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中，波士顿这座城市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里，1773 年 12 月 16 日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 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尽管波士顿已失去了大部分经济影响力，但它仍是文化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这个术语是由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 1861 年提出的，他在 1860 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以及后来的小说《埃尔西・文纳》中使用了该词。这个词不仅在众多小说中被广泛使用，在现实生活、电视剧和口语中也流传开来。婆罗门（brahmins，源于梵语 brāhmaṇa）是印度教社会中最高种姓的成员，仅占印度人口的 5%。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新成立国家的新兴精英阶层明白，夺取政权固然重要，但更要巩固政权。为了使自己对权力的诉求合法化，波士顿婆罗门借助了神圣的意义。他们宣称自己是乘坐 “五月花号” 轮船首批抵达美洲大陆的殖民者的后裔，将此与圣经中先知寻找应许之地的旅程相类比。既然全能的上帝将这片土地赐予了他们及子孙后代，那么他们便拥有统治的绝对权力。

因此，第一本哈佛宣传手册这样写道，其目的是为学院筹集资金，面向居住在英国的清教徒：“在上帝无误地引领我们抵达新英格兰后，我们建造房屋，购置必要家具，妥善布置礼拜场所，建立公民政府，而我们的首要关切便是教育后代，以免当现任导师化为尘土时，教堂出现无知的神职人员。”

于是，他们手中掌握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工具 —— 哈佛大学，这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成立于 1636 年，以英国传教士和慈善家约翰・哈佛的名字命名。八位美国总统毕业于哈佛大学，分别是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还有 1906 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的总资产达 8110 亿美元，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倍。

波士顿婆罗门以昔日敌人英国的成熟贵族制度为蓝本构建自己的社会。那么，波士顿婆罗门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模仿古英国贵族的风格，举止行为克制、礼貌且略带傲慢，身姿挺拔，纪律严明，极度崇尚个人卫生，是圣公会、一神论派、公理教会或卫理公会的成员（天主教徒被排除在婆罗门阶层之外）。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他们，是乡绅，节俭但不吝啬，娶舅舅的女儿为妻（家族继承人与家族继承人联姻）。理想状态是富有，但绝不贫穷。他们属于六十七个家族之一。他们是真正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其思想和抱负曾更为坦率地表达：

“难道不能合理地认为，这个种族注定要剥夺许多弱者的财产，同化其他人，并塑造其余人，直到它将人类盎格鲁 - 撒克逊化吗？”

（斯特朗・乔赛亚《新时代或即将到来的王国》，纽约，1893 年，第 79 - 80 页）。

对于像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而言，波士顿婆罗门是理想的精英阶层。这个社会的显著特征，对美国历史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是完全不向欧洲屈服。他们拒绝欧洲有教导美国的权利，也拒绝执行欧洲提出的道德和法律要求。

在当时，婆罗门阶层相当民主，其中有牧师、律师、学者、医生、军人、船主、实业家、作家、诗人。

19 世纪初，英国控制了中国 90% 的鸦片贸易，但 10% 的份额属于美国，且这一比例逐年上升，其中大部分属于波士顿婆罗门。卡伯特家族、库欣家族、韦尔德家族、德拉诺家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家族）以及罗素公司的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通过鸦片积累了财富。

托马斯・汉达赛德・珀金斯在鸦片贸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达到鼎盛。年轻时，他在圣多明各从事奴隶贸易，后成为海上商人，将皮毛从北美西北部运往中国。

由他及其亲属（这一点非常重要）领导的珀金斯公司贸易规模巨大，以至于托马斯・珀金斯写信给在中国港口城市广州的侄子兼商业伙伴，在信中他忧心忡忡并警告说：超过 15 万磅的土耳其鸦片已在运输途中。

“关于鸦片，我必须承担我们走得太远的全部责任，”65 岁的珀金斯在给 39 岁的约翰・珀金斯・库欣的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最好扩大我们的业务，以防止他人入侵；…… 令我沮丧的是，春季出货量远远超过了你的预期。”

托马斯・珀金斯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土耳其鸦片口感不同，在中国的需求量不如印度鸦片。波士顿商人影响力较小，也缺乏贿赂中国官员的资金。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巴巴里海岸（中世纪时对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地中海沿岸的称呼）海盗的严重问题，详见文章《海盗与海盗之战：美国人如何为毒品贸易而战》。

侄子成功应对了挑战，公司花了十多年时间组织复杂的走私行动，以保护在中国最有价值的商品。商业计划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回报。

