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公突然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他拆开看完后，立马致电罗瑞卿，让他务必妥善处理。
这封信中说，上海公安机关抓获了一个名叫董其清的64岁隐居“特务”。在审讯过程中，他却说自己名叫董健吾，曾是中央特科情报员，抚养过毛岸英和毛岸青。
这让审讯人员惊讶不已，深知事关重大，大意不得，便将此事逐级上报。
消失的人又出现了，罗瑞卿一刻也不敢怠慢，迅速赶赴上海展开调查......
话说董健吾，曾是我党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代号“红色牧师”。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执行任务中消失不见，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上级领导多次派人寻找，然而每一次都落空而返，对此，大家都认为董健吾早已经牺牲了。
事实证明，上海公安机关“抓获”的这名花甲“特务”就是董健吾。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自问无愧于心，眼神里透出一股凛然和从容，顿了顿，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上海青浦是董健吾的故乡，1891年，他一出生便是个富家子弟，祖父是清廷的县官，而董健吾的成长却离不开他出生书香的母亲。
董母有学识，有修养，思想还开明。在董健吾9岁时，母亲就将一位名“鲍”的女牧师请到家中，专门教他英语，教他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教义，而后女牧师推荐他到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念书。
后来，他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理科，兼修文史和哲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留在圣约翰大学担任了校长助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董健吾亲眼见到了列强随意践踏我国土和杀害我同胞。震怒之下，他撕毁了校园里的异国国旗。
这一举动，引起校长卜舫济的强烈不满，董健吾却丢下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率先开除了学校，去到圣彼德教堂当了一名牧师，由此结识了冯玉祥将军。
国共合作期间，在冯玉祥部工作的我党人士颇多，浦化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知道冯玉祥信奉基督教，便请精通教义的大学同学董健吾过来为其布道。
冯玉祥不仅十分满意，还赏识董健吾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位丁语，于是巧定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很快又升任秘书处主任。
在这里，董健吾看到最多的是我党人士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他们的爱国行动。
1927年，“四一二”事件爆发，董健吾上了蒋介石的“清党”名单，同胞相煎，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以至于后期宋子文邀他进国府任职，却被他咬牙切齿地回绝了。之后，在刘伯坚的介绍下，他毅然加入了我党。
由于他牧师的特殊身份，又在冯玉祥部工作过，上级将他安排到情报科工作，由陈赓直接领导。
此后，在牧师身份的掩护下，董健吾将圣彼得教堂建成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点，周公在内的许多人员都在此停留工作过。
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同志被捕，甚至牺牲，导致他们的子女无人照顾。在这样的情况下，董建吾接到了新的任务，在上海创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容、培养烈士子女和我党重要领导子女。
陈赓为董健吾送来了500元，这是从当时极其有限的经费中划拨出来的。然而，要办一所幼稚园，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董健吾二话不说，跑回老家将田地卖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大同幼稚园。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名字他还是专门请国府元老于佑任先生题上去的。
幼稚园办好后，陆陆续续来了30多个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中，最大的也不满九岁。
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来了，紧接着，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来了，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来了，再后来，澎湃的儿子，许多烈士的子女都来了。这些孩子不得已与父母亲生离死别，小小年纪就饱经风霜，董健吾看着心疼，将他们个个都视如己出，在那个白色笼罩的上海，他自己节衣缩食，只为让孩子们吃饱穿暖。
1930年11月，杨开慧英勇就义。春节后，她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被送到了大同幼稚园。董健吾自知责任重大，行事格外小心。
不幸的是，一天夜色里，毛岸龙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在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夭折了。董健吾为此深感悲痛和自责，而就在这时，敌人又嗅出了端倪，他们警告董健吾不要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不然后果自负。
事发严重，董健吾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大同幼稚园遂迁址陶尔斐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
1932年，顾顺章叛变，我上海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了保护这些仁人志士的后代，我党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孩子们由其他同志分散抚养，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仍由董健吾抚养。
他的妻子郑兰芳对岸英、岸青格外疼爱，挤出有限的收入为他们做了棉衣和棉鞋。平时夫妻二人吃着粗茶淡饭，省下些细粮全都给俩孩子吃。
后来特务破坏越发严重，董健吾的牧师也做不成了，更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办法之下，他们夫妻就将家中的物件悉数变卖，以维持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活。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蒋介石不得不将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上日程。宋子文遂将一封关于此议题的信交到了二姐宋庆龄手上，宋庆龄慎重考虑后，将送信的重任托付给了董健吾。
将密信缝在棉背心里后，董健吾毅然上路，却因大雪封路困在西安一月之久。他想尽办法，用他的热情豪放和渊博学识，最终取得了张学良的信任，让其动用了私人飞机方顺利到达瓦窑堡，成功送达密信。
如此一来，董健吾成了沟通国共双方的第一个联系人。
此事之后，董健吾也与张学良建立了交情，以此让他动起了“私心”。
一次，张学良邀董健吾到家中品鉴古玩，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裂了一件，伤心至极。瞅准这个机会，董健吾找到自己西安城的古董商朋友，盘下了一套彩瓷，送到了张学良府上，以感谢在西安的照顾之情。
盛情难却之下，张学良收下了彩瓷，随即设宴感谢董健吾，并问他有什么要求，尽可提。
董健吾将一杯酒一饮而下，微笑着说：“其实我有两个孩子，对他们寄予厚望，要是能送去苏联读书，学成为国效力，也是一件好事。”
没想到张学良沉思片刻后，竟爽快地答应了。
隔天，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便由张学良的下属李杜取道法国送去了苏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董健吾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他孤身奋战，利用自己的推拿手艺，一边讨生活，一边继续与敌人战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董健吾却没有去找组织，而是在家乡做起了推拿医生。经历了那个积贫积弱，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认为平淡的生活才是自己的归宿，就是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心态。
从此，董健吾改其名，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无奈建国初期，特务猖獗，董建吾被错当成了这些人，然而，他还是那句话：“我将我的生命都交给了党，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都是党的人，我要从一而终。”
1961年，董健吾见到了曾经的上级陈赓。战友相见，格外激动，紧紧拥抱在一起，稍后，两人畅所欲言，聊起了并肩战斗，聊起了地下工作的危险重重，聊起了一路走来，内心的感慨万千......
董健吾恢复了身份，国家也没有忘记他所作出的贡献，给与了他应有的待遇和一处住房，可董健吾并没有要房子。他说，原来自己居住的小房子挺好的，要一直住下去，唯一所愿，就是继续为国家多做点事。
后来，毛岸青给董健吾的次子董寿琪写过一信封，说道：“寿琪兄，得知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感谢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十分感激......”
1970年，董健吾病故于上海。
和平来之不易，像董老这样赤胆忠心的无名英雄，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还有许许多多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他们都不被人知晓，但是，他们卓越的贡献，是永远不会逝去的......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