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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前言·】——》在战争年代，兵权就是生死攸关的东西。而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竟提出剥夺毛主席的兵权，这可不是小事！
按常理，这种举动无异于“砸领导的饭碗”，后果恐怕不会太好。那么，毛主席后来是如何对待刘伯承的？是秋后算账，还是网开一面呢？
留学归来的军事专家
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时，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化军事理论和正规作战思想。
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对当时欧洲先进的军事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作为一名曾经的川军军长，他对正规军事训练和现代化作战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在他看来，只有严格按照现代军事理论组建和训练军队，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
他坚信，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正规化的作战，是打败敌人的关键。他梦想着能够将这一套先进的军事理念带回国内，用于改造和提升红军的战斗力。
可当他回到中央苏区后，却发现红军的实际情况与他想象中相差甚远。
游击战术在这里盛行，毛泽东的思想被奉为圭臬。在他眼中，游击战就是一种落后的、不够正规的战术。
这种思维定式让他在初次接触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他认为，游击战虽然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国民党正规军时，已经不再适用。
红军要想在未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快实现正规化、现代化。
刘伯承坚信，只有抛弃游击战的落后思想，全面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先进军事理论，红军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但刘伯承很快发现，他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并不受欢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游击战有着执着的信念。
在他们看来，游击战不仅仅是一种战术，更是一种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作战指导思想。
它强调因地制宜，依靠群众，灵活机动，这些特点都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
相比之下，僵化地照搬苏联经验，反而可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刘伯承与毛泽东之间，在军事思想上第一次出现了分歧。
军权之争
1931年的秋，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在苏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调整领导机构，这实际上是在为解除毛泽东的军权铺路。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阴谋，目的是削弱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中的影响力。
他们坚决反对王明的提议，认为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调整领导机构只会削弱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但王明坚持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三次反"围剿"失败，必须对此进行纠正。
他提出，应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行"全党治军"，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他看来，毛泽东过于强调军事，而忽视了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这种做法已经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他认为，只有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红军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1932年夏，国民党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这一威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宜黄、乐安之战，重创了国民党军队。
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也为毛泽东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这一方针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拥护，他们认为这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选择。
但就在战局正好的时候，中央却下令部队北进。毛泽东认为，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完全消灭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将使得根据地面临巨大风险，部队需要休整。
因此，他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一场关于军事指挥权归属的重要会议在宁都县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
关键时刻的重要抉择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的气氛异常紧张。支持和反对毛泽东的两派人马各执一词。
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和朱德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他们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有着出色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他的游击战思想已经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
在革命处于低潮、敌人强大的情况下，红军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不是分散兵力，各自为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而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和项英则持相反意见，他们强烈反对毛泽东继续掌握军权。
他们认为，毛泽东虽然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但他在政治上犯有错误。
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擅自决定军事行动，这是对党的领导的严重违背。
他们主张，军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
军事指挥权不应该由个人垄断，而应该由党的集体领导机构来行使。他们要求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领导。
双方人数势均力敌，最后的天平要由刘伯承来掌握。刘伯承在会议上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一个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军事专家来说，选择站在"国际派"一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刘伯承对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和现代化作战十分推崇，他也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向苏联学习。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否定自己在川军时期的实战经验和对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了解。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伯承最终还是投下了赞成解除毛泽东军权的一票。
他认为，在当前革命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领导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票不仅暂时改变了军队的指挥体系，也让刘伯承有了亲自验证自己军事理论的机会。
实践出真知的醒悟时刻
1933年2月，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主动出击南丰。
这一仗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彭德怀率领的不足两千人的部队在与敌军一万人的激战中遭遇惨败。
战后，刘伯承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意识到，自己过于教条地套用现代化作战理论，忽视了红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面临的实际困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打正规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次沉痛的教训，促使刘伯承开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并逐步调整自己的军事观点。
后来，刘伯承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有了更多机会深入了解红军的实际情况。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他发现红军普遍存在训练不足、武器装备落后等问题，整体军事素质远不如国民党军，这与他之前带过的川军还有一定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生搬硬套正规作战无异于自取灭亡。相比之下，游击战更加切合红军的实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以弱胜强。
刘伯承的认识不断深化，他开始系统研究游击战的特点和运用规律，逐渐摆脱了思想上的桎梏，真正领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到了1934年，刘伯承已经能够独立撰写《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等理论文章，系统阐述游击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他的思想转变之快，在许多人看来近乎不可思议。但这恰恰体现了他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可贵品质。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生事物，努力学习和掌握人民战争的基本规律。
最终，刘伯承以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专业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两人的关系得到了修复，刘伯承也成为了红军高级将领中的重要一员。
《——【·结语·】——》宁都会议上那个改变军权的投票，本可能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心结。
刘伯承用专业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把它变成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种敢于直面错误、及时调整的精神，不仅展现了一个军事家的胸襟，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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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宁都会议始末》、《红军早期军事战略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