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会在县医院见到三叔。

那天下着小雨，我推着老母亲做例行检查。电梯门开的瞬间，迎面走来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那张脸，和记忆中的轮廓重叠了。

“三…三叔？”我下意识喊出声。

他愣了一下，目光在我和轮椅上的母亲之间游移，随即快步走开了。

那是我们阔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相遇。

春节前，三叔还在村里办酒席，宴请亲朋。桌上摆着十几个硕大的螃蟹，红壳泛着油光。三叔喝得满脸通红，嚷着要给堂弟换新车。邻桌的老王叔撇着嘴说：“又在显摆。”没人当回事，三叔打牌手气一直不错。

谁知过完年，三叔就失踪了。一查才知道，他欠了赌场一百多万。

我清楚记得那天，奶奶坐在门槛上，捧着一件褪色的格子衬衫，那是三叔高考时穿的。她的眼泪滴在衣服上，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你三叔啊，当年考上医学院多有出息。”奶奶絮絮叨叨，“谁知道…”后面的话淹没在抽泣声中。

日子还要过。三婶带着表弟回了娘家，后来听说改嫁了。奶奶的腿脚一天不如一天，临走前还念叨着让我们打听三叔的消息。

没想到二十年后，竟在医院遇见他。

第二天我特意去打听，才知道他是心内科主任，专攻心律失常，在业内颇有名气。

午休时间，我在医院后门的小摊买油条。老板娘说着地道的东北话，摊位上贴着褪色的春联，还留着三年前的胶痕。

“是找杨主任看病吗？”她往油锅里甩了根面条，“他这人好，有时候从这过，见到困难的老人都会帮衬。”

油条还冒着热气，我咬了一口，突然想起小时候三叔也爱吃这个，每次从城里回来都会给我们带上几根。

走廊里飘来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食堂的咸菜味。我在三叔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门缝里透出说话声：“主任，张奶奶的手术…”

等到夕阳西斜，走廊里只剩下值班护士查房的脚步声。我敲了敲门。

“请进。”

三叔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摆着半杯枸杞水，泡在磕了边的玻璃杯里。他摘下眼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三叔…”

“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沉默了许久，他说：“这些年，对不起奶奶。”

我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相框，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时三叔刚考上医学院，站在最中间，笑得灿烂。相框的一角有些磨损，像是经常被摩挲。

“那年…”他顿了顿，“欠的钱，我都还清了。”

“你知道奶奶走了吗？”

他点点头，眼圈微红：“知道。我… 去过坟上。”

一辆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我看到他下意识抓起听诊器就要起身。

“等等。”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布包，“这是奶奶留给你的。”

是那件格子衬衫，已经发黄，但很整洁。

三叔的手明显颤抖了：“这件衣服…”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杨主任！抢救室…”

“去吧。”我说。

他快步走到门口，突然回头：“改天…请你吃顿饭？”

我笑着点头。推开门的瞬间，迎面撞上一只野猫，它叼着食堂打包的鱼骨头，吓得跳到窗台上，带倒了几个输液瓶。

“天要变天了。”走廊里传来保洁阿姨的嘟囔。

是啊，天要变天了。我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医院的霓虹招牌刚亮起来，在雨后的空气中有些模糊。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三叔一直在给重症患者免费会诊。他说这是在还债，不是还钱的债。

有天我又去医院，路过一间诊室，听见里面传来他低沉的声音：“王大爷，我跟您讲个故事吧。二十年前，有个人欠了很多债…”

我没有进去，只是静静听着。走廊里的白炽灯有些刺眼，照得地面亮堂堂的。

回家路上，我给表弟打了个电话。他现在在深圳开了家诊所。

“表哥，我爸他…”表弟欲言又止。

“他挺好的。”我说，“你要是有空，可以来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嗯，过年我回去。”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我躺在床上，听着雨滴打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想起三叔办公室里那个旧玻璃杯，和里面泡着的枸杞。

有些伤痕永远不会愈合，但我们依然在努力填补它们留下的空洞。就像三叔始终挂在办公室的那张全家福，相框虽然磨损，却被擦拭得很干净。

前两天我又去医院，三叔的办公室门開着，裡面空无一人。护士说他去基层义诊了。桌上的枸杞水已经凉了，水面漂着几片枸杞，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窗外有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三叔教我们用树枝逗麻雀玩的情景。那时他总说：“做人要像麻雀一样，摔倒了也要学会重新飞起来。”

现在想来，或许他一直记得这句话。二十年，够一个人重新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