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新年，日本某地工人集在红旗下，迎接新的一年来到。红旗会是日本工人运动中一种传统的集会，每到新年，工会会员便集在工会红旗下，互相谈论各人的抱负，互相鼓励斗志。
人群中，有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工人说话了。他那阴沉的面孔，酱色的皮肤，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生活的磨炼的。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在我生活的二十五年中，最叫我悔恨的，就是我害死了我的亲爹。说是这么说，可不是我亲手害的，慢慢往下听吧！
我爹自然是个穷人，起先是种庄稼的，可是租子太重，人口又多，再加上意外的天灾人祸，孩子越来越多，债是越欠越多，最后没办法，只得跑到煤矿上去找活路。
上煤矿的当然不只是我爹一个人。附近的穷庄稼人去了很多，干的是推车工，就是从坑底向外推煤车的活，一天工钱一块五毛。
可是，正像其他煤矿工人的命运一样，我上小学五年的时候，我爹一不小心，让煤车压在底下，成了瘸子回来了。
这时，留在家里的弟兄中，我算是老大了，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本来就靠我娘、我和妹妹租那么一点地养家糊口，我爹不但没挣钱，反倒要钱喝酒，这可把我和我娘愁死了。
我是个天生的孝子。我每天上学回来，便到村旁河边上去掏石子，装满一马车可得七毛钱，靠干这种活，喝稀的，啃芋头，总算一天三顿有得吃了。
可是，我那个酒鬼老子，当我和我娘不在的时候，不管破烂也好，什么也好，拿出去三文两文地卖掉，统统灌了烧酒。
卖光之后，又跑到河边上来，一巴掌推倒我和我娘，不管钱包里有钱没有，抢了就走。
我娘心肠软，总是原谅我爹；我呢，学校的先生告诉我，要对老人孝顺，所以虽然气得直哭，也还是忍着，挣钱来养家。
就这样，我念完了小学五年级，升上了六年级。那年春天，当地数头份的大地主，一个叫什么子爵老爷的人，在我们学校院子里，给他祖先立了一座纪念碑。
进行祭奠式的时候，我是学校最高的六年级生，而且是个级长，又是被人恭维为“神童”的，所以就让我代表学生读了祝词。
说来可笑，当时我可真高兴得昏头昏脑啦。你想想看，平常连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贵族老爷，竟夸奖我是出名的孝子，还亲手赏了我一盒点心哩！
我像神魂出了窍似的，兴匆匆地从学校回家，一面走一面相好好用功，将来当个大人物—哦，是当海军大将呢，还是当大臣呢？
我这么胡思乱想地走着，刚好走到方才赏给我点心的那个贵族老爷的山脚下，忽然听到竹林里有“捉贼”的喊声。
我吓了一跳，站住了。只见从竹林里跑出一个人来，看山的紧跟在后面追。那个贼到底被捉住了。他偷的笋叫人夺了下来，两个看山的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
啊，这不是我爹吗？一开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爹的脸被抓破了，成了个血葫芦，加上酒瘾在身，又挨了打，浑身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
我哭呵喊呵，在地上叩响头呵，求那两个看山的放了我爹。但是那两个对主子尽忠报效的奴才毫不理会，他们推开我，把我爹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我一点也想不透，我刚从子爵老爷手里得到赏赐，现在还捧在手里呢，可是我爹却偷了他家的笋，叫看山的给抓走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回到家里，我把爹被抓的事告诉我娘，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哭呀哭的，我恨起这个酒鬼老子来了，我讨厌他。
我想到我在村里的孝子名声，从贵族老爷手里得到赏赐的荣誉，将来的“荣达发迹”，都会因为这个灌黄汤的“贼老子”完蛋了，想到这些，我决心要我爹改邪归正，要他戒酒。
我和我娘两个人到警察所去。那个警官老爷平常总是装出一副笑脸，从我家园子里弄些靑菜什么去的，今天竟翻脸不认人，打起官腔来了。
我娘又赔了一车箩好话，可是不管用。正在这时，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警官的态度马上改变了。原来子爵老爷有话，看在我孝顺的分上饶了我爹了。
我眞是感激不尽，甚至想：为了报答子爵老爷的恩情，就是要我豁出生命去也行。当我从拘留所把我爹领回来时，我更下定决心，要使这个酒鬼老子改邪归正。
我和我娘商量了一下，买回一毛钱的烧酒，把瓶子放在哼哼
本来我爹的身子骨就已经很虚了，现在挨了一顿打，又在拘留所关了一夜，塌下去的两只眼睛更深了；他哆哆嗦嗦地抓起瓶子，把酒倒在碗里，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
我，开口了：“爹，这可是最后的酒啦，喝完了，就戒掉吧：我拚命用功，作个有出息的人。只要你戒了酒，好好在家呆着，我用上功，不管什么样的大人物都能当成的！”
我这么一劝，我爹开头好像没听进耳去，等到最后一滴酒舐个干凈之后，看我还在絮叨，他把铃铛眼咕噜一转，瞪着我说：“谁说要你有出息？大人物还不都是贼一样的家伙！”
