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起了个大早，跟周总理、朱老总、林伯渠、董必武等一众开国元勋，早早的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让毛主席如此重视的，正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原国民党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

正是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程星龄等人，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才使解放军兵不血刃收复湖南。

除了这些“大佬”外 ，国民党少将唐伯寅，在湖南和平解放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

然而，新中国成立刚刚3年，唐伯寅就被毙了。

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全面转入战略进攻。

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心情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共场合唱唱高调，表示坚决与蒋介石站在一起，以免引起猜忌；另一方面，蒋介石败局已定，程潜绝不希望全湖南给他“陪葬”。

程潜“表里不一”的言行，引起了湖南省工委的注意。

省工委认为，可以对程潜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和平起义。

湖南工委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

程潜德高望重，又独揽湖南军政大权，而且对蒋介石、白崇禧等多有不满。

当年辛亥革命时，毛主席参加湖南新军，程潜正是省督军府参谋长、军事厅厅长。

1945年重庆谈判，毛主席曾跟程潜有过多次交流。

毛主席鼓励他参加竞选，与蒋介石等人“争一争”。

成功了，程潜可以主持国共和谈；失败了，也能返湘领导湖南和平运动。

毛主席的建议，使程潜眼前一亮。

1948年，他参加了国民党主持的选举。

虽然中途放弃，却把自己的票数都投给了李宗仁，让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落选。

自此，程潜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蒋介石让白崇禧顶替了程潜在华中的地位，程潜只能退回老家，继续主政湖南。

在湖南当政期间，程潜积极推动当地和平自救运动，并任用一批主张和平的人士参政。

他的族弟程星龄，正是其中之一。

经过分析，毛主席表示：“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的反战人士，孤立好战分子。”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湖南省工委专门针对程潜，成立了“统战小组”。

中共党员、湖南大学讲师、程潜的醴陵老乡余志宏，正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接到任务后，余志宏跟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取得联系，希望对方能帮忙劝说程潜和平起义。

程星龄对蒋介石历来不满，尤其是抗战期间，在解放区见了朱德、刘伯承等我党将领后，更是希望早日结束蒋介石的苛政。

蒋介石怀恨在心，还关了程星龄两年。

程星龄既厌恶蒋介石，又心向和平，毫不犹豫的跟余志宏和解放军站在了一起。

在程星龄旁敲侧击的同时，余志宏又找来一位帮手：省顾问方叔章。

方叔章号称“程潜的军师”，深受其信赖。

为了让程潜下定走和平道路的决心，方叔章专门请了次客。

在场的宾客除了程星龄外，还有地下党员、程潜的军政要员、大学教授等。

大家漫谈时局，认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多行不义， 人心尽丧，和共产党打仗注定是要失败的。

湖南大学教授李达直言不讳：“颂公（程潜字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经过一系列长谈与争取，程潜终于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

1949年1月，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

程潜对其中的7项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唯独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让他惴惴不安。

程潜担心，即使自己弃暗投明，也会因为之前的立场问题遭到清算。

湖南省工委了解到程潜的担忧心理后，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其的思想工作，并承诺只要程潜坚决站在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账，还会受到应有的礼遇。

为进一步帮助程潜卸下心理负担，又请了程潜的长子程博洪回长沙与程潜面谈。

在程潜没有下定决心之前，湖南内外的紧张局势，一直在“逼”他做出选择。

湖南民众追求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党将领唐生智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更是声势浩荡。

唐生智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还在1937年临危受命指挥了南京保卫战。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拒绝帮蒋介石打内战，他痛呼：“8年战乱，外强侮辱，国家元气大伤，百姓实在太凄苦了，希望今后天下能太平无事，让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18年来，中国干戈未休，百姓苦于乱世，不能再打仗了。”

因此，1946年唐生智辞受蒋介石任命的西北行政长官任命，带领全家回湖南办学。

唐生智回绝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组阁邀请，并以“蒋介石顽固到底，自取灭亡，湖南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为口号，组织反蒋，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

同样是湖南出身的唐伯寅，正是“自救委员会”的骨干之一。

1897年，唐伯寅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户贫苦人家，很小就出来当学徒。

21岁那年加入湘军，后来又进了湖南陆军讲武堂，一直在何键麾下任职。

北伐战争，唐伯寅屡建奇功，成为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后又升任旅长。

抗战爆发后，唐伯寅率部开进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作为旅长的唐伯寅身先士卒，把旅部设在阵地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

由于战绩出色，唐伯寅所在的19师还被评为淞沪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

1938年，唐伯寅又参加了武汉会战，负责在庐山一带阻击敌军。

两场大型会战，让唐伯寅名气大增。

1939年，战功赫赫的唐伯寅，升任第19师师长，并在当年11月晋升少将。

后来，他相继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

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

就在唐生智回湘的同一年，唐伯寅也回到了湖南老家。

1949年3月，李宗仁邀中共就和平解决国内事宜展开谈判，可他接着又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原国民党将领唐伯寅，接受我地下党侧翻，出任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非正规编制），任副军长。

唐伯寅积极参加唐生智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用自己的名望积极策反湘军旧部。

4月20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

程潜为进一步促进湖南和平解放，特意邀请唐生智来到长沙。

在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的推动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1949年5月，随着解放军的步步南下，白崇禧败退到了湖南，和平起义工作遭遇严重阻力。

为了彰显自己的决心，程潜亲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托余志宏递交给毛主席。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

毛主席看到程潜的备忘录后极为欣喜，当即复电：“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蔽方均能谅解。”

经过数论商讨、磋商，湖南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8月2日开始，陈明仁按照人民解放军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队撤出长沙各交通要道。

次日，解放军进驻长沙东南军事重镇株洲，接着又解放了益阳、沅江两县城，和平起义条件成熟。

8月 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 37 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

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人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 104 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出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明仁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四野第21兵团司令员。

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

至于唐伯寅，他在1952年2月21日于湘潭被错杀，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