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儒家思想,其所主张的“大一统”“天下大同”的政治观念,恰似一顶规模巨大的帽子,于历史的长河里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真正的政治统治可不是只依靠这样一个理念就能达成的。比如说承德,它是帝国汉满蒙回藏大一统的公共建筑的大集合,里面有着很深的政治治理的智慧。
不少人说起承德,可能就只想到避暑山庄,觉得那是个挺热门的旅游地方。不过在清朝的时候,要是从纯政治学的方面去看,承德能算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副都城。
那时大清有两座重要的都城,北京是主都,承德则是必不可少的次都。沈阳虽是大清的兴起之地,有一定的特殊之处,然而就其所承担功能的重要程度而言,是比不上承德的。
为啥承德这么重要呢?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实实在在地给当今中国的疆域打下了根基,把汉、满、蒙、回、藏等地区加以整合并实现了统一。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把这些地区统统归入版图之中。清朝把这事儿办成了,可却碰到个麻烦:仅有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能够凭借儒家文化来管理,别的地区就行不通了。
儒家文化有着很明显的地理依赖特性。和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类一神教不一样,这些一神教是以个体心灵的皈依当作载体的,不管信徒在啥地方,都能依据教义认真地生活。
不过,儒家若要转变为日常的伦理以及生活实践,所依托的是特定的人际关系,像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的,而这些要是离开了人际关系结构,就没办法实施了。
这种人际关系得依靠定居的生活模式,而定居通常和农耕有所关联。在古时的技术状况下,农耕受到降水量的制约非常大,在年降水量低于400毫米的地方,很难把农耕当作主要的生活方式。
400毫米等降雨线差不多是沿着长城分布的。长城以南的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适宜搞农耕;长城以北的年降水量不到400毫米,靠农耕比较困难,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了游牧,当然这里也有农耕,不过只是起个补充作用。
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让儒家所仰仗的人际关系架构没办法保持下去。虽说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能够传到长城以北的地方,然而在古代那种技术状况下,要让整个社会依照儒家的模式来进行规范是做不到的。
所以清朝若要将汉满蒙回藏统治并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区域需运用儒家的统治方式,然而在长城以外的满蒙回藏地区,是无法凭借儒家文化来实现统治的。
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天下大同”理念,虽说能给出一个宏观的政治方向,然而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得有具体的办法跟当地的社会结构相互连接,得深入到微观的层面才行。
在长城之外的地方,因为当地社会难以构建成儒家社会,其生态状况致使他们只得通过游牧或别的形式来维持生活,故而清朝的统治方式需要另想办法,那时藏传佛教便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清朝的统治策略里,承德的重要性十分显著。此地存在着好几处和清朝帝国治理紧密相连的公共建筑群落。打头的就是避暑山庄,这是大清皇帝的行宫,展现出帝国统御天下的气势。
避暑山庄里不光有代表中原以外区域的山峦,还有如同江南园林山水布局般的水域,把多种元素加以融合,意味着帝国的统一。在避暑山庄南墙的外边是热河文庙,此乃儒家文化的象征,体现着中原地区的文化内涵。
在避暑山庄的北面外墙以及东面的一小部分区域,坐落着声名远扬且意义重大的外八庙,其中多数为藏传佛教的庙宇,体现了帝国对中原以外地区的凝聚力量以及统一程度。
外八庙当中的每一座庙都有着独有的历史背景与意义。就拿普仁寺和普善寺来说,它们是康熙朝的时候,康熙过60大寿时建的,建这两座庙是为了表明漠南、漠北蒙古跟大清团结一致,那会儿蒙古的王公贵族都来给康熙庆生。普宁寺、普善寺是康熙时期建造的,而其他好多寺庙是乾隆时期建的。
普陀宗乘之庙颇为宏大,还被称作“小布达拉宫”,这是乾隆给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所建,虽说达赖喇嘛始终没来过这儿,可这体现出了乾隆对其的尊崇。
在普陀宗乘之庙旁边的须弥福寿庙,又称“班禅行宫”,乾隆朝时班禅活佛曾来此,和乾隆进行了当面交流。普宁寺是乾隆在收复新疆后所建,以此来铭记这一重要事件。
蒙古可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以及漠西蒙古(也被称作卫拉特蒙古或者瓦剌),这几部分都对藏传佛教笃信不疑。
清朝前期的帝王,一年里大概有半数时间待在北京,另外半数时间则在承德,承德就此成为了夏季的都城。到了夏天,长城外边的王公贵族会来拜见皇帝,而普宁寺就成了漠西蒙古王公拜见皇帝时的主要庙宇。
在普宁寺边上的安远庙,是乾隆皇帝建造的,用来纪念在收复新疆的战事里起到重要作用的达什达瓦部,这一部落后来搬迁到了承德地区。
安远庙是参照新疆伊犁地区那座在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古尔扎庙而建的,这既体现出对达什达瓦部回归的看重,也显示出清朝对漠西蒙古精神领域的认同,且将其归入了帝国的核心体系之中。
有一座挺特别的寺庙叫普乐寺。这寺庙的大殿形状跟天坛差不多,是圆形的。普乐寺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清朝的时候,寺里一直都没有喇嘛。为啥呢?因为普乐寺是西域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公到承德拜见皇帝时的主要寺庙。
乾隆皇帝建造这座寺庙,一方面给这些王公打造了一个专门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和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发生矛盾,很好地展现出清朝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宽容和敬重。
承德凭借这些公共建筑群,打造出一个代表帝国汉满蒙回藏大一统的完备体系。北京虽说在政治意向以及大一统的宏观层面昭示着帝国的统一,然而在触及社会微观层面的统治时,需要儒家以外的技法和方式,而承德恰好出色地实现了这一作用。
它在我国历史当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而后成为热河省的省会,那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自唐朝往后,热河省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历史的命运走向起着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承德,这座蕴含着深厚历史的城市,见证了清朝多样治理的才智和办法,还给后人留存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