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7日,红军右翼红一军团第2师渡过湘江，抢占了界首的渡口；左翼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接过界首防务。

这样，红军就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

为何红军会如此顺利占据湘江渡口呢？原因不少读者也知道，那就是白崇禧有意“放水”。

1934年11月上旬，在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后，白崇禧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李宗仁、白崇禧、桂军参谋长叶琪和第7军军长廖磊、第15军军长夏威、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桂系要员，桂林、平乐、柳州等民团区指挥官也参加了会议。

对红军下一步的动向，参加会议的诸将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三种可能：

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

白崇禧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四川军阀四分五裂，四川又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是红军立脚最好的地方。

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为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且黔军战斗力极差，但该地贫瘠落后，红军大部队难以持久。

黔军

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为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

据此，白崇禧得出结论：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

那么，桂军是否要遵照蒋委员长之命在湘江堵击红军呢？

白崇禧分析，蒋介石觊觎广西已久，对桂系早存吞并之心，而红军的存在已经成为蒋介石吞并广西的障碍。

现在江西红军失败了，广西马上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此次红军十万人马，来势凶猛，战斗力仍不可小视。

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不过三万兵力。以三万去堵十万，无异于以卵击石，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

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无论出现哪种局面，都是老蒋最高兴看到的。

到那时，蒋介石定会派嫡系人马乘虚而入，广西立马就会成为他蒋某人的天下。

因此，白崇禧认为还是要坚持既要反共又要防蒋的老原则，对红军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这一原则得到了与会诸将的赞同，并依此确定了桂军在湘江战役中的基本作战方针：

在红军入境前，将主力布防于湘桂边境一带，大造声势，摆出决战架势。

一是给蒋介石看，二是给红军看，好让他们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入广西。

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调整部署，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通路，让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深入广西腹地。

既然给红军让路，就要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一些，也好瞒过蒋介石。为此，白崇禧决定在红军通过五天后，桂军相机攻击红军后尾。

这样做一可打击红军，促使红军快走;二则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三能应付老蒋。算得上一条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妙计。

于是，在桂军“让路”之后，红军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顺利控制界首一带的渡口，计划在全州、兴安间西渡湘江。

选择这一段渡江，是李德在红军当“太上皇”时，做的极少数正确决策之一。

因为这一带江面宽阔平缓，水流不急，可以架设简易浮桥，浅滩处甚至可以徒步涉江。

然而，一向行军神速的红军却因辎重太多，道路狭窄，行动格外迟缓，每日行军距离只有十三四公里。

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红军主力还在都庞岭以东的湖南境内，尚未进入广西地界。

相比而言，国民党“追剿”军的速度却出奇地快，近30万敌军已从四面杀气腾腾地围上来，形势对红军愈发不利。

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在桂北湘江两岸紧急构筑工事，扼阻敌军，以掩护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与红军激战的并不是迎面扑将上来的湘军刘建绪，却是抽身闪出通道的桂军白崇禧。

原来，正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收到何键“追剿总部”的密报，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况。

蒋委员长万万没有想到，首先打破湘江“铁三角口袋阵”的不是红军，而是桂军，顿时气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娘希匹！白健生，你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

11月28日,蒋介石怒发冲冠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封斥责电：

……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

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桂军已对红军发起了攻击。这难道是巧合？

其实不然。即使蒋介石没有发来这封“问罪”的电报，桂军也会在这一天发起攻击的。

因为白崇禧认为对红军“让路”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该是侧击“送客”的时候了。

红军于11月23日夜进入清水关，首尾衔接继续向西挺进。为避开敌军飞机的空中侦察，红军昼伏夜行，白天休息，夜间行军。

据此，桂军将领们估计红军要经过5夜才能通过完毕，到28日是第5天，桂军自然要动手了。

28日凌晨，桂军王瓒斌的第44师率先向红军左翼部队发动攻击。

善用计谋的“小诸葛”白崇禧狠狠地杀了红军一个回马枪，对手是担任左翼掩护的红三军团。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林彪的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较为突出的两大主力部队。这两个军团又各有特点：