一年后的 1827 年 1 月 11 日，珀金斯更加平静，他写道：“我写了很多关于鸦片的东西，也想了很多，以至于每当触及这个话题，我就像服了鸦片一样。” 1826 年是盈利的一年，珀金斯的财富增长到超过 100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2500 万美元。

船只进行环球航行，从马萨诸塞州海岸出发前往土耳其购买鸦片，再从土耳其运往中国出售；然后从中国返回波士顿，装载着茶叶、瓷器、丝绸、白银，有时还有在中国没有销路的鸦片。

珀金斯公司通过家族成员和亲戚的努力积累了巨额财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国学教授约翰・罗杰斯・哈达德说：“这家公司带来了巨额收入。不仅是托马斯・珀金斯本人，许多人都因鸦片贸易成为百万富翁。”

“波士顿不知不觉地依赖于鸦片贸易的利润，” 塔夫茨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伊丽莎白・凯利・格雷断言，“这些钱改变了波士顿的面貌，使波士顿赢得了世界上最文明城市之一的声誉。” 塞勒姆州立大学历史学家戴恩・莫里森对此表示赞同。

罗杰斯・哈达德教授更进一步，指出鸦片资金的流入与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有着直接联系：“19 世纪初，中国经济确实强大，美国人得以利用这一点，用茶叶交换鸦片，” 他说，“鸦片确实是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工业革命的一种方式。”

但波士顿婆罗门的财富不仅仅依赖于鸦片贸易。早在获得独立之前，美国船只也在俄罗斯进行走私货物的活动。

1763 年至 1774 年期间，有六艘美国船只抵达俄罗斯。来自波士顿的 “特・沃尔夫号” 船将糖、朗姆酒、大米、咖啡、巧克力、豆类等殖民地货物运至喀琅施塔得。美国船只则运回铁、蜡、大黄、皮革、索具、帆布。在七年时间里，走私量进一步增加。

“1784 年，至少有五艘美国船只抵达圣彼得堡港，其中包括乔治・卡伯特拥有的‘海盗号’和‘商业号’，以及伊莱亚斯・哈斯凯特・德比拥有的‘轻骑兵号’等。德比（塞勒姆一家大型商业公司的负责人）在指示‘轻骑兵号’船长 N. 巴芬顿时，建议如果‘克拉普和卡萨莱’贸易公司的声誉不逊于其他公司，就通过该公司开展业务。” 同时，德比计划在圣彼得堡购买 “100 吨小尺寸、便于船用的铁锭、俄罗斯帆布，肥皂和蜡烛、一定数量的亚麻布，但要留出空间装茶叶”。

该船成功航行至圣彼得堡，并于 1784 年 10 月顺利返回塞勒姆。此后，德比于 1785 年和 1786 年再次派遣该船前往圣彼得堡。通往新市场的道路被打开，马萨诸塞州的商人和海员在开拓市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在大陆封锁时期达到了最大规模。当时拿破仑决定通过经济制裁削弱英国的财政繁荣，英国则对欧洲大陆实施报复性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波士顿商人陷入了极为棘手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考虑英国的利益，因为英国会扣押他们的船只，同时也要考虑欧洲大陆国家的利益，因为这些国家会打击走私活动。他们成功应对了这一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最著名的波士顿婆罗门之一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

在这一时期，亚当斯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他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是他的前任们所没有的。亚当斯能流利地说法语。他聪明、有教养、举止优雅，轻松融入俄国的上流社会。他与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信任关系。他生活简朴，不举办招待会，但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大陆封锁时期贸易的一个特点是，殖民地货物价格上涨，而俄罗斯生产的货物价格下跌。可以说，美国人用俄罗斯供应的原材料建造了自己的舰队。（大陆封锁期间指的是 1806 年 11 月 21 日至 1814 年 4 月 11 日拿破仑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的这段时间）

丹麦研究员 A. 拉舍姆指出，在 1783 年至 1806 年期间，美国人从圣彼得堡运出了 393460 普特铁、365503 普特大麻（还有 27986 普特绳索）、369365 块帆布、333027 块布料。

美国完全依赖俄罗斯供应的亚麻和大麻。俄罗斯的亚麻被认为是最坚固、最可靠的。创建了贸易舰队后，美国商人掌控了中转贸易，供应来自新大陆的殖民地货物，如来自古巴和圣多明各的糖、来自巴西的咖啡、来自墨西哥的胭脂虫红（一种天然染料）等。

