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力”是标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特质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资本论》中获得了系统和成熟的论述。《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相融贯的三种语境下出场。首先，基于对商品价值形式内蕴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二重性的自觉，开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辩证存在结构的多重分析。其次，基于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张力结构的分析，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在逻辑。最后，基于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考察，透视资本生产逻辑蕴含的资本权力逻辑。《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既支撑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也承载着马克思哲学以劳动解放为轴心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蕴含着经济形式分析和政治现实批判相统一的政治哲学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 劳动力 政治经济学 政治哲学 劳动解放 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这是关系如何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和思想特质的重要问题。对此，国内外学界已作了诸多研究，这些研究要么在价值形式分析语境中把握作为“抽象劳动”的劳动力概念的社会形式意义（参见阿瑟，第50页），要么在剩余价值分析语境中关注劳动力概念的“公平正义”意蕴（参见科亨，第168—169页），要么在资本权力分析语境中强调劳动力概念的“生命政治”内涵（参见王庆丰，第39—41页）。而少有研究将价值形式分析、剩余价值分析和资本权力分析贯通起来，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双重视角阐释《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资本论》中劳动力概念出场的价值形式分析、剩余价值分析和资本权力分析三种语境的基础上提出，深入阐释《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既需要重新理解劳动力概念将价值形式批判、剩余价值批判和资本权力批判贯通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也需要重新理解劳动力概念承载的将“人与人的关系”批判诉诸“物与物的关系”批判的“政治哲学”意义。由此，才能阐明劳动力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的思想内涵及理论价值。 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形式分析中的劳动力众所周知，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分析是《资本论》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开端。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分析揭示了商品作为特殊劳动产品内蕴的劳动二重性，即凝结着人类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考察价值形式分析中的劳动力概念，首先需要将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分析与劳动二重性分析贯通起来。因为正是将“价值”溯源至“劳动”，马克思才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从而为理解政治经济学赢得了‘枢纽’”（柯尔施，第78页）。 在商品价值形式分析的“等价形式”一节中，马克思对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表现形式作了总结：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1—74页）“等价形式”这三个特点体现了价值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细胞”，商品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劳动二重化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隐秘事实。不同商品之间遵循的“等价形式”秘密，只有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蕴含的具体性和抽象性的二重结构入手才能加以破解。因为就劳动表现为价值而言，它不仅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而且是价值的创造者，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同上，第51页）。由此，马克思给出了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同上，第55页）这一重要论断。 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商品的价值形式只是价值形式的抽象形态，它一定会在货币和资本中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蝶变”。同样，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二重性也必将随着价值形式的商品—货币—资本的自我运动，而转变为更为具体的劳动与劳动力的二重性。再结合马克思关于“等价形式”三个特点的总结，我们看到，价值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相贯通的内在逻辑表明，价值形式分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劳动力商品”这一概念，但是在劳动二重性意义上却潜在蕴含着对于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结构性解读，或者说，潜在蕴含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辩证存在结构的解读：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劳动的具体形式与抽象形式、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进而，劳动二重性对于理解《资本论》劳动力概念的意义，便具有既内在于价值形式分析语境之中又超越于这一语境之外更为丰富的内涵。 其一，从区分劳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层面来看，商品价值形式分析必须首先突破对劳动活动及其产品的自然属性或“有用性”的理解，把握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等同性”的秘密。不理解不同商品之间的“等同性”并非来源于具体劳动所创造的“质”，而是来源于抽象劳动的“量”，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何以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以及商品何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细胞”。正是由于商品是耗费了一定的劳动时间的物或抽象劳动的产物，从而它在“量”的意义上才是可通约的，这是不同的商品之间具有“等同性”或可交换性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财富的价值形式进行财富积累的本质所在。“造成资本主义财富的劳动不是一般劳动，而是一种特殊劳动。它是抽象—具体劳动，即具有两重性的劳动。”（科西克，第158页）因此，劳动二重性首先在开端意义上引入了劳动的“质”与劳动的“量”的二重性分析，为揭示劳动力商品被剥夺质性差异和形式等同性的塑形提供了切入点。 其二，从区分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形式的层面来看，只有立足于劳动的具体性和劳动的抽象性的二重性分析，才能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商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劳动力作为劳动者的所有物，是工人唯一拥有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也是货币所有者或资本家购买的对象。在这里，劳动以劳动力商品的普遍性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地方在于，劳动力既具有一般商品所内蕴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存的普遍性，又具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劳动力商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工人的劳动参与资本生产过程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先是以劳动力商品的普遍性形式进入到流通领域或货币交换领域被资本家“购买”，再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形式即劳动活动进入到生产领域被资本家“使用”。而这个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货币从作为“货币”的货币向作为“资本”的货币转变的关键。