红一军团善于快速行军，打仗巧妙灵活；红三军团作风硬朗，能打硬仗。

长征中，红一军团担任开路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而硬仗、恶仗则多交给红三军团。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里对彭德怀和他的红三军团是这样评价的：

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浩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

唯独他的军团由三个师组成，人数上是最强大的军团，正规成训练方面也是最好的军团，因此他通常总是被派去承担最艰苦的任务。

他曾多次陷入险境，但又一次次的化险为夷，突破难关。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善战，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据说当时曾流传着一种说法：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与邓小平一起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的张云逸，曾任广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对桂军十分熟悉。他是这样评价桂军的：

桂军被反动宣传灌输得麻木，作成勇猛得如野人拼命，阵地上战至最后一人时，仍能坚决拼刺刀顽抗，直到被打死，反抗才停止。

且战术灵活，动作熟练，比同等武器装备条件下的日军更难对付。

桂军战斗力强首先是将领出色。李宗仁、白崇禧均为国民党军中数一数二的优秀将领。

桂军总参谋长叶琪、第7军军长廖磊、第15军军长夏威等，在北伐时都已是军长，个个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

第7军军长廖磊

其次，桂军的军官也比较优秀。桂军的基层指挥官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出身正规军校的不多，多是职业老兵出身。

这批人虽然年龄普遍偏大，但实战经验颇丰，是战斗中的真正骨干。

但桂系军队战斗力强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士兵。这并不是因为广西人性格彪悍,而是因为广西人老实。

当时的广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属于典型的穷乡僻壤。那里的老百姓有两大特点，一是吃苦耐劳，二是性格朴实。

老实人听话，对上级的命令执行起来自然不会打折扣。一支由这样听话的老实人组成的军队，其顽强与韧性可想而知。

这与湘军专门招募诚朴健壮的山区农民为兵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三军团能打硬仗，桂军也能打硬仗；广西人老实，红军却有信仰。可以说,红三军团与桂军是棋逢对手。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的大桥村古岭头仅有5公里，距湘江渡口三四十公里。

通往灌阳县城的全（州）灌（阳）公路自此穿过，是灌阳县北部的重要交通关隘，也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

如果红军不先敌抢占新圩一线山头阵地，扼住全灌公路咽喉，并阻击由灌阳县城北进的桂军，则会危及全军渡江计划的实施，招致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谁也不曾想到，小小的新圩，这个在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竟会对整个西征的中央红军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成为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主要生命线。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往往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而倍受注目。

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无论如何必须抢占并守住新圩一线山头阵地，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军团通过灌阳前进湘江。

11月27日,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5师3000多名将士，经过几天急行军，已行至灌阳县水车灌水西岸的修睦村。

部队刚刚休息半日，正准备继续前进，突然接到了彭德怀发来的紧急电报：

命令红5师第14、第15团和军委炮兵营立即行动，急速奔赴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进攻，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过江。

电文最后用铁定的语言下了一道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到四天！”

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参谋长胡浚就在路旁打开地图，找到了军委和军团首长要求的阻击位置。

钟赤兵

三人心里都很清楚：以武器、弹药均不足的两团疲惫之师对付以逸待劳且在本土作战的桂军一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师，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红5师是红三军团的主力师，是一支能征善战、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巧合的是，红5师的前身正是5年前在广西百色举行武装起义的桂军部队。

1929年12月11日，广西教导总队一部、警备第4大队和右江农军4000余人发动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

红七军下辖3个纵队，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红7军组建后，迅速发展壮大至7000余人，并创建了右江苏区。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十分恐慌，急忙调集大军“围剿”。

1930年2月初，红7军在广西隆安城外突遭桂军3个团的围攻。激战三天后,红7军因伤亡较重，被迫撤至东兰、凤山一带休整。

3月中旬，为避开桂军重兵进攻,并解决给养困难，红7军主力向桂黔边境出击，先后攻占河池东南的怀远镇和贵州省榕江县城。

这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史称“中原大战”。

远在广西的桂系军阀也不甘寂寞，参与其中。5月，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反蒋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由全州出兵湖南，夺取衡阳。广西境内一时兵力空虚。

