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不熬夜不加班，吃的也是有机食品，为什么寿命还是那么短呢？
世人常说，现代人熬夜加班，吃的都是农药催生的蔬菜，各种疾病缠身。可要说起古人，那可真是令人羡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的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喝的是山泉水，空气也没有污染。按理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应该能活到很大岁数才对。
可历史的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在汉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到了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百姓的平均寿命居然还下降到了35岁。就连那些锦衣玉食的皇帝，平均寿命也只有39岁！
这是为何？难道真的是古人不会养生？还是说，在那看似悠闲的生活背后，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粮食之困：古人的艰难生存之路
说起古人的粮食困境，还得从宋朝说起。宋仁宗年间，有位叫范仲淹的大臣写下了一篇《寒窑赋》，讲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那年冬天，范仲淹在鄫州（今山东曹县）任知州时，遇到了一位老农。老农家中只有三亩薄田，一年到头辛苦耕种，交完赋税后所剩无几。一家老小挤在一间破旧的土窑里，连顿热饭都吃不上。这样的景象，在当时的北宋并不罕见。
可你知道吗？这样的困境，在宋朝已经算是好的了。再往前看，在隋唐时期，朝廷规定每户农民要种植百亩良田。听起来似乎很多，但实际上这些土地大多都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一年的收成，除了要交纳＂租＂、＂调＂、＂庸＂三种税收外，还要缴纳＂青苗钱＂、＂防役钱＂等各种苛捐杂税。
有一个叫张三的农民，他在开元年间（713-741年）的账本上记载：春天借了地主五石粮食，秋天要还十石。这就相当于半年的利息就翻了一倍！而当时一般农户一年的收成也就十来石，这样算下来，光还债就要把全年的收成都赔进去。
到了元朝，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元朝实行＂一条鞭法＂，把原本分散的赋税合并成一项，听起来是简化了征收程序，可实际上税额反而更重了。据《元史》记载，农民种一亩地要交纳米一斗二升，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朝廷规定农民不得擅自弃耕，许多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竟然选择逃到深山老林里去。史书上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农民＂逃入山中不敢出＂的现象十分普遍。
清朝雍正皇帝在一份奏章中看到这样一个数字：一个普通农户，种十亩地一年的收成，除去各种税收和成本，所剩粮食还不够全家人吃半年的。这让雍正感叹：＂民间疾苦，朕心甚痛！＂
不仅如此，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乾隆四年（1739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一位叫王景的农民在日记中写道：＂春不得雨，禾苗干死，秋无收成。富户尚且断炊，贫民已经易子而食。＂这段话虽然简短，却道出了灾年农民的惨状。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人虽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粮食的匮乏却如同一把无形的刀，日复一日地消磨着他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短寿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这看似平静的田野上。
二、医疗之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威胁
清朝雍正年间，在湖北宜昌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碎的事。一位叫李氏的产妇在生产时遇到了难产，当地的稳婆束手无策。家人千辛万苦请来了县城里最有名的大夫，可那大夫看了看情况，只说了一句让人绝望的话：＂保大还是保小？＂
这样的场景，在古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据清朝《顺天府志》记载，在北京城内，每年因难产而死的妇女就有数百人之多。更不用说偏远的乡村了。
即便是顺利生下来的婴儿，也面临着重重威胁。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份县志记载，当地一年出生的婴儿中，能活过三岁的不到一半。究其原因，除了营养不良外，最大的威胁就是天花。
说起天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康熙皇帝的三阿哥胤祉，出生时是个健康的小王爷。可在他三岁那年染上了天花，即便是太医院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也没能救回这个小生命。这让康熙悲痛不已，下令在全国推广＂人痘接种法＂。
可即便如此，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接种人痘的过程也充满了风险。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年间苏州一户人家的五个孩子同时接种人痘，结果四个都没能挺过来。
瘟疫的威胁更是让人闻之色变。南宋时期，杭州城内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据《梦粱录》记载：＂染病之人，朝发夕死，一家染病，举家皆亡。＂短短三个月，就夺走了近十万人的性命。