因为在这一前一后的两个阶段中，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即剩余价值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二重性为揭示劳动力商品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处境差别和剩余价值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三，从区分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层面来看，只有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个人劳动是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为中介的社会性劳动，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人的劳动固然具有私人性，它是个人为生产满足自身生活的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对象性活动。但人的劳动也具有社会性，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共同生产过程中结成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劳动的社会性一直是“简单明了”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性才采取了商品的“中介”形式。而劳动的社会性之所以以商品为中介，是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是以具体劳动这一“简单明了”的形式存在，而是先将自己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进行出卖，再进行劳动生产。进而，以商品生产为中介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化，在构建起前所未有的普遍性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体系的同时，整个社会也将逐步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是购买劳动力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另一个是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即工人阶级。从而，劳动二重性为揭示劳动力概念承载的社会结构分析和资本权力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 由上可见，劳动二重性之所以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不仅在于它构成商品价值形式分析以及商品拜物教性质批判的支点，更在于它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辩证存在结构的基点。马克思始终在劳动的辩证结构中把握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普遍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本质。由于“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表现为价值形式，所以商品价值形式中的劳动二重性分析以最“抽象”的方式揭示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体”的存在方式，即作为价值生产的工具或劳动力商品而存在。正如普殊同（M.Postone）所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不仅是统治与剥削的对象，其本身正是统治的本质基础”（普殊同，第146页）。 因此，劳动力与劳动的区分构成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把钥匙，只有以价值形式分析中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二重性的理论自觉为开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体出发，才能真实把握马克思劳动力概念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正如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将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劳动”修改为“劳动力”，这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扯到全部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318页） 如果说劳动力对资本的从属首先是通过具体劳动的抽象化实现的，这种从属在资本的商品“元素形式”中表现为一种抽象从属，那么劳动力对资本的具体从属或资本对劳动力的实际控制，则是将抽象劳动转变为具体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价值实现的。经由《资本论》第1卷第4章“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对于剩余价值来源和货币“蝶变”为资本的分析，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实际的从属和支配关系，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语境中获得更为全面的阐发。在这里，劳动力的“形式”分析开始向“内容”拓展。《资本论》对劳动力概念的考察从“抽象”走向“具体”。 二.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张力：剩余价值分析中的劳动力《资本论》在分析货币向资本“蝶变”的过程中，不仅揭示了劳动力商品的购买和使用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且以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拓展了劳动力概念的内涵。在剩余价值分析语境中，劳动力既是剖析剩余价值本质的支点和揭示货币“蝶变”为资本的前提，也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概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追问：“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98页）在马克思看来，虽然斯密提出了劳动一般是商品价值的来源，但劳动对他而言只是一种“自为存在的生产性”和“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而不是同资本相对立的雇佣劳动或劳动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291页）李嘉图“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92页）。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辩证关系中提出劳动力概念，也不能从社会历史性的角度理解劳动力概念。 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停留于对劳动的形而上学理解，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辩证存在结构：“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329页）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历史性。“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奴隶主……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同上，第332页） 基于对劳动与劳动力的辩证结构和现代劳动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认识，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强调，劳动的商品化或劳动以劳动力的方式被出卖是资本生产得以可能的前提。工人不仅通过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参与到资本的货币交换关系中，而且由此被卷入以资本为主体的价值生产关系中。当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变成劳动力商品后，这种商品一方面使得工人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获得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在生产领域使得资本家获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能实现货币的增殖，就在于占有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所创造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由此，通过对剩余价值作为劳动力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差额”的阐述，马克思在资本生产语境中对劳动二重性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使之“获得了一种关于二重性的生产能力的新理解……把二重性从二元对立的静寂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重新赋予它们以辩证法的创造性”。（参见詹姆逊，第49页） “辩证法的创造性”的“新理解”体现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完整过程，但是在本质结构上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是在完成劳动力价值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劳动力生产资本家为劳动者支付的货币价值的劳动，剩余劳动是劳动力生产除了自身劳动力价值之外的价值的劳动。这表明，“剩余价值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存在于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支配结构的产物”（麦卡锡，第305页）。而形成这个“支配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将劳动变成劳动力商品。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劳动概念而提出劳动力概念，构成马克思剩余价值分析得以可能的前提，并由此实现了政治经济学论域的双重转变。 