红7军趁机回师右江苏区，于6月重占百色，声威大振。10月，红7军与红8军余部在凌云县上岗村胜利会师。11月在河池整编，下辖第19、第20师,共7000余人。

1931年初，红7军主力从河池出发，转战黔、粤、湘、鄂、赣五省边界，于4月进抵湘赣苏区永新。

7月下旬，到达中央苏区藩都（今于都），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建制，下辖第55、第56、第58团。

伟人曾经亲手授予红7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千里来龙”四个大字。此后,伟人还多次称赞：“红7军特别能打硬仗！”

进入中央苏区后，红7军相继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3个团扩编为3个师，并逐渐成长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整编，红7军与红21军缩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

更为巧合的是，师长李天佑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还是同乡，都是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不过，李天佑要小白崇禧21岁。

李天佑晚年回广西讲解早年革命经历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出生在临桂县六塘圩高皮寨。自幼聪颖的李天佑因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

1928年夏，北伐名将李明瑞在桂林招兵买马，不满15岁的李天佑报名投军，当上了一名勤务兵。这时，白崇禧早已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声名远播。

1929年，李天佑入广西省政府南宁教导总队学习，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任红7军排长，不久升任特务连连长。

李天佑是一员虎将，作战十分勇敢。

1931年1月，他率特务连作为红7军的先锋，在永安关击溃了扼守关口的湘军1个排和民团武装,为主力进军湘南开辟了胜利之路。

特务连由此得名“小老虎连”。这年7月，年仅17岁的李天佑任红7军第58团团长。

红军时期的李天佑

1933年，李天佑任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团长，随由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征战。

围泉上、战归化、攻朋口，袭夏道，李天佑的13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高奏，成为彭德怀手中的一把利刃。

9月18日晨，红13团与国民党军第366团及第78师1个营、第52师1个营共5个营，在闽北沙县芹山遭遇。

第366团号称第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两支主力就在芹山——这座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上展开了殊死搏杀。

红13团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芹山主峰，敌军则拼命争夺主峰。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最后双方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

战斗中，李天佑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勇猛冲杀。敌人终于支撑不住，溃不成军,或缴枪投降，或夺路而逃。红军乘胜直追数十里。

激战两小时，骄横一世的“铁军”吃到败仗了，败在更加勇猛无敌的红军手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几乎是全军覆没，就连团长郑为辑也受伤被俘。

此役，红13团毙伤敌200余人，俘虏近千人，创造了红军以一个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一个团的骄人战绩。

战后，红13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李天佑获得三等红星奖章。

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病逝。伍修权曾撰文称赞他“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专打恶仗硬仗，多少次在危急关头扭转战场形势，夺得战斗胜利”。

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8月率部参加了高虎脑防御战。

此役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最典型的阵地防御战，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硬仗、恶仗。

坚守高虎脑阵地的是李天佑的老部队——红13团，主攻高虎脑的是国民党军王仲廉第89师。

王仲廉

一个善守，一个能攻;一个是以擅长打恶仗著称的红军主力团，一个是号称国民党军精锐之师。一场恶战，惊天地泣鬼神。

结果，英勇的红13团击退了第89师的数次集团冲锋，像磐石一样在高虎脑阵地上坚守了一天。

从清早一直血战至傍晚，第89师伤亡4000余人，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提前退出战斗。

战后，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哀叹道：这是自“进剿”以来所“未有之牺牲”。

高虎脑的硝烟尚未散尽，红5师又随军团主力参加了万年亭战斗。

万年亭，位于高虎脑以南10余里，丘陵起伏，四面山高林密。它是通向驿前、石城的咽喉要地，地形异常险要。

在蜿蜒的山间道路上，有一座古亭，名曰万年亭。路穿亭而过，此地便因亭而得名。

8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开始向万年亭发起进攻。具体部署是：以第67师为中央纵队，担任主攻；第88、第79师等部为左、右纵队，担任助攻。

