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是特别动物，只是特别麻烦。这是约翰·格雷一以贯之的判断。

约翰·格雷（John Gray），英国当代最具争议性和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1948年出生，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他早期是自由主义者，受哈耶克、密尔等人影响，但后来转向批判自由主义，主张“怀疑人类中心主义”和“反启蒙理性”。

他不是反人类主义者，但他的确不喜欢人类自我陶醉的那一套。他说得很清楚：人类的灾难，不是因为制度，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人类本身是一种“进化上特别成功、也特别贪婪”的灵长类。

人类不是进步的象征，而是破坏力的代名词。

所以格雷转身去看猫。他不是在养猫，他在观察哲学对象。他发现猫没有道德焦虑，没有未来焦虑，不制造乌托邦，也不沉迷悔恨。

猫从不需要理由去活着。

格雷认为，道德是一种病，是人类自我分裂、无法统一欲望与本能之后的残留物。他在《稻草狗》里写得很绝情：其他动物安于沉默，人类却靠虚构故事维持生存。神话、宗教、意识形态，都是恐惧死亡的麻醉剂。

甚至连爱，人类也处理不好。

猫的亲密关系，克制、不粘腻、不自我感动，恰恰是我们做不到的。他们不执着控制，不焦虑失去，不需要关系维系来证明自身价值。而人类一爱就焦虑，一焦虑就折腾，折腾完再说“人生无常”。

格雷不止一次提到彼得·维塞尔·萨普菲。这位挪威哲学家给出了四种人类逃避荒谬存在的策略：隔离、锚定、分心和升华。本质都是逃。

但猫不逃。它们不需要策略，也不需要存在感。

格雷不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值得追问的东西。那是人类意识过剩后的副作用。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头麋鹿因进化过度，鹿角太大而灭绝。人类的意识，也可能就是那对过度膨胀的鹿角。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谁”，而在于“我们为什么非要知道我们是谁”。

意识把我们从自然中拉了出来，却没有给我们回得去的路径。于是我们创造语言、制度、技术、伦理，自欺欺人。格雷说，这不是智慧，这是自恋。

猫不自恋。它只是活着。

这也是格雷对道德哲学的嘲讽：没有哪只猫，会为了“善良”而压抑本能。也没有哪只猫，会为了“正义”而上战场送死。只有人类才会制造这种带血的“崇高”。

他甚至质疑苏格拉底所谓“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他说，也许“被过度审视的生活，才最不值得过”。

猫活在当下，人类活在幻想。

我们回忆过去，担忧未来，为不存在的身份、边界、道德挣扎不休，最后在压力中焦虑，在焦虑中消耗自己。

猫不会。它不需要认同，也不需要拯救世界。

格雷的结论不是要我们变猫，而是让我们认清：我们并不比其他动物高贵，只是更麻烦、更吵闹、更焦虑。

也许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生态失衡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