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再从北宋末年大观整顿神敕的活动中，去探索一番二郎神官方神封的种种可能性。
灵显真人花钱效果一 胡坚藏品
二、大观整顿
让我们回过去看洪迈所说的二郎封真君的一段，洪迈《夷坚丙志·灵显真人》条记载的信息是，二郎神托梦给张浚的时候，说的是“自大观后蒙改真人之封“，也就是说洪迈的记述中，二郎神被徽宗封为真人，叙述的用词是在“大观后”，而发生改封二郎神为真人的客观发生的年份是政和年间，从时间上看，政和也属于在大观后。这个固然没问题，问题是，洪迈为什么不像国史编修李心传那样，去叙述宣和间，或者像宋史那样准确直接地说政和八年八月，而要兜兜转转地去说什么大观后呢？
翻阅《宋史·礼八》中，有这么一段话：
大观中，尚书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给告、赐额、降敕。已而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迁其像入寺观及本庙，仍禁军民擅立大小祠。秘书监何志同言：‘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致前后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
由此可见，在宋徽宗大观年间之中，朝廷对全国神灵的封赏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全面地整顿清理。毁的毁，并的并，主要是针对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民间军民擅立大小祠，第二，对于朝廷允许成立的神祀中存在的不规范的现状，诸如同一个神灵，有的地方叫公，有的地方叫王之类。进行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整顿。
政和元年（1111），秘书监何志同上书，祀典所列同一神祗却有多种封爵的怪状，“岂有一身两处庙貌封号不同者”。他建议取其高爵，加以合并。这反映了，就算是官方祀典中，也存在着神封混乱的状况。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形，那就是两个神灵拥有同一个神号。这种情形在两宋并非孤立，比如南宋周必大在《文忠集》中也曾经记载了两例封号重复事件，朝廷由此改封了其中的封号。
大观整顿这件事情，是北宋末年，乃至于宋代神灵管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洪迈在叙述二郎被封的时间点的时候，没有去说政和八年，而是说大观之后，非常可能就是因为大观前与大观后，在神灵生态管理上是一个迥然有别的分水岭，就比如我们经常会说改开之后，一样。没毛病。
玄武与二郎钱 陆昕藏品
大家另外要注意，北宋神封祭祀的神灵，大致分三类，第一是纳入朝廷祀典，政府春秋两祭的神灵庙观，第二则是被朝廷采取打击取缔的民间非法淫祠。但是，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宽泛的过渡地带，那就是国家没有采取绝对的取缔姿势，默认允许存在，或者是来不及着手整理，但是没有纳入国家祀典的神灵庙观。这些神灵也有封号，这些封号往往来源多头，五花八门。也是急需加以整顿的重灾区。
从地方势力话语的角度，他们就是要把这些未纳入朝廷祀典的地方神灵拱入朝廷堂皇大殿，从而达成地方共识，完成对地方意识的整合。从士大夫的眼中，世界上的三种神灵，分为国家允许的正神、国家不允许的民间邪神，以及民间的未纳入国家系统的善神，也大致符合我们上述的三个类别框架之内。
从上述《宋史·礼八》中对于大观年间北宋政府对于国内神灵祭祀现状进行彻底全面大整顿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1、神封多头
既然”大观中，尚书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给告、赐额、降敕“，也就是说大观年间，神祠加封爵方面，政府没有明确清晰有力的定性制度，那么，二郎神有没有可能在大观年整顿之前，就事实上在民间，已经被称为真君了呢？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二郎的称呼，存在两个路径，一个是民间风俗习惯上的，一个是两宋官方颁布的封号呢？值得思考。
比如，按照《宋会要辑稿 道释一》封号真人 记载云：
灵应真人（原无，据本书下文体例补）
邛州灵应真人：白鹤山卢舍那院神仙张四郎，乾道元年八月封灵应真人
冲应真人
婺州金华县赤松山宝积观初、平二仙，淳熙十六年五月封冲应真人、养素真人。明州象山县陶正白真人，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封冲应真人。
冲妙真人
合州赤水县龙多山至道观冯盖罗，淳熙元年九月封冲妙真人；绍熙四年七月，加封冲妙灵应真人。
既然同样在《宋会要辑稿 礼二一 岳渎诸庙》条目中，已经有明确的北宋神宗年间冲应二真君庙敕封的记述 “冲应二真君庙 神宗熙宁八年七月，诏崇仁县上仙观王、郭二真人特加封号。”那么，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又封其他神灵为冲应真人，如此一来，北宋的冲应真君，与南宋的冲应真人，却并非同一个人，岂不就可能在民间造成极大的混淆了吗？
另外，据《宋会要辑稿 礼二0》：魏子骞祠条记载：
在建安府崇安县武夷山。旧号洞亭庙。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赐庙额「会真」。高宗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封冲妙真人。
则南宋绍兴年间所封的建安府崇安县武夷山魏子骞的冲妙真人，与上述“合州赤水县龙多山至道观冯盖罗，淳熙元年九月封冲妙真人”。岂不又会产生混淆了吗？
如此种种。
金代二郎神红绿彩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