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政治洞察力很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治国理念。他编纂《资治通鉴》，是想要给帝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借鉴，所以他修史的时候带有政治家的视角，和纯粹的史学家是不一样的。
这种特殊身份对《资治通鉴》的编撰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凭借着政治家的阅历和眼光，能够发现前代史书在政治记载和解释方面存在的不合逻辑之处，进而进行考证分析，给出更为合理的说明。第二，在叙述历史的时候，通过评论以及对史料的删改，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入其中。比如在王安石和宋神宗变法的时期，他在洛阳闲居了15年，受到排挤而远离权力核心，于是就把改良政治的期望寄托在《资治通鉴》上，希望能够对宋神宗产生影响。
【一、政治家身份对《资治通鉴》编撰的第一重影响：纠偏补正史料】
咱来讲讲第一个影响，说两个例子。先拿商山四皓的故事来讲。《史记》上说，汉高祖刘邦到了晚年特别宠爱戚夫人，想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吕后特别着急，就去找张良想办法，张良出主意让她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在宴会上，刘邦看见有四个头发花白、气质不凡的人跟着太子，特别吃惊。这四个人说因为刘邦怠慢读书人所以他们躲起来了，现在太子仁义宽厚，大家都愿意为他拼命，所以就来追随他了。刘邦听了之后，就打消了换太子的想法。
司马光认为这一记载并不可靠。刘邦性格刚强、行事果敢，向来对读书人不屑一顾，怎么可能会因为四个人就改变想法呢。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没有采纳这种说法，而是着重强调了大臣反对所起到的作用。像御史大夫周昌、太子太傅叔孙通等人都坚决反对，刘邦也清楚地意识到，倘若强行更换太子，大臣们是不会拥护刘如意的。新君登基后，外边有大臣不支持，里边有吕氏家族心怀不满，双方的冲突会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司马光的这种解读更贴合实际的政治逻辑。他凭借政治家的思维，在史书中进行纠偏和修正，为后人呈现出更为合理的历史阐释，也使得《资治通鉴》不单单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饱含深刻政治智慧与治国理念的著作，对后世的帝王以及执政者在决策、施政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引领他们洞悉政治形势，防止再次犯下历史上的错误，在繁杂的政治局面中做出更为明智和谨慎的决定，其意义深远且长久，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光芒，被后世持续探究和学习。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五代后汉时，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率兵进入京城，当时汉献帝已经出逃且被杀害。郭威掌握着兵权，还得到了百官的拥护，不过他并没有马上称帝，而是打算立后汉宗室的子孙作为新的君主。北宋初期的杂史《五代史阙文》里写着，郭威到京城后，太师冯道带着百官去拜见，郭威还向冯道行礼，本来盼着冯道支持他称帝，没料到冯道像平常一样接受了行礼，不慌不忙地说世宗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郭威因为冯道没有表示支持而感到失望，于是就把改朝换代、登基称帝的想法暂时放下了。后来的官方正史《新五代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然而司马光并不认同上述说法。在他的认知里，郭威当时没有马上称帝，而是打算推举后汉宗室子孙当皇帝，这是因为后汉有三位在外地驻守的宗室势力相当厉害，分别是河东的刘崇、许州的刘信以及徐州的刘钧。要是郭威称帝取代后汉，他们肯定会起兵，而且朝廷内外也会有人跟着响应。刘信没什么才能，又比较愚蠢，不用太担心，刘钧是刘崇的儿子，郭威假装要拥立刘钧，这样能让刘信和刘崇放松戒备，等刘崇到京城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两个除掉，然后郭威再称帝，到那时候，就只有河东的刘崇能和郭威对抗了。
后续的情况跟预想的一样，刘崇在去京师的路上，郭威借口抵御契丹领着军队向北行进，到澶州的时候，士兵们发生哗变，给他“黄袍加身”，后来赵匡胤照着这个事儿做，把郭威打算建立的政权给取代了。郭威带着军队回到京师，逼迫太后让他当监国，借着太后的名义废掉并软禁了刘赟，他的手下还去了徐州刘信的驻扎地，刘信特别害怕，就自杀了。没过多久，郭威当皇帝建立了后周，刘崇在太原当皇帝建立了北汉。
