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八一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人民科学家；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大顶尖荣誉，能得到其中一种，无一不是各行业的翘楚，并对祖国和人民有过贡献的精英。

然而，有一位从事“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却集满了这六大荣誉。

相较于钱学森、邓稼先、杨振宁，这位两弹元勋名气似乎那么“响亮”。

那说来说去，这位荣誉等身的两弹元勋究竟是谁？他便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程开甲院士。

1918年8月，程开甲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

祖父名为程敬斋，乃镇上远近闻名的富商。因做生意诚信可靠，绝不偷奸耍滑，程敬斋经过多年打拼与积累，不仅使得整个家族蒸蒸日上，还在当地结下了好人缘。

虽是商人，但程敬斋思想开明、头脑清晰，他总是期盼着子孙能多读书，力所能及地为国家作出贡献。

正因如此，“开甲”的名字便意味着家中长辈对他考上状元，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

不知是不是机缘巧合，还是成功人物特有的剧本，程开甲6岁时，他的祖父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

不久后父亲病故，亲生母亲因地位卑微，受尽白眼，撇下儿子离家出走。

年仅6岁的程开甲等同于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既没有人管教，更没有人疼爱。

因生长环境发生巨变，这一阶段的程开甲性格变得非常内向，他不愿意见外人，更不愿意花心思念书，变得顽劣不堪。

由于无心学习，小学二年级时，程开甲连续两年留级。家中长辈为他凑钱转学，程开甲却拿着学费跑到上海玩了三天三夜，花光所有积蓄，只好露宿街头。

一个星期后，家人将他找回盛泽镇，并痛打一顿。一位远房表舅语重心长地告诉程开甲：“你虽突遭变故，但比那些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和流落街头的乞丐还是强上百倍千倍。

天生我材必有用，倒不如化悲愤为力量，也不要辜负长辈为你取的这一名字。”

经此变故，程开甲幡然醒悟，立志发奋读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程开甲的学习成绩从没有落下全年级第2名。

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初二时，他已成为全年级的佼佼者。

秀州中学不同于那个时期的传统中学，所传授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学，还有从西方传来的物理、数学等新兴知识科目。

在秀州中学念书时，程开甲迷上了科学家传记，通过阅读，他了解到国外一众著名物理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

这些著名科学家的事迹让程开甲心中生出“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他立志长大后也要当一名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科学家。

时间转眼来到1937年，19岁的程开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

在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有幸接受了四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这四位教授分别是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束星北。在浙大读书的几年，因程开甲勤学刻苦，加上有四位名师的教导，他的专业知识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但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浙大师生只能到处颠沛流离。

程开甲不明白：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上学，为何还要躲着他国侵略者？

他从心底里已经生出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也深深认识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便是“科技落后”。

若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技强国，不仅会提高中国的国防综合实力，还会让更多的民众受益。

因此，程开甲在当时就立下了“科学救国”的硬道理。

春夏秋来，时间一年一年过去。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

这一年8月，程开甲离开祖国，奔赴千里之外的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顶级物理学家玻恩教授。

值得一提，玻恩教授当时一共带过四名中国学生，除程开甲之外，其余三人分别是黄昆、杨立铭、彭桓武。

爱丁堡大学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17世纪末，这所大学便是欧洲主要学术研究与教育中心，培养出了达尔文、利斯特、麦克斯韦等科学界泰斗。

虽然爱丁堡大学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但对程开甲而言心情还是稍稍有些紧张，何况导师还是功成名就的玻恩。

不过，当回忆起与玻恩教授的初次见面时，程开甲仍然记忆犹新。

在他的印象里，玻恩为人谦逊，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玻恩教授能够做到“有教无类”，对待任何肤色的学生都能一视同仁。

在爱丁堡大学，玻恩为程开甲量身定做了一套学习方案。

每天上午，程开甲可以到他的办公室与之交谈20分钟。在这20分钟时间里，程开甲可以提出任何问题。

每天下午，程开甲就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科目进行具体学习和深造。

玻恩教授最终目的是希望程开甲通过独立思考，解决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这样他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能一步步得到提升，也会受益匪浅。

不仅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和时间，玻恩还会领着程开甲去欧洲各地参加学术活动。

在各种学术活动中，程开甲认识到众多世界级物理学家，包括薛定鄂、鲍威尔、波尔。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粒子理论大师波尔进行交谈。谈着谈着，程开甲突然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准备回到爱丁堡大学后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1948年，程开甲经过两年刻苦学习，成功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在玻恩的推荐下，他前往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年薪750英镑。

如果一直留在英国，程开甲不仅能享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在学术上也能与老师或者师兄弟一起深造，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当第一次领到薪水时，程开甲想到远在国内，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夫人高耀珊。

