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会谈,发生在1967年。
见面珍贵,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出来时,脑子里多了张书单,也多了句话,琢磨,到底什么意思?
“苦”并不属好日子,身体不好,是落下了病根。
1941年,敌人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刘少奇与陈毅携手,布局应对,不占优势的背景下,转移为首要选择,次数太频繁,人又劳累,刘少奇的健康严重受损,7月胃病严重,9月患了痢疾。
不能再拖,组织急电,让其回延安休养,也不是简单之事,敌人占领区,困难重重,武装封锁线就有100多道,总路程不过200公里,却还是安排张爱萍负责生命安全。
辗转却也平安落地,住进了当地农户家里,仍放心不下工作,或许正因这次的“前科”,1967年的最后一见,主席才会特意叮嘱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不只说,也有行动,推荐给刘少奇三本书,事情交给王光美去办,找书需要时间,费了很大的劲,身体和精神都兼顾,不过因为没有找到,推荐特意书籍的初衷就未可知了。
1969年,刘少奇去世,璀璨一生,只剩追忆,是个清廉者,对日子,总感觉知足。
中央机关进入中南海的1949年,刘少奇被安排住进了万字廊,只是一桩旧房子,他本人却很满足,好歹也有三间房,一间留着睡觉,一间做办公室,还有一间留着会客。
说的感觉很好,其实因为太过破旧,连烧水、做饭都只能用煤球炉,洗澡更是有限制,一周只能两次。
严苛的条件,乐呵呵的人,自评比以往好了太多,但其实,只是多了个避雨的屋顶,冬天还是冷,夏天还是热,常常穿着一件背心办公还是热的满头大汗。
奉行“凑合”二字,办公桌的高度,不符合翘腿的条件,人又有这个习惯,工作人员想添置张新桌子,刘少奇害怕铺张,想办法在现有的桌子上挖了个洞,不美观,但翘腿顶不着上面的抽屉,也没有乱花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节省出来的血汗,已经很好了。
“省”省钱,也省时间。
一天24个小时,恨不得全扑在工作上,散步的几十分钟是从海绵里挤出来的水,就这,还要让秘书们向他汇报工作,边走边说,除了睡觉,没有休息的时候。
身体压力很大,本人却对吃上不计较,晚饭吃的比较晚,都是在12点之后,刘少奇生怕耽误炊事人员休息,就让王光美帮忙做,虽然说起来也是做饭,却是简单的很,中午的剩饭菜往锅里一倒,加热完就是一餐,求果腹,吃的好坏,却是不在乎的。
建国前忙,建国后也不清闲,1960年,因公事要去莫斯科出席国际会议,天气寒冷,组织上也给了一笔置装费,工作人员就想给刘少奇买一件大衣,他却说什么都不肯,到最后,也是两件旧大衣“移花接木”,缝合成了面上看的过去的模样。
国民经济在1961年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刘少奇看着老百姓吃饭都成困难,心里难受的狠,坐着一辆破烂的吉普车,回老家湖南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
民情入耳,问题严重,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党员,弯腰向乡亲们道歉。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
真诚的态度撬开了老百姓的话匣子,分区解决问题,公共食堂可以自行解散,房子要还给农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被民众认可,因刘少奇对自己的定位,从来只是“人民的勤务员”,人生唯一重大目标,只是要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且有文化的生活。
居高官,却从不高高在上,出席全国群英劳模大会,主动与一掏粪工人握手,“你就是老时吧”,一句话,足够温暖人心,临别前,还送给了对方一支钢笔。
对别人阔绰,怎么不看,自己在过的是什么苦日子?
“持”修改文章、签发文件多用铅笔,既是因为方便,也是为了省钱,已经非常便宜了,用时还非常简朴,只剩寸把的铅笔头,也不舍得扔,总要尝试是否能安个笔帽,继续使用。
爱抽烟,也是为了提神,彼时工资只有15元,往往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没了就不抽,也想办法,平时吸剩下的烟头,都攒着,等“烟慌”来临,就剥开,卷成“大炮筒”抽。
不是没有提薪的可能,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俱乐部发展进入快速阶段,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考虑将刘少奇的薪资从15元提升到200元。
他本人第一个拒绝,“我们是工人代表,不能和资本家比”,就这样坚持,还是只拿15元工资,有时连烟都买不起。
稍微宽松了点,还是保持简朴,工作人员趁着他外出工作,在走廊里铺设了一块地毯,刘少奇一看就生气了,即便再三解释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滑,仍旧不听,坚持换成便宜的东西,看到了橡胶垫,才算勉强满意。
过多了苦日子,长期不规律的生活,让刘少奇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或许也有这部分原因,最后一见,毛主席才会提醒他保重身体,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生与死前线,走回来的同志,如此提醒,可见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