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农民就业+子女教育!城乡融合如何打破“半城市化”困局?
——从稳岗增收到教育公平,看政策如何托起亿万家庭的希望

清晨在深圳工厂调试精密仪器的人,可能正为留守湖南老家的孩子中考志愿焦虑;周末在杭州直播卖山货的新农人,深夜仍在盘算县城购房落户的可能性。当中国城镇化率攀升至67%——这意味着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2个生活在城市,我们似乎触摸到了现代化的璀璨果实。然而,在这耀眼的数字背后,进城农民作为超3亿的“流动大军”,如同候鸟般往返于城乡之间。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加强农民就业扶持”与“提高随迁子女公办教育比例”并列提出,针对“进城难扎根、返乡无出路”的困局提出了解决之道:
一、新情况:就业迁徙与教育困境的“双重夹击”(一)农民进城就业呈现“三高”特征
流动规模高增长全国农民工总量突破3亿。2025年肇东市单次组织2000名农民工赴浙江务工,其中跨省务工占比超60%,“候鸟式迁徙”仍是主流。县域就业高热度中小城市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江西九江“春风行动”招聘会提供260个岗位,吸引600人求职,。代际需求高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体面就业”,如主播、工程师等职业,与传统建筑工、保洁工形成就业分层。(二)随迁子女教育面临“三难”困局
入学难:隐性门槛难跨越芜湖弋江北路小学800多名学生中,外地农村户口学生就占43%。合肥市农民工子女免借读费政策中,仅少数家庭符合“劳动合同”证明要求,多数因手续复杂被迫选择民办学校。升学难:户籍壁垒难打破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因异地中考限制被迫返乡,安徽某学生因教材差异中考落榜,折射政策衔接断层。融合难:身份认同难建立广州农民工新生代占比达23.2%,新一代的农民随迁子女从小就在城里长大,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眷恋乡土,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不适应农村生活,也因“同城不同待遇”,他们往往自嘲“既非城市人,也非农村人,更像是无根的浮萍”。(三)就业与教育的“连锁断裂”
进城无保障→催生留守儿童:父母务工未解决子女随迁,超600万留守儿童因教育壁垒被迫与父母分离,心理问题发生率则比普通儿童高很多,给社会和谐发展埋下隐患。返乡无出路→加剧代际贫困:当前,我国3亿农民工中仅约3成举家迁居城市,农民工子女失学后“子承父业”,形成“打工-留守-失学-打工-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
政策呼应:中央一号文件将就业与教育并列,正是破解“半城市化”的关键——只有就业稳岗与教育公平同步,才能实现“举家迁移、扎根城市”。
破解“半城市化”痼疾2.9亿农民工中仅约三成举家迁居,文件通过“市民化挂钩机制”(转移支付与落户人数挂钩),倒逼城市提供均等服务。筑牢“防返贫”防火墙中国农大林万龙指出:我们讲乡村全面振兴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全面振兴”。贵州凯里通过“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帮助3万脱贫户月均增收3000元,“一人就业”阻断代际贫困。激活县域“发展引擎”浙江安吉民宿经济吸引2万青年返乡,带动旅游收入200亿,印证“家门口就业”可释放消费潜力。
“守住‘三保障’底线,才能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就业端:健全市民化机制,推动社保、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如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
教育端:明确“随迁子女公办就读比例提升”“学业考试全国通用”等硬指标,并试点“教育支票”“跨省学籍互认”等创新模式,逐步扫清异地中考、高考政策障碍;
资金端:建立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挂钩机制,倒逼地方政府强化公共服务投入。
四、长期意义:重塑城乡发展的底层逻辑这一政策组合拳的本质,是推动城乡关系从“要素单向抽取”转向“双向价值共生”。通过就业增收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通过教育公平培育新生代人力资本,最终实现:
对人的解放:让农民工从“流动劳动力”升格为“新市民”,享有平等发展权;对城市的反哺:3亿新市民群体将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对乡村的赋能:人才、资金、技术通过“返乡创业”“文旅融合”等路径反哺乡村,形成城乡良性互动。

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就业”与“子女教育”并列施策,绝非偶然。文件通过“就业增收+教育兜底”的双向保障,既让农民工“有工作、收入高”,又让子女“有书读、能升学”,从根源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唯有同步推进就业稳岗与教育公平,才能破解农民工“进城难扎根”的困局,真正实现“进得城、留得下、过得好”的城乡融合愿景。
当就业与教育不再割裂,当“候鸟式迁徙”升华为“发展型安居”,这场关乎数亿人的“双向奔赴”,终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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