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称街道为马路，南京最早的一条由中山码头通向南京城的路就叫“大马路”，因为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等到烧汽油的动力车辆进入城市，城市交通才发生了变化。

民国时期，南京的黄包车超过万辆，以此为生的车夫以及家属有五六万人，占当时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一。

除去一部分自备人力车外，大多每日两人合租一辆，分上下午两班拉驶，南京以拉车为业的人口估计在15000以上，其中以20岁至40余岁者占多。

1924年，陈白尘还只是个16岁的学生，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读书，因患淋巴腺结核症，医生建议他外出游玩，以宽胸怀。陈白尘因此得以游历南京的名胜古迹，最远的一处便是南京城东北角的燕子矶。

当时的南京交通不发达，尚无汽车通达燕子矶，只有人力车可坐。坐着这种完全靠体力拉的车子，一路颠簸，少年陈白尘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燕子矶。登临燕子矶俯瞰长江，矶石下滚滚江水东流去，有惊涛拍岸的气概；江风拂衣，又有飘然欲飞的感觉。

许多爱国志士、痴男怨女都选择这一胜地投江了。陶行知为此书写“想想死不得”的牌匾立在燕子矶上，告诫人们珍惜生命。

拉车的人力车夫误以为陈白尘游燕子矶是要自杀，放心不下，竟然跟踪他半天，少不得一番劝说。当误会消释后，两人有了情感沟通，聊起了家常，这对一个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又身染疾病的少年来说，那一瞬间得到的温情，是多么的珍贵。

人力车夫竟成了一位16岁少年的好朋友。南京冬天的气候是阴冷的，但一想到南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陈白尘身上总感到有些温暖。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闸的那个夜晚，巴金乘坐由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抵达南京。31日早晨，天落着微雨，巴金刚起床，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巴金立即坐上黄包车去位于北极阁下的中央研究院。

他坐在黄包车上看到南京的景象，耳边只有炮声，传闻日本飞机要轰炸北极阁军用无线电台，很多人一夜没睡，第二天就准备去乡下避难。

在鼓楼一家旅馆，巴金拜访了两个从汉口来的朋友，他们本来要去上海，因为战事，滞留南京。

因为还有事情要办，巴金又让车夫拉着，由城北到城南，到了夜幕降临时，车夫迷路了。巴金焦急地坐在车上，车夫向同行打听路怎么走。

前夜下关的日本军舰向鼓楼方向开炮，沿途运行李往南走的黄包车和汽车接连不断，排成了一条长线，简直没有尽头。

车夫慢慢地走，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把巴金送到老下关火车站。

南京的人力车分城南车、城北车两种，入夜由下关进城，雇城南车；或由城南至下关，雇城北车。

城南、城北车的识别方法很简单：凡夜间鼓楼附近及以南各马路上的人力车，以车头向南，迎往北之客者，皆城北车。

反之，凡仪凤门以外，以车头向北，迎南来之客人，皆城南车。

人力车价格低廉，自下关车站至大行宫4角、至状元境5角；下关至丁家桥3角、至成贤街5角、至鼓楼北2角、至玄武湖5角、至燕子矶1元、至幕府山1元、至牛首山1元2角。

民国时期，有文人学者倡导人道主义，出行坚持不坐人力车，他们坐汽车或者步行。

曾经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但是说归说，骂归骂，课后，他依然登上人力车扬长而去，所谓人力车的不平等，是别人的不平等，与他无关。

从事教育工作的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平时陶行知不坐人力车，有一次因急事坐了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角色，陶行知拉着人力车，车夫生平都是拉别人，如今第一次被别人拉，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的车。

陶行知则累得满头大汗，这拼体力的拉车活，比站在讲台讲课更为吃力，劳动者的苦如果不是切身感受，真的不了解。

这大概也是陶行知建设晓庄学校，普及平民教育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