是日拂晓，20多架机翼上涂着青天白日徽标的黑十字式意制飞机穿梭在硝烟里，不时俯冲下来肆虐地扫射投弹，然后是重炮猛烈轰击。炮声过后，就是黑压压涌上来的敌军。

坚守阵地的是红5师第13团第3营。红军战士们急红了眼，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

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把敌军打得像风暴摧折的禾秆样纷纷倒地。

但是，打退了一批，又冲上来一批;再打退一批，又有一批冲上来。

敌军步步紧逼，红军的子弹打光了，便抽出身后的大刀，叫喊着冲出阵地。

这时候，没有了炮弹的震颤，只剩下了冲锋和反冲锋。白刃格斗，双方都呐喊着，在阵地前杀成一团。

一会儿阵地被敌军占领了，一会儿红军又冲了上来。阵地一会儿失而复得，一会儿又得而复失……

危急时刻，师长李天佑立即命令第二梯队红15团和红14团各以一部兵力，由万年亭阵地西北向敌侧后进行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

万年亭战斗，红5师血战一天，再次予敌以重创，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陈阿金牺牲。

陈阿金烈士墓

不满20岁的钟赤兵接任红5师政治委员，成为李天佑的新搭档。

1930年参加红军的钟赤兵，是彭德怀的湖南老乡，是从红三军团成长起来的年轻优秀指择员。

别看钟赤兵年龄不大，比李天佑还小近1岁，却已是身经百战，跟随彭德怀参加过两次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获得过三等红星勋章。

李天佑和钟赤兵的勇猛顽强，深受彭德怀的喜爱。长征开始后，李天佑、钟赤兵率红5师就一直担当军团的开路先锋。

此次，彭德怀把在新圩阻击桂军的重任交给红5师，足见对二人的信任。

于是，在湘江渡口边的小小新圩，从桂军中脱胎换骨出来的红5师与桂军第44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惨烈而又悲壮的血战！

对于白崇禧的指挥能力和桂军的战斗力，李天佑是非常熟悉的。他的红5师与桂军原本就是一对夙敌。

当年百色起义后，红5师的前身红7军曾与桂军多次交手,互有胜负。如今这对老对手再次在桂北大地狭路相逢、兵戎相见，李天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是的，三年前出关远离故乡，他还是稚气未脱、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走向的是红色圣地瑞金，充满希望与向往；

三年后入关重返故土,他已是身经百战、智能双全的红军师长，面对的却是伏兵重重、危机四伏的湘江，无比迷惘与困惑。

既然桂军已经向新圩逼近，那么时间对于红5师来说，就非常紧迫了。只有先敌赶到新圩，抢占有利地形,才有可能完成阻击任务。

于是，李天佑、钟赤兵、胡浚迅速选定了进军路线，命令全师官兵立即轻装前行,火速向新圩推进。

红军第5师由文市向南，桂军第44师由灌阳向北。双方都在争分夺秒，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行军速度，目标只有一一占新圩。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4时许，红5师终于抢在敌人前面赶到了新圩的预定阻击阵地，主力迅速占领公路两边的山头高地，构筑工事。

从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20里的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草木丛生。

此时已是深秋时分，公路两旁稻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完。险峻的山峰、茂密的松树林和路边一簇簇的灌木丛，刚好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构成了阻击战的理想阵地。

而从新圩往北至大桥村，一直到湘江岸边则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看过地形，李天佑等人愈发感到这场阻击战的艰巨和重要。

红5师自撤离中央苏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官兵们极度疲劳，加之粮食、弹药也不足，战斗力大大削弱，而他们面对的又是桂军的精锐之师。

红5师以寡敌众，以弱抗强，估计坚持一两天还是有把握的，但要坚持三四天就有困难了。

可如果让敌人突破了这段阵地，可直捣湘江西岸的各个渡口，将对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构成重大威胁，整个红军西进队伍则有被拦腰斩断的危险。

