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宗统治时期，大明王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惨痛军事失败，其深层原因归结于决策失误。当时，皇帝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而内阁又缺乏有力的领导者，因此，决策权逐渐转移至司礼监。由于宦官的素质普遍较低，导致其决策往往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因此，土木堡之变的悲剧根本上是大明政治结构失衡的结果。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丞相制度，并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向群臣下诏：“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自此，大明的政治体制变为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然而，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依赖于皇帝必须具备像朱元璋那样的强人素质，这在现实中却是难以实现的。朱元璋的能力是在极端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而其后代则是在深宫中长大，缺乏实践的机会，长期与宦官、宫女相处，导致认知无法提升，反而滋生奢侈享乐的风气，能力也因此退化。

朱元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洪武十年（1377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闲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这表明，成功的君主往往是在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朱元璋主动为太子朱标创造实践机会，旨在让其在实践中积累当皇帝的经验，以便未来能够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然而，并非所有皇帝都能给予太子这样的机会，也并非所有太子都愿意主动参与实践。

再者，朱元璋无法确保未来的皇帝都是在盛年时即位，历史上小皇帝继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朱元璋本人就经历了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和皇太孙朱允炆年幼的困境。这也是朱元璋政治设计的一个漏洞。可以说，大明皇帝素质的下降是必然的，朱元璋设计的体制也无法长久维持，皇权缺乏独立决策能力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决策机构。

因此，朱棣即位后，立刻任命原翰林院的词臣解缙、黄淮、胡广、杨雄、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参与机务，内阁作为一种新制度正式出现在大明政治中。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成祖在战争中成长为强人，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能力已经证明了他的才干，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独自应对繁重的皇帝事务，这表明当时皇帝的工作压力之大。

根据数据，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内，内外诸司的奏章总计1660份，涉及3391件事务，朱元璋甚至感叹“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由此可见，即便是朱元璋也难以应对繁重的政务，朱棣在能力和精力都不如父皇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依靠助手，并在制度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就已经借鉴宋朝的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以分担工作压力，朱棣即位后只是将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

虽然此时的内阁成员名义上仍为顾问，品秩不超过五品，但在实际政务中，他们的作用愈发重要。例如，杨荣和杨士奇被成祖引入决策层，《明史》记载：“军务悉委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成祖自己也曾表示：“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内阁成员不仅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还用手中的笔替皇帝发布各类施令，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已远超传统六部。

然而，成祖不仅仅依赖内阁作为辅助，由于他是通过发动靖难之役获得皇位，因此他也通过加强内朝的力量来制衡外朝的六部，以稳固皇权。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传统贯穿了帝制的整个历史。内阁在成祖时期逐渐形成，待仁宗即位后，便顺理成章地按照永乐年间的模式维持大明政治的运转，天下事务皆由他与杨士奇、杨荣等老臣共同商讨。

不过，仁宗在位时间不长，宣宗即位后，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限制，也不得不更加倚重内阁大臣。据史书记载：“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阁权日重。”内阁的权力已完全超越六部和督察院。当宣宗去世，九岁的英宗即位后，由于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他只能将决策权完全下放给内阁，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太后对英宗的教诲便证明了这一点：“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这里的五臣包括：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濙、杨士奇、杨荣和杨溥。

由此可见，大明内阁制度的发展是随着皇帝素质的下降而逐步成熟的，从最初的顾问角色演变为最终的决策者，并成为正式的决策机构，这一过程是自然演变的结果。然而，在永乐和宣德年间，内阁尚未具备独立性，仅是协助皇帝决策的角色，直到正统年间才逐渐成为大明的政治中枢，并在嘉靖年间正式定型。嘉靖曾说：“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而在永乐和洪熙年间，批红仍由皇帝亲自执笔，直到宣德年间，内阁才获得“票拟”的权力，正统之后正式成为制度。

这一切都反映了大明皇帝素质的递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随着内阁逐渐外朝化，掌握核心权力，大明也有必要对内阁进行制衡，宦官政治再次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制衡内阁的“内朝”。当然，司礼监的宦官也承担了分担皇帝“批红”压力的责任。由此，大明形成了宦官与内阁相互制衡的局面，只要这一制度能平稳运行，大明皇帝就可以安心在深宫处理个人事务，这也是明朝为何许多皇帝不上朝却依然能正常运转的核心原因。

只要内阁成员的素质保持在一定水平，大明政治在运作中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帝国可以按照既定惯性维持运转。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司礼监的宦官还是内阁首辅的权力大小，都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大明皇帝既可以隐身深宫，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生活，也能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嘉靖和万历为何几十年不上朝却依然能控制权力的根本原因。

然而，大明皇帝素质的下降和内阁人才的断层问题始终存在，只要内阁的精英无法形成接力，大明的政治就会失衡，宦官集团将会独大。如果此时的皇帝缺乏独立意志，便极易导致决策失误。这也是杨荣和杨士奇急于将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和马愉引入内阁的原因。然而，杨荣等人的能力和威望是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始于太祖晚年，经过建文、永乐时期逐渐成型，此时再培养新人显然已经来不及。

王振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杨荣和杨士奇说：“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年高，倦矣。”王振认为，等杨荣等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明的话语权必然会落到自己手中。果然，当太后和三杨相继去世后，新任内阁成员根本无法与王振抗衡，大明的决策权逐渐倾向司礼监，王振开始借助英宗这个傀儡来实施自己的意志。然而，王振的个人操守和能力远不及三杨，而此时英宗又缺乏独立决策能力，情感上又极度依赖王振，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悲剧。

因此，土木堡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被宦官所操控，因决策失误造成了帝国的重大损失。由于皇帝素质的下降是必然，土木堡之变的深层原因则是帝国政治的失衡。在这一悲剧中，由于勋贵集团几乎被消灭，文官在失去制衡的情况下崛起，皇帝为了制衡文官，又不得不进一步发展内朝，极度依赖宦官政治，最终加剧了帝国的内耗，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一切，都是朱元璋当初所无法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