一方面，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马克思指出，货币占有者与劳动力占有者在完成简单流通领域的交换后，不会就此止步，而是将消费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当他消费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时候，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或者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也就由交换关系转变为生产关系。“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204页）那么“流通领域以外”是什么领域呢？是“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也就是“生产领域”。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同上，第204页）。 可见，剩余价值的生产正是建立在劳动力商品的独特性即“购买”过程和“消费”过程“在时间上是相互分开”的基础上。劳动力商品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剩余价值是在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劳动力的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或者说，流通领域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无偿占有发生在生产领域中，也就是发生在劳动力的具体使用中。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的秘密不在流通领域或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关系中，而在流通领域完成后的生产领域。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关注流通领域价值量的变化，马克思将研究重心转向被资本家挂上“非公莫入”牌子的生产领域。因为只有在这里，工人所创造价值被剥削的事实才能被真正揭露出来。 另一方面，研究目的从揭示财富生产的秘密转向揭露资本权力的统治。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私人劳动以商品价值量的方式获得社会承认看作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所以它只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永恒化和绝对化。而马克思则通过对劳动力概念的历史性分析，既提出劳动力商品以及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更强调劳动力商品表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权力统治机制。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占有者与货币占有者进行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过程，同货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过程一样，交换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在这个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中，“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同上，第204页）。然而，“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同上，第205页）。显然，劳动力商品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在前者中，它作为交换价值是参与商品交换的一方，得到了在价值形式层面应有的尊重；在后者中，它作为使用价值是完全的被支配者，是任由资本家蹂躏的价值增殖的工具。正是在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中，资本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支配关系暴露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便不仅仅是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货币增殖秘密的支点，而且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统治机制的钥匙。 全面分析劳动力概念对于资本权力批判的意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权力统治机制的内在矛盾体现在，一方面基于流通领域或交换领域的商品交换关系，构建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法权关系，即自由、平等和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在生产领域或劳动力的使用和消费过程中，暴露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对等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这个内在矛盾表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资本生产的全过程中被结构性拆解，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所以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既在“形式”上（工资）被尊重与承认，又在“内容”上（剩余价值）被践踏与蔑视。更为重要的是，“形式”上的尊重和承认恰恰掩盖了“内容”上的践踏和蔑视。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种资本对工人的隐秘统治机制内在生成，一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支配机制构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劳动力概念不仅承载了价值形式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且蕴含着揭露资本权力的生产和运转机制的“政治哲学”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更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的命题。这一事实揭穿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揭穿了劳动的人类学与伦理学的幻象，真实地表现了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所处的地位。”（仰海峰，第20页） 三.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权力批判中的劳动力从《资本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来看，劳动力不是一个“现成性”概念，而是一个“生成性”概念，也就是说，劳动的商品化不是既定性的“事实”，而是只有深入到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总体中才能加以把握的“过程”。由此，重新理解《资本论》劳动力概念，不能仅仅停留于“静态”的价值形式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而应经由剩余价值分析开启的社会历史向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中深入阐释劳动力概念的资本权力批判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作为一种物质交换方式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劳动力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存在，并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的前提。“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198页）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的原始动因是国家权力强行剥夺农民生产资料，促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在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并确立起稳固的经济结构之后，这种经济结构以自己的方式维持这种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断再生产自己的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同上，第821—822页）这时，劳动力的生产逐步隐去了“原始积累”时期“血与火”的暴力面目，而被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发展结构之中。从而，将劳动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力量不再是政治权力，而是被商品交换关系支撑的平等、自由和所有权的假象掩盖起来的社会权力。 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或者说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剩余价值本来是劳动力商品被消费后所形成的结果，现在成为资本不断再生产劳动力的前提。在流通领域形成的货币与劳动相交换的所有权，在生产领域转变为以资本为主体不断将活劳动对象化和客体化，无偿占有活劳动的劳动产品，并基于这种无偿占有再生产自身增殖工具即劳动力的权力。马克思指出：“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50页） 在以资本为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资本和劳动者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资本可以不支付等价物占有他人的劳动，而劳动者的劳动在未获得等价交换的情况下供他人使用。