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个老子可具是打心眼里变歪啦。我于是更加劲地劝说起来，这回我爹真发火啦：“想当什么大人物，那是比贼还坏的一群狗男女！畜生！”
他哆里哆嗦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摸起旁边的一根粗旱烟杆，就朝我的头上打来，一边说：“种地受他妈的地主的气，在煤矿受监工和公司的气，回家来，你这鼻涕鬼还说三道四！”
我抓住我爹的一只胳膊，还想说些道理，但是啪地一声，旱烟杆打在我的头上折断了。我因为太疼了，抱着脑袋向下一趴。就在这时，我爹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怪声。
我还没留意，我娘却发出一声狂叫，扑到我爹身上去了。
推呀，摇呀，大伙一齐哭哭啼啼地扑在爹身上。我娘像疯子似地捶他的背，叫唤着，可是我爹一下子就翻了白眼了。我在旁边看着，像傻子一样。
邻居们帮了几把手，我和娘才把我爹的棺材抬到村外的乱坟岗上葬了。我什么也弄不懂到底是我爹不好，还是我错了？
我每天想着我爹临死前说的话。这些话像个闷葫芦，越想越覚得话里有话，想不透。我对学校，已经覚得没什么意思了。不要说用功，连跟别人开口讲话也覚得厌烦。
我仔细把我爹的一生想了一下：他年轻时候是个勤快人，到煤矿去以前，是个很上劲干活的；可是干哪，干哪，怎么也胜不过穷神，于是他才变成这样。
我爹的死，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从此“神童”成了呆子，我成了个不爱开口的阴沉的小鬼。
十五岁那年，我被送到街里一家铺子去当学徒。每天给买主送米啦，看铺子的门啦，看掌柜家的小孩子啦，什么苦差事都干到了。我像丢了魂似的，完全像个傻子。
后来心神总算定下来了。我的人生——也开始多起事来啦：十七岁那年，我和那家米铺的一个叫做阿关的使女认识了。
阿关也是被家里扔出来的，所以我们俩很说得来，如果有谁挨了掌柜的黑，那么另一个总得要来安慰一番。
她长得很白，塌鼻梁，细眼睛，说不上怎么漂亮，可是“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啊！有时候她梳上个什么发髻，就在楼下使女住的房间里偷偷地给我看。
那半年过得很高兴。我这个“厌世和尚”，却把个和尚头故意像披髪头陀似地留了起来，还捺上叫做发腊的那种玩意儿！这些地方，正是人生的春天呢！
我们虽然知道穷日子是多么不好过，可是还像飞蛾投火似的，商量建立一个“穷窝儿”的事。我们打算在这里拚命干到二十三岁，把零用钱积攒起来，然后结婚。
我们两个人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望着满是黑灰的顶棚，一想到未来，就像看到天国似的。看来，人也是容易满足的呢！
我们俩十八岁那年春天，我的头发养得似乎像个样子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阿关的叔父的人，到米铺来了。
看样子，他有四十多岁，像个游手好闲的；长相也很凶，说话哇啦哇啦的那种派头，一看就知道是常走江湖的人。
我问阿关，她说叔父是有一个，可是会面还是头一次。我有点怀疑。
到了晚上，阿关跑来跟我说，她要同叔父一道去买东西。她一面说，一面匆匆忙忙跑出去，撵那个在店铺面前等着她的“叔父”去了。
我再没有往深处怀疑，关了店门，爬上阁楼就睡了。睡了一覚醒来之后，听听，阿关好像还没有回来似的。我想：这可奇怪啦！
第二天早晨，我到厨房里去，不见阿关，却看到老板娘背着孩子在烧饭。我问阿关到那里去了，老板娘作出一副下流的笑脸，说出了阿关被卖的消息。
我真是又急又恨，一口气跑到掌柜面前，把我要和阿关结婚的事跟他说了。那个掌柜，开头还仿佛有点吃惊地听着，末了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一往情深的。我问阿关大概会被卖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秃脑袋家伙，眼睛抬也不抬，说听昨晚那个人的口音，像是长崎岛原一带的人。
我也摸不清岛原在哪儿。可是，初恋那个劲儿啊，简直叫我什么都不顾了。那天一整天，活也没干，等到深夜，我就从米铺跑出来，只带了一点零用钱就上路了。
我一路痴心妄想：她恐怕正在流着眼泪等着我呢！我在火车上顚簸了一番之后，又在船舱里呕吐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岛原港。
可是，哪里会像我想象的那样：这里跟我出生的村子不同，井不是只有一二百户人家的地方啊：我挨门挨户地串了一遍，哪里找得到她！
转了一天又两个晚上，阿关的住处还是像在云里雾里一样。零用钱花光了，米铺也回不去了，我站在港口，走投无路，具有点想跳下海去。
第二天早晨，我想找码头上站岗的警察想想办法，可是一想：那么一来，他们一定会把我送回米铺或者老家去的，于是我便跑到职业介绍所里去了。
运气还好，当天就找到了干活的地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可真高兴哪！
可是，到了干活的地方一看；哈哈，要照这副样子，的确什么时候都找得到活干。那个厂叫岛原大岛绸公司。工人们三顿吃的都是糙米饭，荣呢，每餐是腌萝卜和大酱汤。
早晨五点起床，得整整干十三小时活，晚上九点电灯一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得睡覚。那怕一家有八口，也都挤在一间小房里。