为了保证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的安全，红5师必须要像颗钉子似的牢牢钉在新圩，决不能让敌人突破这道防线。

想到此，李天佑与几位师领导交换意见后，作出战斗部署：把全师摆在从新圩南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

以公路为界，分成左右两翼，红15团在左翼；红14团在右翼；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左后侧，形成交叉火力。

师指挥所设在离第一道阻击阵地只有1公里的杨柳井村口几间低燧的民房里。

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李天佑下令：部队不许生火做饭，饿了便啃生米、红薯；渴了便舀田水喝。

同时向军团部发去了电报，表示保证完成阻击任务。

这时，前方侦察员回来报告：桂军王瓒斌第44师已先我军占领马渡桥，并派出一个侦察连向北推进。该连在进抵花桥时，与我先头部队遭遇，被击溃。

我军乘势向南追至枫树脚。目前，已抢占附近的钟山、水口山和月亮包等山头，正在构筑临时工事。

李天佑脱口而出：“敌人来得好快呀！”

在与红5师先头部队短暂交过火后，桂军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在狮子山、瘦马岐、张家岭一线摆开阵角，构筑进攻出发阵地。

敌我双方的前沿阵地相距约千米，中间为水田、旱地和小村落。

按照白崇禧的事先部署，桂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第15军军长夏威把指挥部设在灌阳县城，以王瓒斌第44师为攻击部队，以第7军之覃联芳第24师和独立团为预备队。

11月28日,天刚刚放亮，冬日的浓雾尚未散尽，一阵密集的炮火打破了大战前的沉寂，红5师的前沿阵地处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新圩战斗就此打响了。

排炮过后，大批桂军从阵地里冲出来，在机枪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攻。

善于山地作战的桂军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 鼓作气拿下红军阵地，夺取新圩。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作战。只有近战，才能克服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发挥红军之长。

李天佑命令部队对敌人最初的进攻不予理睬，把敌人放到阵地前沿，而后突然反击。

桂军见红军阵地上一片寂静，以为仅凭松树和灌木丛作掩护的红军早就被刚才猛烈的炮火轰得差不多了，便纷纷直起腰来，嗷嗷叫着向红5师的前沿阵地猛扑过来。

当距离红军的前沿阵地只有二三十米时，突然雨点般的手榴弹从天而降。

红军使用过的马克沁重机枪

马克泌重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各种火器喷射出无数道火舌，急风骤雨般向敌阵扑去。

与此同时，“红星”炮兵营发射的迫击炮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来。

敌人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丢下数十具尸体，狼狈不堪地溃败下去。

桂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打退了。新圩阻击战首战告捷。但仅仅过了几分钟，桂军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的进攻更为猛烈、更为持久。

李天佑走出临时指挥所，站到离前沿阵地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用望远镜观察战事。这样的拼杀情景不禁使他想起不久以前的高虎脑战斗。

从敌人的进攻态势看，他们肯定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新好的。他和他的红5师面对着一群虎狼之师，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

敌人的排炮向红军前沿猛击，敌人整营整连毫不隐蔽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

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一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

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这时，“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起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

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红军给敌人的杀伤力不小。但是，因为红军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桂军的第二次进攻很快又被击退了。红5师的英勇顽强大大出乎桂军将领的意料。

第44师师长王瓒斌重新整顿部队，加强兵力和火力，改集中进攻为轮番进攻。红5师的前沿山头阵地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摧打。

在督战队机关枪的威逼下，桂军士兵一次接一次向红5师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但每一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激战至下午4时，王瓒斌见正面进攻毫无进展，便派小部兵力沿左侧的瘦马岐迂回到钟山、水口山一带，对红军前沿阵地前后包抄。

坚守在钟山、水口山上的红15团顿时腹背受敌，形势危急。红军指战员们毫不畏惧，顽强阻击着不断发起进攻的敌人。

手榴弹扔光了，子弹也打没了，就用石头砸，剌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上来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

