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此片后，我才知道，此片的妙处远不止一条评论，而是让人们站在多个角度去想问题，这才是一部好作品的真正含义，正如台湾女作家苏友贞对于伊朗经典图书中所表现出的惋惜，这是一部很棒的作品，但却只有一维的解释。好的影片总是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灵感，比如本部影片。群体潜意识、疯狂的鼓动、专横的权力、顺从和奴隶、服装和手语符号，好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潜移默化中催生出了一股专制“浪潮”。

这部影片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思想的空间。而我在这部影片里所聚焦的，则是反对本部影片的警惕团体。假如容易受到刺激的热情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为何有些种族注定会走向专制的厄运，而另一些种族又能安然无恙呢？在谴责一个国家诞生了纳粹分子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为何没有强大的警惕者出来阻止纳粹分子的崛起。

有一本名为《午夜的幽光》的书籍，讲述了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其中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聪明人，本来就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头脑，最有理智的人，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国家生死攸关的时候，起到更大的作用，哪怕被打压，被排挤，甚至是牺牲。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所有人都失去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人在意识还很清晰的情况下，都不能保持警觉？这种惨剧在中国屡见不鲜，在50年以前，亿万中国人民也曾失去了集体的清醒，并陷害了少数清醒的人。本部影片之所以让我吃惊，并不是因为专制的机械，也不是因为男主从意外到不可避免，再到最后的鲜血淋漓，而是因为它竟然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写的。

那就是说，服从，奴役，自愿放弃自由，这些共同的潜意识在人生中变得很自然。在自由和民意的概念已经普及的20世纪，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但在这个地方，却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几十亿人参加的、持续了十年的、前所未有的、毫无知觉的大动荡。就像是法西斯主义诞生于德意志，而以和平与智慧著称的中国，却在1966年5月 至 1976年10月遭遇了残酷而又可笑的灾难。

对本部影片进行深入的反思，就可以对中国的遭遇进行深入的分析，只不过愿意与否的问题。有些人说，热情可以被鼓动，而且，热情经常与“受惠”联系在一起。班级里的边缘化学生为何会成为组织团体的支持者，是由于对团体的顺从所产生的身份认同感，才能补偿他过去所受的冷落。权威带来了更大的效力，而这样的效力却不能在短期之内集中起来。

由于遵从而引起的统一，由于统一而引起的权力，这种影响往往会使人迷惑，这和文化程度没有关系，只是在政坛上有没有觉悟。因此，几十亿人刚开始卷入那场遭遇的时候，大部分的思想家，甚至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这一点。然而，就在一些人开始警惕的时候，他们却会不由自主地用手中的武器，威胁到那些警惕的人。

无论在哪个年代，“邪说”都未必是“邪说”，但是“邪说”却常常被认为是“邪说”，而且“邪说”也是“邪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摆脱独裁统治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命运，还取决于它的觉悟，它的觉悟，它的坚韧，牺牲和力量。这部影片以德国的一个故事为基础，以美国为场景，但却不是以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