就连最基本的感冒，在古代也可能要了人的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就是因为一场重感冒而撒手人寰。这位年仅36岁的太子，留下了一句让人唏嘘的话：＂不过风寒小疾，何至于此？＂
更让人心酸的是，古代的医疗资源极其不平衡。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一副治疗普通风寒的药方，价格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半个月的收入。很多人生病了只能硬扛，直到病入膏肓。
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义庄记》中写道：＂乡村之人，十里百里之间，病且死而无医药。＂为此，他在老家苏州设立了＂范氏义庄＂，专门为贫困百姓提供医药救助。可这样的义庄，在广袤的中国，终究是杯水车薪。
明朝隆庆年间，江西吉安府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当地一位叫徐渭的秀才得了重病，因为请不起大夫，只得找游方郎中开了几副药。那郎中不懂医理，开的药方差之毫厘，结果导致徐渭服药后一命呜呼。这样的悲剧，在古代可谓屡见不鲜。
对于古人来说，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疾病的殊死搏斗。没有抗生素，没有疫苗，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一场小小的感冒都可能夺走生命。直到最后一息，他们都在与病魔做着艰苦的斗争。
三、战乱之祸：刀光剑影中的生命代价
东汉末年，一位叫曹操的年轻将领在兖州招兵买马时，遇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当地一个村庄原本有三百户人家，可经过连年的战乱，竟然只剩下六户。这让曹操不禁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样的惨状并非个例。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的人口从原来的5600万锐减到了1000万左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六个人中就有五个在战乱中失去了生命。
战争的阴影不仅笼罩在战场上，更延伸到了千家万户。北宋时期的赵宋庆，在他的《野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下时，江南一户姓张的人家有七口人。因为逃难时走散，最后只有老爷子一人活了下来。十年后重回故里，发现自家的房子早已成了废墟，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征兵制度更是让许多家庭雪上加霜。唐朝时期实行府兵制，规定每个壮年男子都要服兵役。一份唐朝的户籍档案显示，长安城外的一个村子里，一年之内有二十多个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其中大半都没能回来。
到了明朝，军户制度更是把人命当作一串数字。一位叫王廷相的官员在奏折中写道：＂军户世代当差，一旦征调，父死子继，子死弟继，弟死侄继，直至家绝户亡而后已。＂这短短的几句话，道尽了军户子弟的悲惨命运。
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叫顾炎武的学者在他的《日知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浙江嘉兴有个叫钱家的军户，祖孙三代都在军中服役。到第四代时，家中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可朝廷的征兵令一下，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也不得不披甲上阵，最终战死沙场。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人命损失，还有难以计数的流民。明末清初年间，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据史料记载，仅江南一带，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口就超过了百万。这些流民在逃难途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饥寒交迫。
太平天国运动更是造成了惊人的人口损失。清朝的一份官方统计显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人口从原来的4.32亿锐减到了2.37亿。短短十三年间，将近一半的人口在战乱中消失。
战争的残酷性还体现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上。南宋时期，金兵入侵中原，烧毁了大量的农田和粮仓。据《宋史》记载，仅河南一地，就有数百万亩良田因战火而荒芜。没有了粮食，更多的人在战后的岁月里悄然离世。
古人常说＂兵者，凶器也＂，这话一点不假。战争就像一把无情的大剪刀，不断剪短着古人的寿命线。那些没有直接死在战场上的人，也常常会被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夺去生命。
四、生存环境：看不见的生命杀手
南宋时期，杭州城里有一位叫吴自牧的文人，在他的《梦粱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临安府（今杭州）的居民区里，小巷深处的民居＂屋陋而湿，墙坏而斜＂。每逢下雨，房顶上的瓦片漏水，墙角处的青苔蔓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这样的居住环境在古代可谓普遍。明朝万历年间，一位叫冯梦龙的官员在巡视苏州时发现，城南的贫民区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草屋里常常挤着六七口人。没有通风的窗户，没有防潮的地板，一家人就这样蜷缩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
