德怀很是着急，于是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让王承光给毛主席送了过去。

信送出去后，彭德怀认为毛主席应该会找他谈谈，但他没想到，这封信却被印发到了简报上，然后大家开始以这封信为主题进行讨论，这一讨论问题就来了，大家怎么评论的都有，随着讨论的加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给彭德怀扣上了恶帽子。

这封信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慢慢的从讨论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声讨会，最后又演变成了批判大会，此时的庐山，完全失去了“仙气”，而“火药”的烟雾越来越浓......

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回到北京便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了离颐和园不远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

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不久，突然有一天早上接到毛主席打来的电话，说是想请他到中南海坐一坐，彭德怀很是激动，他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便催促司机赶紧驱车前往中南海。

彭德怀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居住地，进入屋内，他发现除了毛主席之外，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等一些中央的领导人也来了，彭德怀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他边向在座的各位点头致意，边向侧面的一张空沙发走去。

彭德怀落座后，毛主席微笑着对他说：“今天呢，咱们就是坐在一起谈谈一下你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方面的问题。中央这边商量了一些，你每年可以抽出一段时间到农村和工厂去搞搞调查研究这也挺好的。另外，你也上了年纪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和大家一起劳动了。”彭德怀听完毛主席的话，表示同意。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很多人得以平反，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彭德怀却未能平反。

彭德怀非常气愤，于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彭德怀决定把自己的革命经历、是非曲直都详详细细的写出来，然后交给党中央去评定审查。

大概用了小半年的时间，彭德怀终于完成了这长达八万多字的书面材料，这份材料也就是后来说的八万言书。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把八万言书交给党中央后，他在家眼巴巴的等了两个多月，也没有等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回信，后来彭德怀又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两次信，请求党中央对他进行全面审查，但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

此后，彭德怀心灰意冷，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事情越来越严重，为了某一天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定要保管好八万言书和那几封信的手稿，这一本本厚厚的手稿，详细讲了从自己出生到庐山会议的真实经历，其中也包含着沉痛的检查和严正的驳斥，彭德怀想到这些重要的手稿放在自己这里肯定不安全，于是他便把这些东西交给了自己的大侄女彭梅魁。

彭梅魁是彭德怀抚养长大的，朴实善良，完全靠得住，彭梅魁对伯伯的这些手稿也看得比生命还重，她把这些手稿拿回家后，细心的用旧布包裹了好几层，然后藏到了柜子的最底层，这件事，她对丈夫都没透漏过。

彭梅魁日思夜想觉得手稿放在北京还是不太安全，在征得伯伯的同意后，她以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母亲的名义，把手稿一起带回了湖南老家，随后，在夜深人静时，与母亲一起把手稿放到一个瓷坛中，密封好后，埋到了地下。

后来，那些别用心的人曾经指使人去逼问过彭梅魁，彭德怀是不是让她保管过信件资料，彭梅魁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矢口否认。

1969年4月，她以回湖南老家接孩子回京上学的名义，把伯伯的手稿带回了北京，之后，她便把这些手稿放到了一个特制的小箱子里，藏到了家中的隐秘地。

1974年，彭梅魁得到伯父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到医院，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但当他看到彭梅魁时，黯淡的眼睛突然明亮了起来。

彭德怀费力的抓住彭梅魁的手，用尽全身力气给彭梅魁留下了一句话，让她把那些手稿交给他最信任的好战友黄克诚。

彭梅魁虽然嘴上说让伯父放心，自己一定会把手稿交给黄克诚，但按当时的情况，她根本做不到，因为那时黄克诚也在关押审查中，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时刻关注着黄克诚的消息。

1978年，黄克诚终于得以平反，彭梅魁从报纸得到了这个消息，几经周折后，她在医院见到了黄克诚。

彭梅魁流着泪向黄克诚讲述了帮伯伯保存手稿的详细过程，黄克诚抚摸着厚厚的手稿，泪流满面，他哽咽道：“好孩子，好孩子，你没有辜负了你大伯对你的疼爱和信任，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啊！”随后，黄克诚表示，这份手稿他暂时保存着，等时机成熟还是交给中央保存比较好，彭梅魁表示赞成。

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后，黄克诚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决定把这些手稿上交到中央，他让彭梅魁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附在这些手稿中，然后由他来转交给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黄克诚抱着一个大纸包来到了胡耀邦的办公室，当胡耀邦打开纸包，看到那一大摞已泛黄的稿纸上那苍劲有力的笔迹，顿时惊呆了，他急切的浏览了两页后，激动的说道：“黄老，这，这是彭老总的手迹啊.....”

黄克诚道：“对啊，没错，这都是彭老总的手稿。”

胡耀邦从稿件中抬起头，疑惑的问道：“当年彭老总的书籍、资料不是都烧毁了吗？那么这些手稿是哪里找来的呢？”

当胡耀邦得知是彭梅魁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住了这些手稿，不由的感慨万分。

党中央对彭老总这份珍贵的手稿非常重视，后来，这份手稿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取名为《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通过这本书，让后人对我军在革命征战时期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同时，也了解到了彭老总是怎样从一个穷人之子成为开国元勋的。

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读者的欢迎，为了能买到它，有的读者宁愿整夜排队去等，这本书之所以大受读者欢迎，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内容真实可信，而且还有很多能引发我们深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