在修史的时候，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史书有好多不同说法，那司马光到底咋选呢？是挑一个，还是把多种说法都留下，或者是全都不要，还有他为啥这样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都讲得特别清楚。这种做法以前没人这么干过，完完全全体现出司马光修史时那种严谨、认真、一点都不马虎的态度，这可以说是他在史料学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司马光作为政治家，这一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那因丰富从政经验而练就的敏锐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让他可以迅速察觉前代史料中很多对政治事件解释的不合理地方，从而给出自己的看法。虽说他的解释不一定完全正确，然而在众多事例里，很明显能看出他的解释比以往史书的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也更具合理性。这就让人不禁想到，有些毕业后成为公务员的同学讲过，以前学习历史时，对某些政治人物的活动不太明白，可在体制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去看史书中的相关记录，就一下子明白了。
【二、政治家身份对《资治通鉴》编撰的第二重影响：融入政治理念】
接下来咱说说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对他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二个影响。司马光在讲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事件时，通过评论、删减史料这些办法，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给融进里头了。在《资治通鉴》中，有218篇是针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这里头引用前人评论的有99篇，司马光自己写的有119篇，就是“臣光曰”后面的那些内容，用这个来表明他的政治看法和治国的理念。
张绪侯先生在《通鉴学》里归纳出司马光评论的四个主要特点：“其一，靠权谋手段做事，虽说能取得一时成功且具政治效用，但司马光觉得这不值得当作范例；其二，要是贤明的君主犯错从而引发祸乱，他肯定会记下其过错并加以批评；其三，有才能的人倘若违背礼教、在德行方面有缺失，司马光是不会予以称赞的；其四，君臣的举措能够使社会风气变得淳厚、对民众起到教化作用的，会得到他的赞扬，反之则会让他感到痛惜。”
这么来看，司马光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不赞成权谋之术，看重礼乐的教化作用，觉得德行比才能更重要，提倡君主做到克己复礼、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光在评论中有这些体现，部分观点在正文叙述里也有所展现，这正是古代一些史书把论断蕴含在叙事当中的特点。
比如说到刘备的性格特点，《资治通鉴》参照了《三国志》。《三国志》里讲刘备“先主不太喜欢读书，喜欢狗马、音乐、漂亮衣服。身高七尺五寸，手垂下来能超过膝盖，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朵。话不多，善于对待下属，高兴和愤怒都不表现在脸上”，而《资治通鉴》则写道“刘备身高七尺五寸，手垂下来能超过膝盖，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有远大的志向，话不多，高兴和愤怒都不表现在脸上”，把“先主不太喜欢读书，喜欢狗马、音乐、漂亮衣服”这部分给删掉了。因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要给皇帝治理国家提供经验和教训，他觉得君主是建立良好政治秩序的核心关键，必须要克制自己，遵循礼法。要是一个不读书、喜好声色犬马的人都能取得大成就，那还怎么去劝告皇帝遵守道德、严格要求自己呢？所以就把那句话删掉了。
司马光特别重视礼乐教化，这在《资治通鉴》里也有所展现。有学者把《资治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的有关记录进行对比，看到司马光在总结东汉、曹魏政教的得失时，重点突出儒学教化的重要意义，忽略刑罚律令的作用，还删掉了史书中不少刑罚律令的内容，其目的是让皇帝觉得礼乐教化是国家兴亡、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
董仲舒的情况与之类似。汉武帝向董仲舒询问对策，董仲舒用《天人三策》作答。《汉书》完整记录了全文，而《资治通鉴》删减了许多内容，比如汉武帝的提问，以及董仲舒回答中关于天人关系、天人感应、对天道的敬畏和对灾异的焦虑等方面，只保留了仁义礼乐教化的部分。复旦大学的姜鹏老师表示，司马光的删减是有意改变论述的重点，将以天人关系为主导、礼乐教化为派生的内容，转变为以礼乐教化为核心，因为教化是道德养成的关键。司马光重视礼仪教化且不迷信，他曾批评借助墓地风水来改变家族命运的行为。《资治通鉴》还删掉了前代史书中有关祥瑞、神鬼妖怪等的内容。
