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60年代”中国人的公共记忆，也是中国“国剧”史上特殊遗存。“旗手”江与样板戏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旗手”江在样板戏创作改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甚至评价她“是样板戏的总导演，总编剧”。但也有人认为样板戏里多个剧目在“旗手”江插手之前就已经基本成型，由此说明样板戏本是好作品，是“旗手”江“掠夺”了艺术家之作。

据透露，1969年秋，伟人教员出巡杭州，在与当地文艺界人士闲谈时，有人说到“旗手”江创造了样板戏。伟人教员的话出人意料，他说“不是，戏原来就有，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其实，周恩来总理虽然一生虽日理万机，但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交往很多，对京剧现代戏的感情很深，关怀备至。

1958 年新年前夕，志愿军京剧团在志愿军司令部组织新年晚会。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出人员，他问京剧团相关同志：你们马上就要回国了，准备拿什么向祖国献礼？

总理的嘱托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走后，京剧团连夜开会，研究如何拿出一部好戏来为祖国献礼，大家散会后分头找材料。 著名京剧演员殷宝忠回忆，当时战地刊发的新闻小册子《志愿军一日》上，刊登了战斗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智歼李伪军白虎团的事迹，京剧团研究认为，这个素材适合搬到京剧舞台上。

由此素材改编的京剧最初名为《志愿军侦察兵》，后改名为《奇袭白虎团》。1964 年，全国现代戏观摩大会上，《奇袭白虎团》的演出特别是其中的武打场面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京剧名家李少春、马连良等看了都说好，《奇袭白虎团》一炮打响。

在京演出期间，一次在人民剧场，演出行将结束，站在舞台上扮演政委的殷宝忠注意到，台下观众忽然站了起来， 自己正在纳闷，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剧场的过道上。总理看演出后很高兴，称赞戏排得很好。“请你们到人大小礼堂演出，好不好？”总理发出邀请，大家高兴地蹦了起来。

总理看戏非常细致。在戏的第一场中，舞台上有一块小牌子，写着“泉瑞里”。总理问：这是什么意思？创作人员解释，这是地名提示牌，“泉瑞里”是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 总理表示：戏里用真地名不好，应当虚了去。随后，剧团将“泉瑞里”改为“平安里”。总理看后，略一考虑，问：在朝鲜的地名为什么写中国字？创作者解释，在朝鲜，为了给志愿军指路，很多地方都用中文写标牌。总理说：在人家国土上写中国字，不够尊重，改成朝鲜文吧。剧团遂将提示牌改为朝鲜文。总理观后又问：字写得对不对？创作人员心里敲小鼓，这点确实没有认真核对，于是剧团又请来朝鲜翻译核准。

《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一次谈话的启迪，1963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观看演出中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这是周总理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即由学习借鉴转入自己独立创作。

1964年9月23日，《红色娘子军》一剧在天桥剧场彩排演出，请周总理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看望演员，第一句话就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直给予《红色娘子军》最多的关怀和支持，由于经常陪同外宾观看舞剧，他几乎认识芭蕾舞团的每个人。他知道舞蹈演员穿得单薄，经常出大汗，关节怕冷，就派人用人民大会堂装修剩下的材料给舞团的宿舍铺上木地板。

《红色娘子军》演出成功后，总理邀请芭蕾舞团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专场演出，毛主席在观看演出中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大家极大鼓舞。

周恩来总理还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起初外事办表示反对，他们觉得《红色娘子军》不中不洋，风格古怪，担心遭致非议。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非常重视，特地抽出时间视察排练情况，叮嘱演员们务求发挥最佳水平。

《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的代表性剧作，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性探索，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时至今日仍然深受人们喜爱。该剧最初来源于艺术家王树元创作的一部话剧《杜鹃山》。1963年该话剧在上海演出，反响热烈。不久，沈阳评剧院将该话剧改编创作出评剧《杜鹃山》。同年夏，宁夏京剧团到沈阳演出，其间观看了沈阳评剧院演出的评剧《杜鹃山》，受到震撼和启发。返回宁夏后，宁夏京剧团将其改编成现代京剧《杜鹃山》，并参加了1964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广受观众好评。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观看宁夏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

正是因为该剧的巨大反响，几年后，北京京剧院重新组织演员队伍复排该剧，并从上海调来杨春霞主演女主角柯湘。刘桂欣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杜妈妈的形象，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周恩来总理几次将其作为招待外宾观赏的必选剧目。

还有这样一件事：196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为重新设计厂标争论了许久。一次，趁周恩来总理审查新闻片的机会，北影厂领导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周总理。总理听后说：“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敬爱的周总理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的标志一直被北影厂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