桂军的进攻越来越疯狂，一次比一次猛烈。为保存有生力量，红15团团长白志文命令钟山、水口山上的部队立即突围，撤往第二道防御阵地。

红15团团长白志文

夜幕终于降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总算暂停了。双方主帅开始斗起智来。

李天佑对钟赤兵说：“今日敌军进攻受挫，明天必会改变攻击方式，发起更疯狂的进攻。我看得重新组织防御，避免更大损失。”

钟赤兵深表赞同。二人决定最前沿阵地上的红军趁夜幕掩护，撤退到杨柳井村两侧的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连夜赶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第二天新一轮的进攻。

平头岭和尖背岭是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红15团防守公路左侧的平头岭，红14团防守公路右侧的尖背岭，两个阵地互为椅角。

在恭城县城桂军第15军指挥部里，军长夏威看罢战报后，大为震惊。

夏威

据可靠情报，当面阻击他们的是红三军团第5师的两个团，区区三千来人。

而他投入一个整师七千人，加上地面强大的炮火支援，原以为不用半日即可拿下红军阵地，进占新圩。

然而强攻一天，第44师所获不大，反遭红军重创，勉强占领了红军的几个前沿山头，还是红军主动放弃的。

夏威自言自语道：“彭德怀真是个强敌，红三军团的确不好惹！”随即将当日战况报告白崇禧。

亲临灌阳县城督战的白崇禧同样感到震惊。

不过，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桂军被阻于新圩以南，不能按预定计划侧击红军，并促其赶快离开桂境的话，就很有可能让衔尾而来的薛岳的中央军趁机而入。

对广西早就不怀好意的蒋介石，说不定顺手牵羊就此灭了新桂系的势力。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与白崇禧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熟读兵书，“假途灭虢”之计自然晓得。于是，他连夜赶到恭城，打电话怒责夏威：

“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在新圩阻挡我们，竟有如此战斗力？为什么不能迅速击溃他们？”

夏威如实相告：是彭德怀部第5师，师长李天佑、团长黄冕昌等很多官兵都是广西同乡，打得很顽强，简直是拼命三郎。

白崇禧听罢，又惊又怕。对李天佑，他并不陌生，甚至在北伐时还见过，当时李天佑还是李明瑞身边的勤务兵。

红5师的老底子就是5年前百色起义张云逸、邓小平带出广西去的红7军，其中不少人还参加过北伐战争，战斗精神相当顽强。

当年桂军重兵“围剿”了一年多也没能将红7军彻底打垮，反而任由其挺进到中央苏区，发展壮大。

如今故地重回，熟悉桂境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兼之又是破釜沉舟、夺路突围，其迸发出的战斗精神绝非一般人可比。

白崇禧先是批评夏威：“怎么搞的，你这桂军老军长，连当年的勤务兵都打不过吗？”之后又沉思了很长时间后，最后下令：

从明天起加派飞机支援，把预备队第24师和第7军独立团也全部投入战斗，轮番冲击。

同时以大兵力迂回侧后进行夹击，使红军首尾不能相顾，一定要尽快占领新圩。

11月29日拂晓，6架敌机从柳州机场飞抵新圩上空，不时俯冲下来肆虐地扫射投弹。

接着，桂军的迫击炮和山炮疯狂地向红5师阵地轰击。呼啸的炮弹雨点般落在小小的阻击阵地上，顿时浓烟滚滚，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着。

浓黑的烟云笼罩住了阵地，半边天也被染得浑沌一片。

炮火过后，黑压压的桂军涌了上来，发起了不间断的轮番冲击。

坚守阵地的红5师将士们，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耳朵也被炮声震聋了。他们沉着抵抗，接连击退敌人数次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

但桂军还在不断地投入兵力，组织进攻, 点点地蚕食着红军的阵地。

红军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战士们就用刺刀、石块与敌人拼杀，伤亡越来越大。

几个小山头相继丢失，有的山头是在弹尽粮绝、全部战士伤亡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激战至中午，李天佑接到红15团参谋长何德全打来的电话：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都已负伤，三个营长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500余人，被迫撤至第二道防线。