有一部分人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加入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这种看法不能简单地这么认定，因为《资治通鉴》的各个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像周纪、秦纪、汉纪、魏纪这四个部分，包含了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历史，据学者研究考证，这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已经写好并呈给皇帝的。至少这部分内容里，不存在司马光通过修史来暗指和批判新法的情况，它体现的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坚持的政治看法和治国理念，从这里也能够了解到司马光和王安石政治理念的不同，还能清楚日后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反对的原因。
说到三国之后的历史，《资治通鉴》里的一些相关记录可能有借过去的事来讽刺当下、反对王安石变法从而劝告宋神宗的情况。拿唐朝来说，《资治通鉴》写着，贞观五年的时候，西域的康国想要归附唐朝。唐太宗表示，以前的帝王喜欢把远方的国家招揽过来，好得到让远方国家归顺的名声，实际上没什么用还让百姓受损。现在康国要来归附，要是他们有难了，唐朝出兵去救会非常困难，为了个虚名就让百姓劳累的事不能干，所以就没接受。对唐代宗来讲，不接纳康国的归附只是个特殊情况，他这辈子有不少开拓疆土的行为。而且这个事只在《贞观政要》里有，别的史书里都没写，而《贞观政要》编写的目的是打造能给后世做榜样的贞观之治的形象，所以里面唐太宗和大臣的故事以及对话得仔细分辨着看。
《资治通鉴》选录这一故事，据姜鹏老师的看法，是因为受到现实政治的作用。宋神宗登基后就想要开拓疆土，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是为了让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也有实际行动，但不乏以失败告终的情况。司马光想借此来劝告宋神宗。司马光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是保守的，他觉得内政更为重要，反对皇帝随便发动战争、扩大疆土。在司马光看来，秦始皇和汉武帝是负面的典型，常常被他批评为喜好大功、不考虑百姓死活。这并非司马光一个人的看法，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持有这种观点，在《遗表》中体现得特别充分。元丰五年，司马光生病，担心突然去世，就提前写好给皇帝的遗言，要是自己去世了就呈给皇帝。
《遗表》里讲：“我感到叹息和惋惜的是，凭陛下您的圣明，不去效仿周赧王、周宣王，却去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做法。就算能够向西越过葱岭，向北穿过大漠，在高栏山下激战，焚烧龙庭，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从古至今，君主喜好征战，导致百姓的财物和精力陷入困境，内部盗贼纷纷出现，外部敌寇虎视眈眈的情况太多了。”
【三、对历史视角的多元思考与《资治通鉴》的价值评判】
现今的人们，对历史上皇帝开拓疆土的行为很是羡慕，好像这样就能得到很大的心理满足感，产生强烈的大国自豪感。但实际上，这背后是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极度耗费，是众多家庭的破碎不堪，是许多鲜活生命的悲惨消逝。有人会坚决认为这些战争是有必要的，从古至今这样想的人有不少。可是各位仔细想想，到底有多少对外战争是真的必须要打的呢？古代那些喜欢开拓疆土、到处打仗的皇帝发动的战争，有多少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追求更广泛的和平、考虑更多百姓的幸福呢？又有多少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所谓的面子、名声、个人欲望以及那虚幻的天朝上国的荣耀呢？
在研读古代史的时候，不能只是站在帝王的角度去看。要是只从帝王的立场去想，可能会觉得挺爽，毕竟大权在握，还想着开疆拓土来留名青史。在那个时候，他们才不会管百姓的死活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百姓伤亡很多，家庭也都破碎了，而帝王只把这当成奏折上不重要的数字，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帝王的大业一比，根本就不算啥。要是有人批评，就会被认为是不懂帝王的意思，大臣要是反对就会受到严厉惩罚，百姓也只能继续受苦。不过得明白，自己不是帝王，如果在古代，大概率也就是个为了能吃饱穿暖而忙碌的普通人。