住房条件差还不是最糟糕的，饮用水的问题更让人担忧。唐朝长安城的一份记录显示，城中的水井往往与厕所、垃圾堆相距不到十步。一位叫韦述的官员在《两京新记》中写道：＂井水浑浊，夏日饮之，往往致病。＂
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城内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城南的一口古井突然涌出黑水，附近的居民饮用后纷纷病倒。当地官府派人检查，发现井底竟然堆积了大量的腐烂垃圾。这口井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的身体。
城市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宋朝时期的都城汴梁，虽然繁华富庶，但街道上的垃圾却常常堆积如山。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逢夏天，腐烂的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引来无数苍蝇蚊虫，疫病也随之蔓延。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就遇到过一件棘手的事。西湖边的居民区经常发生瘟疫，调查后发现，是因为居民们习惯把生活垃圾直接倒入湖中。苏东坡下令清理湖底淤泥，还专门修建了一条排水沟，这才缓解了这个问题。
明朝嘉靖年间，福建泉州的一位知府在巡查时发现，城中的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每逢下雨，污水就会倒灌入民居。他在奏折中写道：＂民居如此，百姓何以安居？＂可由于经费短缺，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是在皇宫大内，环境卫生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清宫档案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紫禁城内的一处宫殿发现白蚁成灾。工部派人检查后发现，是因为宫殿地基长期受潮，又缺乏通风，为白蚁滋生提供了绝佳环境。
古代的工匠们也常常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付出生命的代价。明朝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工人们每天要在高温和瓷土粉尘中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份地方志记载，这些工人＂多不过四十而衰老，五十而死＂。
据史料记载，元朝时期的盐场工人，由于长期在含盐量极高的环境中工作，皮肤溃烂，眼睛失明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位盐场工人在给官府的陈情书中写道：＂终日浸泡盐水，十人九伤，鲜有寿终者。＂
五、社会制度：命运难违的生存困境
唐朝开元年间，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一位叫张泽的商人因病需要看医，却被官府拦在医馆门外。原来，按照当时的律令，平民百姓不得擅自进入官办医馆就医，必须等待轮值大夫到集市上的医铺坐诊。等张泽好不容易等到医铺开诊，病情已经恶化，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
这样的规定并非个例。北宋时期的《庆历善政碑》中记载，京城汴梁的太医院每天只接待二品以上的官员。其他官员和平民只能在外面的医铺看病，即便是危重病人也不能破例。
就连死后的待遇也要分三六九等。明朝洪武年间，朝廷颁布法令，规定平民百姓不得在城内建造坟墓，必须葬在城外的荒地上。一位叫徐鸿儒的商人因为将父亲葬在城内，被官府重罚五十两银子，还要将坟墓迁出城外。
更让人叹息的是徭役制度。唐朝的府兵们除了要服兵役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据《通典》记载，一个府兵每年要服役二十天，负责修建城墙、疏浚河道等体力活。一位叫李勋的府兵在给官府的申诉信中写道：＂一年服役，三年伤病，五年夭折，十年尽矣。＂
宋朝时期的差役制度更是苛刻。一份地方志记载，杭州城里的役夫们要负责抬轿、运输、守城等各种杂务。每天从早到晚不得休息，稍有懈怠就要受到鞭打。据说当时有句民谣：＂宁做寺庙里的狗，不做官府的夫。＂
到了明清时期，各种苛捐杂税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康熙年间，江南一带的农民除了要交纳正税外，还要负担＂门摊钱＂、＂牙税＂、＂契税＂等十几种税收。一位叫朱之瑜的乡绅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劳作，所得不敷所出，百姓何以为生？＂
救济制度的缺失更是雪上加霜。清朝乾隆年间，山东发生大旱，当地官府设立粥厂救济灾民。可按照规定，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领到救济粮，其他人即便饿死也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官府的救灾粮往往也是问题重重。雍正年间，河南巡抚在奏折中提到，当地仓库里的救灾粮大多发霉变质，但仍然要求灾民食用。一位叫王廷诏的灾民在诉状中写道：＂与其病死，不如饿死。＂
医疗救助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宋朝虽然设立了惠民药局，但普通百姓想要领到药品，必须要由里正开具证明，还要经过三层审批。等到手续办完，病人往往已经不治。
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难以保障。明朝嘉靖年间，江西一带发生饥荒，当地百姓被迫吃树皮草根充饥。可官府不但不救济，反而下令禁止百姓进入山林采集食物，理由是要保护山林资源。这一纸禁令，不知道害死了多少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