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知府是从四品官（乾隆朝改），按照《大清会典》的说法，不管是省府知府还是其他府，享受的都是同一个政治待遇。不过，要细分起来，各省的府台面下还是有等级之分的。

其实关于知府的等级问题，之前御史也都发文提到过，只是最近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所以就旧话重提，与诸位聊一聊这一话题。

衡量知府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明代时各府、州、县的长官地位，是按照赋税多寡来定的，即纳税多的就是大府、居次的是中府、最少的是小府。

显然这种分法很不科学，各府因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以及治理难度等原因，都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这些因素是不可抗的，非人力所能决定。如果以此为标准对各府进行区分，那么就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清初时朝廷各种规制还不成熟，沿袭了明代的这一做法，但很快发现以赋税多寡来定官缺已经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从康熙至雍正朝开始，将全国的府重新制定标准，以“冲、繁、疲、难”四点，将各知府缺，定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

缺分的不同，决定了知府选授的方式不同。最要缺以及部分要缺知府属于请旨缺（需皇帝特批），中缺、简缺知府，有一部分人事权在各省督抚手中，需要督抚题奏举荐人选；剩下的部分则是属于吏部铨选。

最要缺和简缺的差距有多大呢？答案是十分巨大，打个比方，江苏的苏州府属于四字最要缺，苏州府是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府。说得难听一点，到苏州当知府，要比到偏远省份当个道员，甚至是按察使还要划算。

而像云南的楚雄府要什么没什么，如果以经济而论，还不及苏州府下属的一个县。楚雄府属于一字简缺，在全国一百多个府中，是属于那种被嫉妒嫌弃的岗位，凡是到楚雄任知府的，都为刚刚提拔上来的新人。

这么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同样是知府，苏州比楚雄的地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省府即江苏江宁、苏州，浙江杭州、广东广州一类的省城。各省省府知府的官缺最少都是三字要缺，基本也都属于请旨缺。

省府知府之所以地位高，主要是与总督或巡抚同驻一城，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能当上省府知府的，那百分之百是督抚的心腹，如果不是心腹督抚肯定也不敢用。

省府知府的工作性质和一般的府是不同的，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行政事务，而是搞接待、为上司跑腿一类的杂活。具体的行政工作则是由佐贰官同知、通判负责。

官员要想升官，累死累活是没用的，和领导走得近、关系密切才是第一要义。每三年一次大计考核中，省府知府只要符合朝廷的规定，督抚们一般都将他们列入待升的名单，可谓前途无量。

不过说到底，省府知府的品级还是从四品，没有和一般的府拉开明显的差距。这一点和现在不同，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一般都是常委，比地级市市委书记地位要高不少。

换句话说，一般的知府也可以直接升任道员或是内升京职，但相对来说机会要少很多，除非是省里要立个典型，将那些政绩突出的知府提拔上来。

全国的一百多个府中，除了省府和四字最要缺知府，一些地理位置好的知府在仕途方面也有一定的优越性。

地理位置主要是指交通要道、军事重镇、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等。比如四川的夔州府地处长江上游要害，是内地沿江而上的交通重镇，在战时又是军事要冲。

夔州知府仅是属于两字中缺，但是自康熙以后就被定为“请旨缺”，是必须要皇帝点头才能放的缺。从中也可以看出夔州知府的重要性，而且清代的一些史料也记载，夔州府属于天下第一“肥府”，每年的陋规收入比苏州知府还要高。

再如甘肃省的平凉、巩昌、宁夏、凉州四府，别看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但这四个府都是清一色的四字请旨缺。

原因很简单，此四府的特点都是地处要冲，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有清一代，最不稳定的地区就是西北，一个新疆就让朝廷头疼不已，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重大的战事。

甘肃作为前线，各府州县长官肩上的干系比天大，维系着大军的后勤保障。所以只要是战事发生，这些地区的府州县长官往往会临时派遣干吏担任。

还有就是云贵、湖南的一些府，因涉及到少数民族事务较多，所以知府的级别也相对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