他来到一家商店，挑选一件皮大衣，准备当做夫人的礼物。在结账时，商店老板蔑视的打量程开甲，他心底里根本不相信黄种人能买得起店里的商品。

为此，老板还专门打电话向银行查询程开甲使用的支票真伪。辨明真伪后，老板才把这件皮大衣交给了程开甲。这件事情，深深刺痛了程开甲的自尊心。

虽远在英国，程开甲却时刻观察着祖国的动向。听闻渡江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即将到来时，程开甲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当英国的“紫石英”号在长江水域与解放军互相开炮时，更让程开甲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立即给家人同学写信询问相关情况。

提前归国的胡济民在信中明确告知程开甲：“国家真的有希望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程开甲没有多想，决定立即回国。

1950年，程开甲拒绝玻恩的挽留，并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条件，毅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

回国之前，程开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过去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真的开始变了。

回国前一天晚上，玻恩教意找到程开甲，二人长谈了一夜。

知道对方决心已定，玻恩叮嘱程开甲：中国现在条件很简陋，学术资料可以少带一些，尽量多带一些吃的用的。

程开甲非常感激玻恩的关心，但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外，全是有关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等方面的书籍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被安排前往南京大学工作。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是像程开甲这种归国的高级精英分子更是稀缺人才。

南京大学给程开甲定的标准为二级教授，填写个人表格时，程开甲只肯领三级教授的薪水，他说：“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领三级的薪金已经足够用。”

或许令谁都没有想到，已是核物理领域专家的程开甲归国后有将近十年时间一直留在学校教书，没有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和领导工作。

直至1958年，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成立核物理教研室，程开甲当仁不让成为创建核物理教研室的首席专家。

他服从组织安排，开始探索新的领域。

1960年3月，正在实验室工作的程开甲被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明确告知他：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借调你，你明天就得去报到。

虽然校长透露的信息非常少，但程开甲已经含含糊糊猜出此次北京之行他所承担的新工作。

来到北京后，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所，他与朱光亚、郭永怀一起担任技术副所长。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程开甲新工作的具体性质，那便是为新中国研制原子弹等相关核事业。

因为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令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陷入巨大困难。

咱们国家当时的条件非常困难，别说用电脑计算数据，就连科研人员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保障都成了重大问题。

研究人员只能用算盘、计算尺或手摇计算机计算核试验所需的海量数据，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影响一条线上的所有研究成果。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程开甲等“两弹一星”工程的参与者们还是想尽快获得原子能技术的突破。

除了睡觉之外，只要眼睛一睁，脑袋里想的全是数据。

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推算，程开甲在国内首次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中心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提供重要依据。

后来仅用一年多时间，程开甲就带领团队完成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1962年，党中央部署在两年内实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决定原子弹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工作，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

程开甲则必须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理论研究，转入全新的领域——核实验。

接到任务后，程开甲没有任何怨言，立即领着团队转入了新的全新工作领域。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困难程度远非后人所能想象，最困难的便是测量和瞄准上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

在一次讨论核爆炸方式时，周总理开门见山地问道：“如果直接进行空爆，能否取得关键数据？”

程开甲提出：百米高塔上的爆炸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可以取得中心数据。

周总理力排众议，决定按照程开甲的建议进行核爆。

短短两年时间，程开甲召开了近200次任务会，总算定下来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

当时技术人员没有任何资料，有的只是一些从西方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一些模糊的照片中寻找启发。

皇天不负苦心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程开甲带领团队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中拿到准确的数据。

通过计算，程开甲给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一个肯定的回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为2万吨。

张爱萍又将这一数据反馈给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非常高兴，立即表示给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人员请功，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请他们吃饭。

往后几十年里，程开甲一直活跃于核试验与核研究的前线。

1967年6月，中国首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至1996年7月暂停核试验，中国在这30多年里，总共进行了40多场核试验。

其中，程开甲主持决策30余次，许多具体方案都是由程开甲最后拍板决定。

而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背后，是程开甲隐姓埋名20多年所换来的。在这20多年时间，程开甲极少与家人团聚，包括亲近的亲近的同学和以往的同事，都不清楚程开甲究竟去了哪里。

在茫茫戈壁上从事枯燥且繁琐的工作，寂寞时常环绕在程开甲与一众研究人员的身边。

那个年月没有网络，更没有短视频平台，每天除了高强度的工作，程开甲等人几乎没有娱乐方式。

尽管条件如此困难，程开甲不仅完成党和国家交代给他的各项任务，在罗布泊这20多年，他还累计培养出10位院士与40多位将军。

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到这一刻，隐姓埋名40年的程开甲才首次走入公众视野。

2013年，程开甲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

2017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程开甲荣获“八一勋章”。

已是百岁老人的程开甲思维仍然十分清晰，他坐在轮椅上向大家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我能获得这项荣誉，其实只是代表大家来领取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功勋奖章，都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

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与者有名，无名英雄们在弯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我从事核武器研究到今天的体会是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包括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2018年11月17日，101岁的程开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19年2月，程开甲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

千言万语道不尽后人对程开甲院士的无尽追思与缅怀。

今天，当中国梦已经凝聚成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撑起中国综合国力的科研人员。更不能忘记那些“有名”“无名”的英雄长期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