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日，民国时期的山东省济南车站，五十余岁的张宗昌，身边围绕着护卫和送行人群，准备返回北平。在他刚与送行者告别，转身登车的瞬间，一位身穿黑衣、头戴礼帽的刺客突然出现，手持闪光手枪，直指张宗昌头部。接下来的枪声，将这位名声狼藉的“五毒将军”送上了绝路。张宗昌被称为“混世魔王”、“三不知将军”的人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命运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出生于1881年的张宗昌，家在山东的一个名叫祝家村的普通农户。他的名字“宗昌”意指家族的兴旺，这个名字是他的私塾先生根据他出生的吉日——正月十五，即元宵节所起的。在当地有句俗语：“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故此张宗昌的降生被认为预示着未来的显赫。

虽然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借助学问改变命运，但他对学业的兴趣寥寥。家境的贫困也使得他无法持续在私塾中学习，不久便不得不辍学，转而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

在经历了一系列底层劳动之后，面对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和生存的艰辛，张宗昌决定离家出走，前往更为富饶的关外世界寻找机遇。在东北的海参崴，他加入了当地的匪帮，由于他身材魁梧并且精通俄语，很快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势力。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北伐的兴起，张宗昌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革命领导人黄兴和陈其美开始在东北招募能打善战的人马，张宗昌凭借其地位和影响力，与招募官李征五建立了联系，并迅速通过这一网络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尽管他手下的胡匪数量不及其他领导人，但他利用已建立的关系网，在革命军中获得了骑兵团团长的位置，巧妙地将竞争对手刘弹子排挤出局。这一聪明的政治操作使他在革命军中迅速上升。

张宗昌的野心并非仅限于为革命而战。他内心始终保留着回关外的退路，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使他在1913年面对北洋军的压力时选择了背叛。他倒戈投靠冯国璋，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势力和地位。

尽管张宗昌在公共场合中喜欢夸耀自己曾是革命军中的英勇将领，但那些真正了解他历史的人都清楚，他的成功更多是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而非真正的英雄主义。

张宗昌的婚姻史在山东众所周知，他的后宫人员众多，以至于连他自己都难以记住确切的数字。在他的军事阵营中，副官的角色更多的是管理他庞大的私生活，尤其是众多妻妾的来去。

张宗昌对待女性的态度颇为随意，他将女人视为生活中的调剂品，像潮水一样，随来随去。有的女性仅仅在张家逗留几天就选择离开，对此他从不过问，任由她们自由进出。

其实张宗昌最初并不是如此放纵。他对娶妻纳妾的热忱始于与袁书娥的结合，而在此之前，他有着另一位从属于包办婚姻的原配夫人贾氏。贾氏和张宗昌都来自贫困的农家，是父母安排的婚姻。两家门当户对，皆为贫民，因此张家视贾氏为贤惠的选择。

然而婚后两人的生活毫无情感交流，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缺失。他们的婚姻并未结出子嗣。1916年张宗昌在上海的政治暗杀引来报复，虽然他侥幸逃生，但贾氏却在此次袭击中丧命。

张宗昌在贾氏去世后，并未显现出多少悲痛之情，反倒是迅速提升了与他长久关系的袁书娥的地位。袁书娥与张宗昌最初的相遇发生在中东铁路的一段打工经历中，那时张宗昌还是一个年轻气盛的汉子，而袁书娥尽管年仅十四岁，却已有着非凡的美貌和高挑的身材。

袁书娥的美貌迅速俘获了张宗昌的心，使他开始了狂热的追求。为了让袁书娥嫁给他，张宗昌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然而聪明如袁书娥，她通过周围的熟人调查了张宗昌的背景，揭露了他的谎言。这件事让张宗昌在当地颇为尴尬，为了挽回面子和赢得袁书娥的心，他不惜一切地弥补并赔罪。

最终袁书娥成了张宗昌的妾室。虽然她没有正妻的名分，张宗昌却因内疚和爱慕，实际上让她在家中扮演了女主人的角色。当贾氏逝世后张宗昌没有犹豫，立即将袁书娥正式扶正为正妻。

尽管袁书娥以自己的美貌和机智赢得了张宗昌的宠爱与正室的位置，但面对张宗昌不断的风流行为，她逐渐感到无力和心灰意冷。张宗昌的情欲无度，他不仅在本地纳了众多妾室，更是利用与外国人的关系，纳入了来自俄国、日本、朝鲜的女性进入后宫。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书娥开始对张宗昌的风流韵事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既不追究也不询问。然而张宗昌的无度行为终于逾越了底线，竟然开始觊觎袁书娥周围的亲信女仆。

袁中娥常以探望姐姐为名，频繁造访张家，实际上是为了接近张宗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关系暧昧，最终发展成了不可告人的关系。袁书娥发现后极力反对，严禁妹妹再踏入张家一步。但袁中娥为了能与张宗昌在一起，甚至绝食抗议，最终感动了张宗昌，使他决定接纳她为妾。这一决定使得张家的日常生活变得动荡不安，姐妹之间的矛盾频发，让张宗昌不得不频繁逃避家庭纷争，有时候一去数日方才归来。

