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周恩来即将赴任中央苏区工作,遂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临时党中央。时下,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临时中央的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对此,中央苏区迅速以120两黄金作为“特别经费”紧急支援上海第二临时党中央。可没想到的是,在转运途中,这些黄金竟然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当初,为了将这笔经费绝对安全地送达,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可谓想尽了办法。看着这一堆黄金首饰,像极了出门时阿妈掏出来的手帕里裹的零零散散的钱,林伯渠深知苏区的不易,他一定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保证这些黄金顺利到达上海。
于是,一个详尽而周密的计划出炉了。
林伯渠立马将这些黄金首饰熔成了12根金条,每根10两,装进特制的白铜小盒,用锡焊将盒口封死。然后,他又亲自书写了一个“快”字,让雕刻店的老板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象棋大小的印章,再把印章按“快”字笔画破解成七块。最后,每块笔划再配上一个锁具、一个钥匙,分别寄给了七个地下交通员。七个人互不认识,从没见过,他们的任务便是转运这120两黄金。
第一个交通员与第二个交通员交接时,先用暗语确定彼此身份,然后用第二个人的钥匙打开第一个人的锁具。成功后,第一个人便将他手中的新锁具交于第二个人锁上,这时,第二个人就把自己手中的笔画交给第一人,第一个人便以此作为凭证上交上级,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以此类推,剩下的六轮交接都是这样操作,至于那个“快”字的笔划,如何拆解的,根据保密规定,连林伯渠自己都不知道。
不然怎么说林伯渠牛呢?时至今日,又有几个人能想出这种令人拍手称奇的办法呢?
可就是如此缜密的交接,可谓是“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出了问题。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出发,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到达上海,七个交通员,七个转运点,刚好。这是林伯渠亲自制定的路线,看起来有些绕路,可安全系数却最高,满打满算,一个月就能到达上海。
所以,在11月底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第一次发电询问了苏区黄金到达的问题,等米下锅的急切,谁都能够理解。紧接着,临时中央又接连发了四封催询电报,已经12月中旬了,依然没有收到援助款。这时,苏区意识到“款项”出了问题。
120两黄金就这样离奇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上海的腥风血雨越发浓密,要想查找这批黄金的去处谈何容易?没了这笔款项,临时中央几近瘫痪。大家眼睁睁看着被捕的同志一个个被敌人残忍杀害,只因缺乏资金救不了他们;看着患病的同志因无钱治疗,最终不治身亡;看着烈士的家属因无钱救助而整日乞讨;原本计划好的大罢工,也因没有经费而取消......
如此产生的种种后果,让苏区的同志们夜不能寐,眼睁睁看着发生的一切,打掉牙和血吞,无力追查之下,只有作罢。
一晃,时间便过去了18年。
1949年6月,罗瑞卿受命组建公安部并担任第一任部长。三个月后,毛主席单独召见了他,让他帮忙解开压在心底18年的心结。
罗瑞卿非常诧异,到底何事能在主席心里搁置十几年?只见毛主席点燃一根烟,深吸了一口,缓缓说道:“找120两黄金。”然后,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与了他听。
虽说是陈年旧案,罗瑞卿听完也倍感蹊跷,那么大一笔金子,硬是就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的珠丝马迹。他意识到案子相当棘手,思来想去,决定将任务交给当初最后一站的上海市公安局来办。
于是,上海专案组成立了,由蒋文增为组长,带领徐立鼎、胥德深、邬鸿三人立马开始研究卷宗,短似简介的案情介绍里,他们只找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林伯渠。
这时,林伯渠已是中央秘书长,要见他并非那么容易。经过讨论,四人决定直接去北京。
林老工作繁忙,与四人会见了二十分钟,他叹息当年管理“快”字笔划的邓发同志已经去世了,如果他在,至少知道得更多。最后,林老告诉四人,他只知道第一个出发的交通员姓秦,在红三军高自立手下当过警卫员。
事不宜迟,四人立刻起程去找高自立。幸好找得及时,在见面了解情况后不久,高自立就因病去世了。他告诉四人,他当年的警卫员叫秦朴,现在是南宁十三兵团的副师长。
直到蒋文增等人的到来,秦朴才知道自己当年转运的物资竟然是120两黄金。
他说,上级只告诉他去南门关帝庙接头,接头人叫庙祝。当时两人对上暗号后,庙祝打开了他的锁具,他换上新锁具后,庙祝又给了他一个凭证(快字的其中一个笔划),他将凭证上交后任务就完成了。
辞别了秦朴,蒋文增四人朝着下一个目标又出发了。这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份绝密档案,上面记录着第一个交通员到第六个交通员的详细资料,四人同时发问:“第七个怎么没有?”