而且，这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逻辑前提上又总是被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掩盖，也就是被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资本家对货币的所有权所掩盖。实际上，交换过程中的劳动者对其劳动力的所有权被生产过程所否定，交换过程中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生产过程中的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生产过程就不仅是一个剩余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同上，第450—451页）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视角下，劳动力是一个“生成性”的社会历史概念。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初始阶段，即国家权力瓦解封建经济结构以“政治”方式生成劳动力，另一个是在初始形态的劳动力生成后，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总体中以“经济”方式生成劳动力，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或再生成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发展。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政治”方式和显性的权力生产出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工人，就不可能有“经济”方式以隐性的资本权力对工人的“再生产”。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进行结构性拆解，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的前提。这种再生产表现为，在劳动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以再生产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以再生产资本。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先将“劳动过程”与“价值生产过程”统一起来，也就是商品生产的过程，然后再将“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统一起来，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187页）在生产过程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劳动力要么被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形式所定义，要么被资本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所控制。 如果说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的产生是政治权力的结果，那么劳动力的再生产则是经济权力的结果。生产劳动力的政治权力在完成了劳动力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原始积累”后，蜕变为不断再生产这种对立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同上，第247页）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不断地生产出工人的贫困，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重新生产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也不断生产将劳动以劳动力的形式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工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86页）“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同上，第86页） 可见，劳动力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且是一个社会政治范畴。马克思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目的是揭示这种维持和扩大人的劳动活动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经济权力结构，或者说，揭示这种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权力如何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否定物，如何又在对自己的否定物的否定中实现自身的权力控制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对于资本作为一种主体性和实体性相统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精神哲学及其思辨逻辑的批判超越基础上的。马克思将黑格尔精神概念的主体和实体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嵌入对资本主体性的分析之中，揭示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对工人虚假的主体性的塑造。工人的主体性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资本“让每一个个体都有了随其意愿进行买卖的权利，但是这种主体被自我增殖的价值窒息了，这个价值完全把人的意愿吸收进了它的运动中”（阿尔布瑞顿，第45页）。由此，工人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体性及其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659页）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理解劳动二重性的“枢纽”意义。商品价值形式分析中对劳动二重性的揭示，不仅开启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辩证存在结构的多重分析，而且透过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在逻辑的梳理，揭示了剩余价值何以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断生产劳动与资本、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因为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劳动力在劳资交换过程中以抽象劳动的形式不断地生产出来，再在生产过程中以具体劳动的形式受到剥削和压榨。也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力”和劳动者对资本家的从属“义务”被确立起来并加以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演进逻辑构成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价值形式批判”“剩余价值批判”和“资本权力批判”三者一致的一条线索。只有从这“三大批判”相贯通的总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澄清《资本论》劳动力概念承载的以劳动解放为主题的政治哲学意蕴。 四.劳动解放与《资本论》劳动力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重新梳理和阐释《资本论》劳动力概念蕴含的“三大批判”演进逻辑，为从劳动解放角度深入阐释马克思劳动力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拓展了空间。一方面，劳动解放是指劳动力的解放，也就是将劳动从雇佣劳动的劳动力形式中解放出来，实现劳动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工具到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的解放。另一方面，劳动解放是指人的劳动活动的解放，也就是将人从物质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即从为满足物质需要而劳动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进入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如前文所言，劳动在《资本论》中总是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劳动与劳动力的矛盾关系中被把握。《资本论》的劳动力概念不仅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性劳动的塑形逻辑，而且蕴含着对这一塑形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指认。因此，当阿伦特提出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侧面在于“对劳动的赞美”，并将“劳动的解放”引入政治哲学叙事之中时，她的确切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颠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史意义。（参见阿伦特，第12页）但是，由于她对劳动作为“营生活动”的狭隘理解，也使得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蕴被遮蔽了。与之不同，我们认为，只有直面《资本论》劳动力概念贯穿的“价值形式批判”“剩余价值批判”和“资本权力批判”的总体性和复杂性，才能澄明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真实意蕴。 从劳动解放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即劳动力解放的角度看。