法国也不得不借助美国商人的服务，殖民地货物价格持续上涨。法国内政部长让 - 皮埃尔・巴萨松（Jean-Pierre Basasson）伯爵向拿破仑保证，“与美国人的贸易将有利于贸易、农业和工业，但由于陛下的意图是不接受任何英国商品，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局限于这些美国产品”。

马赛、波尔多、里昂和法国其他城市的商人和实业家也赞同他的观点。美国船只的进入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了他们建造和维护舰队急需的货物。

美国商人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贸易，这一贸易在彼得一世时期曾大幅减少。

总之，对于商人来说，当时的时代艰难但充满希望。对波士顿婆罗门来说，下一个有利时机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在修建铁路之前，环绕大陆的海路是美国东西海岸之间最快的路线。1850 年一个月内，有 16 艘来自波士顿的船只进入金门港。

此外，美国在造船业进行了革命，下水了第一艘快速帆船 “彩虹号”。其注册排水量为 750 吨，长 45.7 米，宽 9.1 米，吃水 5.2 米。从纽约到广州，该船绕过合恩角，用了 93 天，回程则用了 89 天。

美国船主意识到了这些船只的优势，考虑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 失去了茶叶运输的特权，美国船只开始毫无阻碍地驶入伦敦码头，运送新鲜茶叶。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鸦片快速帆船从波士顿出发前往中国和印度。

而回程时，它们确实装载着茶叶。美国开始在海上贸易中超越英国。“这些船由软木制成，设计用于在合恩角周围风暴航行条件下进行两三次航行，并不耐用。但由于它们比英国快速帆船便宜且速度更快，能够收回成本。英国人不知道如何建造这样的船只，输给了美国人”。

要知道，英国外交部早在 1777 年就警告说，“现在仍有可能摧毁美国的航海业”，“但几年后，似乎就不可能了…… 美国的制造业、航海业、贸易、渔业和农业与欧洲类似，这将使两个大陆成为竞争对手”。

“波士顿合伙人” 这一术语是由历史学家、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教授薇拉・什拉克曼在她 1935 年的著作《工厂城镇的经济史：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的研究》中提出的。尽管如今波士顿存在一家名为 Boston Partners 的公司，但其起源于 1865 年成立的波士顿公司。

在罗伯特・达尔泽尔 1987 年的著作《创业精英：波士顿协会及其创造的世界》中，列出了以下属于 “波士顿合伙人” 的人员名单：

威廉・埃普尔顿塞缪尔・巴彻尔德柯克・巴特小约翰・布朗菲尔德纳撒尼尔・鲍迪奇塞缪尔・卡伯特埃德蒙・德怀特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埃博特・劳伦斯阿莫斯・劳伦斯詹姆斯・劳埃德约翰・埃默里・洛厄尔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乔治・U・莱曼保罗・穆迪丹尼尔・平克尼・帕克托马斯・汉达赛德・珀金斯伊格内修斯・萨金特大卫・西尔斯查尔斯・斯托勒・斯特罗以色列・桑代克。

他们经常直接或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系，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尽管美国获得了独立，但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海姆・M・罗森伯格的著作《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生活与时代》，美国制造商担心，如果英国继续垄断生产和贸易，美国将永远依赖英国进口，其经济将受到损害。

“1794 年，美国仍处于家庭手工业时代，如手工纺织生产，而英国的生产已因工业革命而发生变革。英国保持领先地位，拒绝‘出售任何新机器，并禁止出口零部件、图纸或熟练技工’。”

基于这些观察，亨利・万西（1794 年访问美国的英国服装商和古董商）得出结论：“美国的生产能力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上其人口增长的步伐；至少在一个世纪内如此。因此，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加，总体而言，美国人认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满足他们的需求。”

1792 年，英国向美国出售了价值 15285428 美元的商品，而美国向英国出售了价值 9363416 美元的商品。考虑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万西预计美国在工业产品生产上对英国的依赖将持续多年。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美国于 1807 年颁布法律，禁止从英国进口，该法律刺激了本国生产的发展。到 1810 年，美国已建立了约 50 家棉纺厂。

1812 年的美英战争导致马萨诸塞州海岸被封锁，这进一步刺激了该州的经济。毫无疑问，美国纺织业的先驱是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他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第一家综合棉纺和织布企业。

“很少有人像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1793 年出生）那样对经济历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出生在美国殖民者为政治独立而战之时，他创建综合纺织厂的想法为新国家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概念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推动了至今仍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力量。”