帝王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把你扔到战场上当炮灰，甚至能让你把家产都拿出来充作军资。到这时候，你难道还觉得帝王所有开拓疆土的行为都毫无瑕疵、值得赞扬和称道吗？只有从贵族、官僚、平民等多个角度去查看，才能看得更全面，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和同情，这样也才能明白像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士大夫在对外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还有自己应该持有怎样的看法。当然了，你可以不赞成，也可以表示反对。不过，为了能更有效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还是得清楚反对派主张背后的深层道理。
虽说有例子能证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通过裁剪史料来融入政治理念，可这不能全都这么看。阅读的时候，不能光拿原始史料简单对比一下，就觉得他的删减是故意为了表达政治观点，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仔细考证才行。因为原始史料存在杂乱、相互矛盾以及不符合取材标准的问题，司马光就得进行删减整理。而且编纂这部书是为了给皇帝节省时间，皇帝没时间看原始史料，所以才需要《资治通鉴》，这样一来，有些删减可能只是为了让文字更精简，并不全是为了表达政治理念。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一定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再者，虽说《资治通鉴》是以有助于治理国家为导向的，但它也有着追求真实的意图，除了政治方面的需求，在史学方面也有追求，从《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就能看出来。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花费了很多精力去考证和分辨史实与观点，如果只是为了给皇帝提供治国的参考，司马光没必要这样做，他的努力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有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有助于治理国家和追求真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这两者是可以共同存在于同一部古代史学著作里的。要是没有具体的例子，就去断定《资治通鉴》到底是以有助于治理国家为主还是以追求真实为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我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
比如说，张乃东和刘厚斌两位老师通过对唐太宗时期诸将争功这一事件的分析，表明《资治通鉴》对于该事件的讲述对比原始史料和史书虽然有所删减，但是改正了原始记录里不合理的地方，做出了比原始资料更符合史实且逻辑严密的推断，这正好体现了这本书追求真实的宗旨。不过在叙事结构方面，为了突出唐太宗的执政理念，把和他争辩的李神通的形象进行了简略的文学性刻画，以损失一部分历史见识为代价来体现其资政的精神，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可以看出，资治和求是能够一起在《资治通鉴》里呈现，甚至可以共同存在于同一史书的同一事件当中。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带有个人立场之类的主观因素，那种绝对客观的史书是不存在的，这是历史学以及大多数人文社科著作所共有的特点。衡量史书水平的高低，在于对史料的运用、逻辑的推导、对主观倾向的克制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接近程度，而不是看能不能写出绝对客观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本来就没有。在我看来，《资治通鉴》是一部高水平的史学著作，司马光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所以我不赞成有人说《资治通鉴》掺杂个人私利并阻拦别人去阅读。
在现今的语境下，“夹带私货”好像变成了一个特别贬义的词，好像一说到这个，就能把一部作品的所有价值都给否定了。但其实，哪有历史作品能一点主观倾向都没有呢，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罢了。而且很多人说某历史作品“夹带私货”，实际上是那种“合我意的就是客观公正，不合我意的就是夹带私货”的片面评价。要是有人想读《资治通鉴》，我觉得不用有啥顾虑，大胆放心地去读就行，不过得带着点怀疑的态度。不但要研读《资治通鉴》，还得看看那些赞同、反对以及批评它的相关作品，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