《资本论》对劳动力作为商品价值形式支点和剩余价值来源的分析，其根本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对劳动的现代性塑形，也就是通过将劳动塑形为劳动力来实现自身作为价值主体的自我运动，并通过这种运动不断地再生产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生产，本质上是将个人劳动的社会化隐藏在商品这一物的外观之下，或者说，以商品生产为中介实现对个人活动的社会化塑形。由此，只有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总是以劳动力商品的方式存在，才能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真实意义。劳动解放在首要意义上意味着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人劳动的商品化塑形，将劳动从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劳动结构中解放出来。 劳动的劳动力化或劳动被塑形为劳动力，实质上是以商品为中介的生产方式实现的个人活动社会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劳动由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在商品形式上的表现。对此，不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科学发现”，还是“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都把这种个人劳动经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现社会化的“特殊生产形式”看作“永远不变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91—92页）而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以及对劳动力的深入剖析则表明，资本逻辑对劳动的劳动力塑形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的内在逻辑的结果，而且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困境发生的现实根源。 当资本逻辑将个人劳动的社会性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中介加以诠释的时候，个人存在方式和公共交往方式的物化也将不可避免。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个人受抽象的物所统治，法、政治和国家等公共事务也被抽象的物所裹挟。瓦解这种“统治”和“裹挟”必须超越资本对个人劳动社会化的塑形，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恢复人的“个体劳动”与其“类存在”之间“简单明了”的关系，克服个人把自己的“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与自身相分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189页） 从劳动解放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即人的劳动活动解放的角度看。马克思透过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强调剩余价值是劳动力商品在流通领域中的交换价值与在生产领域中所创造价值的“差额”。这个“差额”不仅是劳动力作为资本增殖元素所带来的结果，更是作为“死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从而实现对“活劳动”统治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是资本权力自我再生产的表现形式。劳动解放在这一语境中是将“活劳动”从“死劳动”的权力支配结构中解放出来。而要实现这种解放，必须破除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生产过程。 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生产过程对劳动的结构性塑形和控制，实际上是对现代人的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双重控制。个人劳动作为劳动力只是客体，资本和价值形式才是主体，劳动的个性和创造性在资本主体面前无法被劳动者所掌控。同样，由于个人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形式来实现，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幻象，掩盖了劳动产品被无偿占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公共生活的危机。结果，现代政治生活所珍视的诸公共性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窒息，无法真正实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透过劳动力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解剖，对经济结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命运的指认，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致思路径：将“人与人的关系”（政治关系）批判诉诸“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关系）批判，或者说，揭露“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政治关系）。这一独特致思路径的革命实践价值在于：引导作为劳动解放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自觉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相统一的理论性质，发挥《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指导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克利弗（H.Cleaver）所言，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提出质疑的革命活动，这决定了，对于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必须从“两面性”（经济的和政治的）的角度加以理解。与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只是“科学”地理解资本自身不同，《资本论》的政治解读是工人阶级的一项战略活动。（参见Cleaver，p.76） 正是奠基于这一独特致思路径，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既强调将人类的劳动活动从剩余价值主导的生产结构中将抽象劳动解放出来，瓦解将“活劳动”作为“死劳动”生产工具的经济结构，也强调将劳动从劳动的抽象价值形式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劳动作为一种人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活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解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蕴含着双重政治哲学意蕴：一是打破资本主义“物与物的关系”对现代人的结构化塑形，还原劳动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生命活动的真实意义；二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在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中重建表征“人与人的关系”的政治生活。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马克思强调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过渡的真实意义。这就是，劳动解放作为对“必然王国”的内在超越与重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超越与重构。它所实现的“自由王国”不是在物质生活之外，而是在物质生活之中。因为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既是劳动作为个体生命活动及自由个性的实现方式，也是劳动作为社会交往活动及政治生活的实现方式。简言之，“自由王国”意义上的劳动解放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422页）。 综上，面对资本的抽象统治普遍渗透到人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时代问题，《资本论》劳动力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个人劳动社会化塑形的分析，对于劳动解放双重内涵的理论自觉，不仅还原了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及其运行方式的特征，而且揭示了现代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中面临的社会政治困境。通过对《资本论》劳动力概念贯通起来的“价值形式批判”“剩余价值批判”和“资本权力批判”的全面阐释，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一社会政治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指认，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为超越这一社会政治困境指明的社会革命的实践道路。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概念既支撑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也承载着马克思哲学以劳动解放为轴心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蕴含着经济形式分析和政治现实批判相统一的政治哲学意义。 来源：《哲学动态》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