“洛厄尔的父亲约翰（1760 年出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政治家，也是约翰・亚当斯的同事，亚当斯任命他为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母亲苏珊娜是塞勒姆航运巨头弗朗西斯・卡伯特的女儿。两个家族共同塑造了这个男孩的名字和职业生涯。14 岁进入哈佛大学的他，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毕业班上，他在院子里点燃篝火 —— 这是他不寻常的淘气行为。为此，他被‘送到乡下’几个月，在那里他教授数学和道德，之后才被允许返回剑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1813 年，洛厄尔和几位合伙人以 40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成立了波士顿制造公司，并推出了动力织布机。

不要以为一切都那么容易，我再说一遍，英国政府禁止向外国人出售机器图纸，工厂工人也被禁止移民。由于无法购买织布机图纸或模型，卡伯特利用自己的关系非法参观工厂，记住机械织布机和其他设备的构造。

回到波士顿后，他与雇佣的机械师保罗・穆迪（Paul Moody）一起，重新制造了用于织布生产的设备。

洛厄尔的成功体现在多个因素上。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建立工厂的理想之地 —— 河流有十英尺的落差。“他们为什么不买下波塔基特运河呢？” 后来纳撒尼尔・埃普尔顿回忆起一位朋友的问题，“那样他们就能掌控梅里马克河的全部水力，那里的落差超过三十英尺。”

穆迪开发的动力传输系统，使用一系列由水轮机驱动的皮带和滑轮，结果证明比当时使用的轴和齿轮系统高效得多。而最重要的是 —— 在生产中采用了沃尔瑟姆 - 洛厄尔系统。

沃尔瑟姆 - 洛厄尔生产系统包括以下内容：对生产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控制。纺纱、织布、印染和裁剪布料现在都在一个工厂内完成。

但最关键的是，他为美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开始雇佣女性。该州没有足够的男性在工厂工作。于是洛厄尔决定雇佣未婚女性，为她们提供赚钱置办嫁妆、接受教育、有住所且不依赖父母的机会。

随后甚至出现了 “波士顿婚姻” 这一术语，它指的是未婚女性的共同居住。

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于 1817 年去世，享年 42 岁，为纪念他，东切姆斯福德的一家工厂以他的名字命名。卡伯特创立的公司的利润使其能够大幅扩大企业规模，并投资于其他生产领域。欧洲的战争以及每年 20% 的股东股息刺激了新英格兰各地大型工业城市的建设。其中一个以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命名的城市。

根据《马萨诸塞州简史》：

“到 1850 年，波士顿合伙人，包括埃德蒙・德怀特、柯克・巴特、帕特里克・T・杰克逊、威廉・斯特吉斯、哈里森・格雷・奥蒂斯、T・H・珀金斯、以色列・桑代克、埃博特和阿莫斯・劳伦斯、纳撒尼尔・埃普尔顿、洛厄尔家族、卡伯特家族、昆西家族和埃利奥特家族，控制了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

他们的名字几乎可以在当时所有棉纺厂的董事会或大股东名单中找到。他们管理或拥有美国纺织业五分之一的份额，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董事职位进行运作。

这些人控制着生产，交流成本信息，提交类似的原棉采购申请，并试图确定成品价格。他们垄断了地区水电站，在纺织设备的下游生产中拥有大量股份，还经常建造并出租房屋给工人。

为了进入新市场并支持新的盈利企业以降低风险，他们投资于该州的第一条铁路，到 1940 年代末，他们拥有该州三分之一的铁路里程。

到 1848 年，他们拥有波士顿银行 40% 的股份和该州保险行业 38% 的份额。波士顿资本主义精英的投资努力帮助马萨诸塞州在全国从事生产和非农业活动的工人数量方面占据首位。

“美国新工厂的景象让欧洲政客惊叹不已。他们原本期待看到类似英国工厂的景象，那些工厂淹没在人口过剩、散发着恶臭、破败不堪的城市的阴霾之中。而新英格兰的工厂却分布在未被破坏的土地上。”

“19 世纪 30 年代游历美国的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谢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看到‘崭新而清新，宛如歌剧舞台上的装饰’的美国工厂时惊叹不已。”

“1837 年，它们与她家乡英国的工厂之间的反差让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感到震惊。诚然，她注意到，游历美国的游客不可能不被现代工厂破坏大自然壮丽美景的现象所激怒。但不应忘记这对美国工人意味着什么。”

棉纺织生产成为带动该州其他行业的火车头。尽管马萨诸塞州面积不大，但为美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的经济腾飞只有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