“问题可能就出在他身上了。”蒋文增若有所思地说道,随后,四人直接去了第六转运站——杭州。
刘志纯,负责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员。那是他最后一次跑交通任务,他记得很清楚:
1931年12月3日一早,我就抵达了松江,然后直接就去了“汉源栈房”。第二天,一个三十多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就来打听有没有杭州来住店的人,看他的行头就像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我便主动与他搭了话。
我们对上了暗语,他很快打开了锁具,然后给了我一个信符,那是“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接完,他冲我点了点头,便拎着小皮箱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将信符上交之后,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最后一个环节上了”蒋文增确定地说道:“松江的那个黑衣男子拿到货去了哪里?他为什么没有送到上海?甚至整个人也失踪了,这是最大的疑团。”
听完蒋组长的分析,邬鸿立马说道:“那我们得去松江碰运气了。”
松江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找一个不知姓什名谁的人,也如大海捞针。于是,当地公安局介入协助调查。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客栈的账房先生。
时隔多年,账房先生对那个见过一面的黑衣人也只是还有点印象,其他的无法提供任何线索。这似乎有点糟心,搞得蒋文增四人无法入睡,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起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突然,组员胥德深说:“30年代的松江也就巴掌大个地儿,城里的住户低头不见抬头见,本地的账房先生印象都不深刻的人,会不会压根儿就是个外地人,只是提前数日就住到了松江其它旅舍。”
蒋文增一拍桌子:“完全有这个可能!”于是,专案组决定调查松江城里所有的旅馆。然而,查了个遍也没有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此时已临近春节,大家决定先回上海作个汇报,等节后再拟定下一步计划。恰好,胥德深的老友杜某正在松江军分区当参谋,多年未见,他打算去看望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是,这一去,案件又有了新的线索。
杜参谋为人爽朗,听说胥德深还有三个朋友,便热情邀请他们一起来伙房吃饭。大家也盛情难却,便都去了。
伙房厨师老柏炒了四个菜,完了,杜参谋叫他和大家一起吃。席间闲谈,杜参谋问胥德深到松江做何公干,他便说了这桩18前的旧案和大家遇到的瓶颈。
厨师老柏突然开口说:“我是本地人,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四个人齐刷刷都放下了筷子。
“就是当年松江城里的保安团,我曾经在那里掌过勺,知道那里有个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只不过是对内营业,如果外面的人想住,得通过熟人担保。”老柏说完,蒋文增四人大喜,还过什么年,查案要紧。
果然,在1931年12月1日,一个来自上海“祥德源”药铺的梁壁纯在保安团营长的担保下住了进来,直到12月4日清晨才离开,这和刘志纯见到黑衣人的时间刚好吻合。
一时间,蒋文增四人兴奋不已,他们立马回到上海,花了三天时间围绕“祥德源”药铺进行了摸排,最终确定他是江苏嘉定人。药店老板早已病逝,其他人只知道他曾是老板的心腹,手艺好,性格内敛,后来突然就失踪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大家忽然有种预感,这样的失踪,多少与黄金案有丝丝的联系。然而药店老板的去世,让线索几乎又断了。
幸好,在调查中蒋文增等人找到了梁壁纯的照片,他立马去到杭州让刘志纯辩认。结果让人惊喜,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那个与刘志纯接头的黑衣人。
难道他在与刘志纯交接完后发现自己运送的物资竟然是一大笔黄金,从而起了贪心,带着黄金远走高飞了?
不敢怠慢,大家决定启程嘉定。
这时,上海这边正在配合调查当初“祥德源”药铺周边的所有中药店老板及员工,看有没有人认识梁壁纯。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一个到场的师傅说,梁壁纯就是他收的第一个徒弟。
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呀!
随后,老爷子将梁壁纯的家庭住址和人员全都说了出来。原来,他是嘉定南门外的人,妻子家住黄渡镇,叫贞姑,给他生了三个子女,梁壁纯失踪后,她便在镇上靠做小生意养活孩子们。
于是,蒋文增带着三名组员决定先去黄渡镇会一会贞姑。
可不巧的是,经过走访摸排,贞姑早就不住镇上了。邻居说,早在几年前就被一条小船从她家后门载走了,走时她没有给街坊四邻道别,我还是无意间看见的,不过,她姑妈去世的时候,她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
如此神秘地离开,难道是梁壁纯接走了她?可是他们已经九年没有联系了呀!