要知道，当时的红15团只有一千二三百人，伤亡五百多，可以说已接近能够承受的最后极限。

师参谋长胡浚立即带上通讯员，冒着敌人的弹雨赶到红15团的阵地，指挥战斗。

没过多久，何德全又打来电话向李天佑报告：胡浚参谋长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不幸中弹牺牲。

李天佑愣住了，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胡浚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他们就认识了。但如今却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左翼的红15团伤亡惨重，右翼的红14团情况也差不多，团长黄冕昌阵亡，营连干部战死了一大半。在红5师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李天佑回忆道：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委都已牺牲或负了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

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立刻就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成斗的同志也越来越多

11月30日，激战再起。红5师已伤亡大半，战场形势愈加不利。

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已经丢失，其余阵地上的两道工事也已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就连师指挥所也成了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

李天佑心急如焚，他知道敌我力量太过悬殊，红5师处于绝对的劣势，照这样打下去，不出两天，老本就会拼光。他不断催问军委纵队的渡江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军委纵队的情况，而几乎每封电报都要求红5师“继续坚持”！

虽然红五师官兵很英勇，但终归寡不敌众，红14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15军团防守的平头岭相继失守。

红军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包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

虎形包是红5师防线中最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红军指战员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

战斗愈来愈惨烈，在数公里长的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桂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但始终未能越过红5师那道钢铁般的防线。

战到中午时分，敌人改变了战术，再次出动数架飞机对虎形包狂轰滥炸，同时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对红军实施两面夹击。

湘江之战中蒋军常用的轰炸机——美制霍克-2

腹背受敌的红军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楼山一线。

虎形包阵地失守后，形势更加险恶。但红5师仍在顽强地坚守着，凭借仅存的

几个险要山头，紧紧扼住了灌阳通往新圩的马路要冲，将桂军的7个团死死挡在新圩以南。

此时此刻，全师官兵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保证党中央和军委安全过江，决不后退一步，决不能让敌人突进新圩!

一直焦灼不安的李天佑终于熬到了头。下午4时许，李天佑接到了军团部来电：

军委第一纵队已于今晨渡过湘江，第二纵队即将渡江，命令红5师将防务交给红6师第18团后，兼程西进，迅速渡江。

红军时期的李天佑

至此，红5师两个团在新圩板桥铺至杨柳井、枫树脚一线，与桂军两个师另一个独立团激战了三天两夜。

撤离阵地后，红5师清点人数：全师3000余人,连同伤员只剩下1000多人,折损了三分之二。

自师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渡过湘江后，红5师缩编为1个团。

红5师以如此惨重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2000多员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为军委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一条西进通道。

当夜，李天佑率领红5师幸存的1000余人急行军赶到渠口，在満天星斗的映照下，渡过了水寒流急的湘江，向西疾行而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先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一直索绕在他的脑海里，仍之不去：

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记忆。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红5师撤离后,新圩方向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了红6师第18团。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决定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

其中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

12月1日拂晓，桂军对红18团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将士虽然英勇，但以一团之力阻挡敌军7个团，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红18团与桂军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格斗。血战一番后，因伤亡惨重，被迫放弃炮楼山阵地,向陈家背后撤。

桂军紧紧咬住不放，迅速占领炮楼山，并一路跟踪追击。红18团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突围，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

最终，红18团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全军覆没。

由于伤亡惨重，桂军在攻克新圩后，对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当时，红军将临时救护所放在下立湾祠堂，没来得及撤退就被桂军包围了。

两百个伤员在里面，被桂军抓住后捆住手脚，活活扔到村外三四百米外的酒海井里。

酒海井，在一片农田之间，南侧有一条小路，这里通往另外一个村。看似井，其实是个溶洞，地下有暗河。

由于井口像个酒瓶，井下却如同深不见底的海，酒海井则由此而来。

难以想像，井口才二三米宽的这口井，曾有一两百位红军葬身于此。一个星期内，不断有救命的声音从井底发出来。然而，整个村子被桂军占领，村民没有一个人敢去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