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王映霞的人生像一出戏，一幕接一幕，全是大场面，没得喘气。
三段情感风波、一场体面的再嫁，她到底是情场浪女，还是时代“困兽”？谁能说清？
三段风波1930年代的杭州，王映霞是风景，郁达夫娶她时，她21岁，北平美专出来的才女，长得好，脾气拧。
郁达夫比她大十五岁，嘴上说崇拜她，骨子里还是想管住她。
郁达夫多疑、酗酒、掌控欲极强，两人吵得凶。
1933年那年，郁达夫调去福州任职，王映霞留在杭州。
许绍棣来了，浙江教育厅长，常常托人带信给她，信里说身体要紧、心情要好，说她是“镜中花”，说自己“无日不思”——话里话外不干净。
郁达夫翻到信，一瞬脸就变了。
他没忍住，直接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指控王映霞“卷款潜逃”。
那阵子，杭州满城风雨，两人关系彻底炸裂，戴笠亲自出面调解，才暂时平了风头，但婚已经没法继续。再没有回头路。
这只是第一击，1938年，王映霞带着孩子躲到丽水，战火逼人，住得简陋，邻居是戴笠。
那时戴笠已是军统大佬，权力滔天。
王映霞落魄，戴笠殷勤，三天两头送吃送喝，还送了金戒指、进口香粉，说是“慰问”，又说是“感念旧识”。
郁达夫发现不对，从她手提包里翻出三封情书。
戴笠的字迹，露骨直接，称她“映霞妹”，说梦中也见她身影，说愿为她打破规矩。
郁达夫气疯了，《大公报》刊出《家书》，当众羞辱王映霞“与人苟且”。
不是私下争执，是全国看热闹，他再也顾不上脸面，自曝家丑，字字狠辣。
这时，两人已无夫妻之实，郁达夫是痛，是羞，是没面子，王映霞是冷，是绝望，是看透了“名士”一面。
再往后，关于王映霞的“第三段绯闻”传得更花。
有人说她跟汪静之来往密切，也有人提到符竹的丈夫，但这些只在野史中闪过，没有证据，连时间线都模糊。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里全盘指控，说王映霞“欲火难耐、贪恋浮华”。
后世多认为那是情绪的泄愤，不是事实陈述。
三段争议，有两段实锤，传闻一段，足够把一个女人推上风口浪尖。
而郁达夫那些年呢？酒桌边的陪酒女、北伐军中的旧情人，不在少数。
可舆论从不说他不忠，反倒觉得他“才子多情”，这就不是婚姻争议了，是性别绞肉机。
再嫁之决离婚以后，王映霞像断线的风筝，漂了一阵，住过重庆，回过上海，带着孩子过活，写文章，教画画，也在外交部做过事。
郁达夫曾试图和解，写信哀求她回家，她没回一句。
那场婚姻，耗光了她，逼着送走夭折的女儿，是压死王映霞的最后一根骨头。
她说得明白：“不要名士，不要达官贵人，只要一个能让我安心过日子的人。”
1942年，钟贤道出现了。
外交部长王正廷介绍的，三北航业公司的职员，穿中山装，说话稳重，不会拐弯，王映霞看了几面，心没跳，但觉得踏实。
钟贤道不说漂亮话，只说：“我要让你把丢掉的青春找回来。”
他说到做到，结婚那天，登报公开声明王映霞是正妻，还请了金山、胡蝶等名流吃酒。
那年，王映霞34岁，头一次体面嫁人，不是小老婆，不是情人，是正正经经的一门婚姻。
辞了工作，搬进了钟家，过小日子。
生了三个孩子，抚养两个，一女夭折，钟贤道做事中规中矩，不富，但从不让她抬不起头。
关键是，他不问过去，郁达夫的事，媒体上的骂名，他从来不提。
王映霞说：“他让我体验到普通家庭的温暖。”
1949年，政局动荡，钟贤道有机会去台湾，在台湾有亲戚、有职位，他没走，陪王映霞一起留在大陆，说：“我不想再让你漂泊。”
这是郁达夫给不了的，是她最想要的。
道德枷锁王映霞的“风流账”总有人盯着算，郁达夫的烂账却没人提。
郁达夫不是没有外遇，他交过青楼朋友，跟文艺女青年往来密切，朋友私下里都知道。
可他一开口，就是“才子爱美人”，有风流味没下作感，男人的情史，被包装成才情；女人的选择，被当成丑闻。
王映霞那点事儿，一桩桩被翻出来，骂“贱”“不贞”。
离开郁达夫，是因为逼她送走女儿，是因为喝酒打人，是因为家里永远是战场，可外界看不见这些，只盯着她的情书和邻居。
连郁达夫自个都不否认，婚姻出问题，自己责任更大。
可他还是写《毁家诗纪》，满篇戾气，“她拿我的头当尿壶”“她在丽水勾搭军官”，没有一句证据，全凭怒气下笔。
民国报纸兴盛，家丑就是头条，王映霞一个女人，抵不过那种字印出来的污。
男人失控，是“才子脾气”；女人回嘴，是“疯婆娘”。
那几年她写信给朋友，说：“若我是男子，早已脱身。”一句话点破民国女性的困局。
出轨、离婚、再婚，对男人是风流佳话，对女人是千古骂名，不是放纵，是反抗；不是轻浮，是求生。
可没人关心原因，大家只爱看她跌倒，越漂亮越该死，这是时代的铁律。
她没争，也不辩，只是远远地走开，删掉郁达夫给她的姓，带着新婚丈夫的姓，安安静静过日子，不是妥协，是不屑。
后半生值不值她这一生，分成两，前半场是轰轰烈烈的逃亡、撕扯、指控；后半场是柴米油盐中的安静坚持。
钟贤道是个普通人，但也正因为普通，才给得起稳定。
不是文人，不写情诗，每天准点上下班，每年固定带孩子去扫墓，从不吵架，不查她信箱，不谈往事，他把尊重当日常，不当施舍。
这才是真正的“正妻”位置，她第一次穿得体面、站得笔直、睡得踏实。
1949年后，钟贤道放弃了在台湾的职位，陪她留在上海，身边人劝：“你也要为将来打算。”他说：“她在哪儿，我在哪儿。”
这种话不动听，但顶用。
王映霞晚年住在上海安福路，屋子不大，墙上挂着年轻时画的自画像，还有几幅孩子们的涂鸦。
接待朋友，煮茶，说旧事时一笑而过，“你们都说我风流，那也只风流了十年。”
“我后半生是安宁的，值得。”
有人仍不放过，说她“有姿色就不安分”，说她“仗着才华坏规矩”。
王映霞不回嘴，也不辩解，用过往的一生，堵住了所有嘴。
再后来，有研究者翻出旧报纸、老日记，把她重新摆上历史台面，有人骂得更狠，也有人说她是“民国第一反抗者”。
王映霞没自称过女权，但每一个决定，都是反骨。
参考资料：
许纪霖.《郁达夫与王映霞：从才子佳人到婚姻碎裂》.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黄乔生.《民国女人：王映霞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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