面对丈夫的行为，袁书娥的怒火被彻底点燃，她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进行报复。在筹划报复时，袁书娥明白选择一个英俊的情人可能会激起张宗昌更大的愤怒，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找了一个外表平凡甚至略显丑陋的中医贾瘸子，来执行自己的复仇计划。贾瘸子其外表与古代小说中的武大郎颇为相似，但他的医术却颇具一定的实力。

这段不寻常的关系很快在张府内部成为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张宗昌却对此浑然不知。袁书娥与贾瘸子的关系逐渐加深，最终他们共同育有一女，取名张春梅。一开始张宗昌还被蒙在鼓里，错误地认为这是自己的骨肉，对小女儿倾注了大量的爱与关注。

然而一位老仆人在得到张宗昌的赏赐后，感念主人的恩情，却在无意间将这段丑闻泄露了出来。这一消息最终引爆了张宗昌的怒火，当他再次发现贾瘸子在自己家中“诊治”时，一场大戏上演。

张宗昌在愤怒中拔枪射击，但袁书娥在关键时刻推了一把，使得子弹射偏。贾瘸子抓住机会，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面对这样的局面，袁书娥并不感到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对于张宗昌而言，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她是他儿子的母亲。张宗昌虽然愤怒，但也顾忌着与儿子的关系和对妻子的内疚，最终没有对她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经此一役袁书娥的心中积郁的怒气和不满似乎得到了某种释放。尽管她的复仇并不完全按照预想进行，但至少她表达了对张宗昌背信弃义行为的强烈不满，这段复杂的家庭纠纷，虽然暂时平息，却留下了无法愈合的裂痕。

张宗昌在皇姑屯事件后失去了主要支持者张作霖，之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处于政治边缘，最终流亡日本。归国后不久张宗昌便落入对手韩复榘设下的圈套，命运终结于济南车站的刺杀。张宗昌的临终未能留下任何遗言，生前积累的财富和权势也已荡然无存。

在他过往的生活中，张宗昌的家庭情况尤其复杂。作为他的大太太袁书娥在张宗昌去世后迅速带着子女撤离了风波中心，逃至沈阳。她靠着多年积累的财富开办了一家当铺，尽管生活稳定，却难以适应从豪门太太到商贾的转变。在新生活中袁书娥的日子虽然物质不缺，但心理上始终无法适应这种平凡，经常独自在房间怀念过去的辉煌岁月，并自语哀叹张宗昌的早逝。

尽管张宗昌生前颇为声名狼藉，他去世后袁书娥是唯一坚持纪念他的人。袁书娥在张宗昌死后，常常独自前往其墓地，默默地祭奠，她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对外人而言，张宗昌或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但在袁书娥的记忆中，他仍是那个曾共度风雨、有过爱恨情仇的伴侣。

这种心理落差使她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悲哀。她经常回忆起过去的奢华生活，与目前的平淡生活形成鲜明对比，逐渐陷入深深的忧郁。最终导致她在1944年因抑郁症过世。

而与她命运形成对比的是妹妹袁中娥，她的生活态度则较为乐观。尽管她因为坚持与姐夫张宗昌结婚而遭到家族的非议，张宗昌去世后她被家族排斥。孤立无援的她决定带着自己的嫁妆回到故乡。回乡后不久袁中娥选择重新开始，嫁给了一个地方商人，尝试用全新的生活态度来调整自己的命运轨迹。

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婚姻生活相对平稳，尽管没有子女，但她通过参与丈夫的生意活动，逐步在当地社区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袁中娥的这一生活转变，不仅仅是逃避之前的豪门生活的波折，更是一种对自身命运的重新把握。与姐姐袁书娥的内向、保守和终日抑郁不同，袁中娥的后半生更多展现了她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未来的乐观期待。

与她相反，袁中娥的性格较为乐观。张宗昌死后被原家族排斥的她选择了独自生活，并未多久便再婚，重新开始了新生活。八姨太安淑义在张宗昌过世后选择留守，从张府获得了五千大洋作为安抚金，她用这笔钱支付生活开销，并租了一个小住所。不幸的是安淑义理财不善，将所有钱存入一家不稳定的银行，最终因银行破产而一贫如洗。她和女儿不得不靠做手工艺品勉强维持生活，1943年因疾病去世。

九姨太富贵儿获得三千多元的经济补助，初时生活无忧，她不幸遭遇一名贪图她财产的男子，造成了一系列经济损失。幸运的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忠心的大学生给了她支持与帮助，使她最终走出了困境。

十姨太祁氏也获得了安抚金，并与安淑义同住一院，二人相依为命，生活还算和谐。不幸的是战争中日军将她的儿子张乐盛抓走，从此她精神恍惚，不久后因忧郁症去世。

十一姨太拿着三千元补贴回到了东北的故乡，而十二姨太离开张家后便销声匿迹；十三姨太在张宗昌过世不久后决定离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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