“姑妈,对,她在这镇上一定还有亲戚。”蒋文增认为贞姑回来一定会见亲戚,见了就会聊上几句,那就会留下线索。
果然,在镇上排查的第三天下午有了新的线索:贞姑就是被梁壁纯接走的,她们现在住在上海浦东洋径镇。
两天后,梁壁纯被传唤到了上海公安局。这时,他已经不叫梁壁纯了,而是叫申继谷。为了隐藏身份,他改了名字。
申继谷没有交待那120两黄金的去处,反倒拿出了一份证明书。他说,自己当年被人下了药。
1931年11月下旬,一直潜伏在“祥德源”药房的梁壁纯接到组织下达的命令:“转运物资松江到上海,货在人在,货丢,要砍脑袋!”
没想到“货”到他手上,就真的丢了。
1931年12月4日那天,梁壁纯从他的上线那里接过“货物”便立即启程去上海。他按照组织的吩咐走水路,一路相安无事抵达了曹家渡码头。梁壁纯长舒一口气,直接叫了辆崭新的黄包车坐上直奔目的地。
年轻的车夫跑得很快,只是上桥时略显吃力。这时,从旁边来了两个小青年帮忙推车,当时的上海很多流浪者为了挣俩馒头钱都会这样,梁壁纯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不料,两个推车人趁他不备用一条毛巾捂住了他的嘴,梁壁纯顿时晕了过去,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家旅舍的床上,装“货”的皮箱已经没了踪影。他吓得不轻,便盘问店掌柜自己如何来到他的店里?店掌柜只说是两个年轻人从黄包车上将他抬进来,其它的也什么都不知道了。梁壁纯赶忙让老板将实情写作证明,收起来就匆匆离开了。
侦察员们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调查了梁壁纯口供的真伪,竟然全是真的,难道这些黄金就这样离奇消失了?
目标直指那辆黄包车。
当年的黄包车都是有车号的,可那么多黄包车中到底是哪一辆呢?幸亏梁壁纯昏睡的那家旅店的店小二记性好,他说黄包车离开时,他特地看了一眼,车号好像是300169。
这就简单了!蒋文增立马带队开查,可查出来的车主是雇的车夫,在当时也得有50来岁了,与那个年轻车夫极不相符,而且他的车从不外借。
线索断了,查了这么久的案子又重新陷入了迷局,蒋文增等人郁闷到了极点。
这天,同住一个院的退休老刑警看见蒋文增郁郁寡欢,便多了句嘴,问他遇到了啥困难(办案上)?
听蒋文增一说,老刑警随口就说一句,你何不去监狱试一试,有些年头的事,万一那拨人是惯犯,某一次失手就有可能被抓进了监狱。
蒋文增忽然像被打了鸡血:“对呀!这不是不可能呀!”说完,他立马着手联系监狱方。
监狱里突然开设了小广播,反复播放着一条内容:1931年曹家渡抢劫黄金一案,如有知道的,检举有功,可提前释放。
没想到事情还真有这么巧!一个叫冯安宝的犯人说:“这个事情,我知道!”
冯安宝说他家曾经就有一辆黄包车,是他父亲买来自用的。表哥吉家贵和他的玩伴阿古、小克经常来他家玩,几个人最爱玩的就是拉黄包车。1931年9月,父亲又买了辆小轿车,就干脆把黄包车送给了表哥。可是,只过了三个月,大概就是12月中旬,他竟然把黄包车擦得干干净净又送还给了父亲,听我父亲说他发达了,在租界里开了一家南货店。
“这转眼就暴富了,你们说是不是跟那笔黄金有关呢?”冯安宝急切想减刑,说完就反问刑侦人员。
蒋文增若有所思,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家黄包车的车号吗?”
“自家的车当然记得,是300196”。
“这就对了”,蒋文增一脸兴奋,他转身离开,心里盘算着那个店小二原来是把“196”记成了“169”,一个数字之差呀!
搁置了18年的悬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最后一个交通员,不曾想真相竟来了个大反转!
凶手终于成功抓获了,他就是南货店的老板吉家贵。
他说,当年他就是想改变生活,寻思着弄点钱开个店,结果第一次作案得逞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整整120两黄金。随后他便将这些黄金分成三份,每份40两,他和阿古、小克每人一份,各自去创业,不再往来。
直到抗战胜利,在一次外滩的游玩中,吉家贵偶遇了当年的阿古。他告诉吉家贵小克已经不在了,他从了军,是在与日军激战时阵亡的,自己经营着一家五经店,生意还不错。
经过抓捕与搜寻,阿古到案了,从他和阿克家搜出了剩余的20两黄金,经瑞金老金匠辨认,确是出自他之手。
至此,1931年黄金丢失巨案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和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来没多久又被释放了;冯安宝检举有功,经查明所犯事也是女主故意说得严重了,于当年7月释放回家。
到此,搁置了整整18年的“黄金失踪之迷”真相大白。
为了新中国,先辈们实属不易!向所有先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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