工钱更加低得可怜。一个独身女工，于一年才挣三、四十块钱。可是公司把职工的粪尿卖给当地老乡，每一个人一年就可收两块五毛钱！
工厂的织机跟普通的不一样，织那些值钱货的，都要同时操纵三十根以上的梭子才行。女工们绷紧消瘦苍白的脸，紧张地来往投梭。出名的大岛绸，原来是压榨了工人的血汗织成的啊！
我干的活是给染绸丝的打下手，把捆成一把把的绸丝，放到叫作大岛黏土的一种茶褐色的泥里，埋起来揉呵揉呵，然后拉出来再埋上，就像帮泥水匠干活似的。
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叫做松田的人。他是工厂食堂里烧饭的火侠，是个很豪爽的年轻人。
我和他常常一道溜出宿舍，到海边上去蹓跶。最初他不肯吐露他的过去，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曾经在东京的学校里搞阶级运动，被开除了的。
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谈起了我爱上的女人被人卖了的事，和我那个酒鬼老头临死的事。他思索了一会，说：“都一样啊！无产阶级都叫那帮家伙给捆住了手脚！”
无产阶级这个字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我要是叫人捆住了手脚，那么捆的人是谁？他只笑笑，叫我好好想一想。
从此，这个问题粘到我脑子里，每天想：我爹为什么那样死啦？阿关为什么叫人贩子给带走啦？我为什么像条野狗似的，连个落脚安身的奔头都没有？
有时松田没有时间，我就一个人到海边去，呆呆的望着那黑色的山脉。海的那边，就是我的家乡。我娘是怎样在对付那穷日子呢？四个弟弟妹妹，是不是能每天喝上稀的呢？
那次以后，我对松田格外亲近起来了。他借给我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还给我解释看不懂的字句。这些书使我开了窍，帮助我想通了过去没有想通的事情。
不久，我跟松田成了像亲兄弟似的“同志”了。后来厂里有个叫源藏的，和同松田要好的一个叫阿花的琉球姑娘，也跟我们站在一起。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每天开会。
松田没有在工厂里搞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干法很幼稚。我们没有去注意工友们的不满情绪，而是主覌地去想着搞罢工。
我们秘密的印了很多传单，内容只是一般提到厂主发了大财，我们应该组织工会、举行罢工之类。对广大工人急迫地要求改善伙食、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问题，一点也没有提到。
源藏和阿花把传单散发到工厂的宿舍里，松田和我把传单带到附近的纺纱厂和食品工厂去。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谁也没有被捕。
第二天早晨，我们磨拳擦掌地等待工人行动起来，可是上工以后，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工厂里就好像根本没散过什么传单一样。
我们有点泄气了。第二天晚上又在海边公园集会商量了一番。四个人却没有想到应该就工友们的具体不满去提出问题，反而决定把抗议工人待遇低劣等传单，散到街上去。
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港町一带。我拿着浆糊、刷子，胳肢窝里夹着传单，抱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不管墙壁也好，电线杆也好，到处张贴起来。
两个便衣特务发现了我，我和他们干了一场，到底给抓住了。我被关进了拘留所，因为跟警官顶咀，又挨了一顿毒打。
那天晚上，松田也被抓进来了，关在我蹲的班房的隔壁。我有点悲观了。因为头一次被关进这种“猪圈”，心里没有底呀！
可是，我和关在同一班房里的一帮人一点点熟识起来了，而且也学会摆布看守警察的窍门了。
正当我拘留期限将要满的前三、四天,忽然旁边班房里传来 女人的哭声，听说新关进来了几个暗娼。
我因为没有事做，便借着上厕所的由头，想去看看。去的时候，因为光线很晃眼睛，没看清楚。
回来的时候，又扫了一眼，我不由地叫喊起来了，三个女人中间，紧靠这面坐的那个，不就是阿关吗？
阿关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诧异地向我这面转过头来，开头显得很吃惊，大概没有认出我来；接着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啊”地一声站起来了。
然而这时我已经走过去了。如果多停留一息的话，警察的皮鞭马上会落到我的头上。
俗话说：“乌鸦叫，两分飞。”以后我被移到另一个牢房里去，而且第三天我和松田一道被放出来了。
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阿关。想写信也没有地址。但是我认识到，受侮辱受损害的无产阶级妇女也不只是她一个啊！我和松田又设法进了工厂，更积极地组织工人起来跟资本家斗争。
每当我和工人弟兄们一起行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就是在救被侮辱被损害的阿关，就是在救我那下落不明的哥哥姊姊，在救正在挨饿的老母亲和弟弟妹妹，同时也是在继承我那死去的父亲的“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